五、修行的功课
禅僧们就是这样随处开发他们的智能。他们得不到文字上，亦即形式上的教育。因为，这种教育，多半要从书本上和抽象的思维推理中求得。但他们所得的训练和认识，不但实际，而且有效；因为，禅堂生活的根本原则，就在“以做为学”或“在工作中学习”。他们轻视所谓的软性教育，认为那是“嚼饭喂人”的事情。据说，母狮生了幼狮，过了三天之后，就将它的子女推落悬崖之中，看看它们能否爬回它的身边；凡是经不起这种考验的小家伙，它就不再理会。不论此说是否属实，这却是以一种似乎不太仁慈的手段对待学僧的禅师所要达到的目标。学僧们既然无足够衣服好穿，亦无足够的饮食好贪，更无足够的时间好睡，而尤甚于此的是，他们却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修行的功课与劳动的工作。
外在的需要与内在的志向，如能调配得宜，最后必将造就俊秀的角色，在禅与实际生活事务上均受到良好的训练。这种教育制度，如今虽然仍在每一个禅堂奉行，但在一般的教育界中还不被清楚地了解，纵使是在日本，也不例外。而现代的商业主义潮流，却毫不容情地侵犯每一个干净的角落，在唯物主义的污秽波涛冲击之下，禅的这座孤岛，要不了多久，恐怕也要跟其他种种东西一样遭受没顶的命运了。如今的禅僧，对于历代祖师的那种伟大精神，已经开始不甚了解。虽然，寺院的教育方面仍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如果要使禅的生命延续下去的话，它那高度的宗教情操和崇敬的情感就非得加以保存不可了。
从理论上来说，禅的哲理不但超越整个推理的范围，而且不受二分对待的规则所限。但是这是一个很易令人沿到的地方，不能挺胸而过的人不知凡几；而当其一旦吃交之后，结果往往不堪设想。跟中世纪的若干神秘家一样，禅徒亦可因失去自制之力而变成放浪之人。不但历史可以为此作证，就是心理学亦不难说明此种堕落的历程。因此，某位禅师这才说道：“一个人的理想不妨与毗卢遮那（最高的神性）之顶等高，但他的生活却须至谦至卑，乃至能够屈膝于婴儿的足前。”这话的意思是说，凡是想得第一的人，不但要在众人之后，而且要做众人之仆。因此，寺院的生活不但要有精确的调节，就是所有的细节，亦得朝向绝对服从上面所述的精神方画推进。谦卑、守贫以及内在的贡献或圣化——所有这些禅的理想，都是使得禅者没有落入中世纪道德废除论窠臼的有力因子。由此可见，禅堂的训练在禅的放学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方面担任了多么重大的任务。
唐代的邓州丹霞天然禅师，某次路过位于首都的慧林寺，适值天气严寒，无以取暖，遂取寺中木佛烧之。管理寺院的院主见了，颇为生气地苛责道：“何得烧我木佛？”
丹霞以杖子拨灰作搜寻状云：“吾烧取舍利[9]。”
院主责问云：“木佛何有舍利？”
丹霞立即答道：“既无舍利，更取两尊来烧！”
据说，这位院主因了斥责丹霞的表面不敬而遭到须眉脱落的果报，而佛陀的责罚却未降到丹霞的身上。
虽然，我们也许会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但它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公案，而且，所有的禅师都一致同意，这位貌似渎佛的丹霞有着颇高的禅境。
后来，有僧请问一位禅师：“丹霞烧木佛，意旨如何？”
这位禅师答道：“寒即炉边取暖。”
又问：“有过无过？”
禅师答云：“热即竹下乘凉。”
既于这则公案，我禁不住要引另一个评语，因为此系学禅的一个最有意义的课题。
丹霞的弟子翠微无学禅师，设供供养罗汉（也许是木刻罗汉吧？）时，有僧上前问道：“丹霞烧木佛，和尚为什么供养罗汉？”
翠微答云：“烧也烧不着，供养亦一任供养。”
又问：“供养罗汉，罗汉还来也无（么）？”
翠微答云：“汝每日还吃饭么？”
其僧无语，翠微咄云：“少有伶俐的！”
且不论丹霞的功过如何，从纯粹的禅的观点来说，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像他这样的行为，凡是虔诚的佛教徒，都会视之为亵渎而极力避免的。由于对禅尚未获得彻悟的人，也许会假禅的名义去为非作歹，罔顾一切，因此，禅院这才订有严格的规定，丝毫不苟。
明代的云栖株宏，某次写了一册讨论比丘十种善行的书，一位自许甚高的僧人问他：“吾法一尘不立，十善何施？”（还写此书作么？）
云栖答云：“五蕴纷纭，四大丛沓，何谓无尘？”
其僧进云：“四大本空，五蕴非有。”
云栖给他一掌，云：“学语之流，如庇似栗！未在，更道！”（汝尚未到，另下一语来看！）
其僧无对，艴然而起，而这位大师却微笑着说：“蔽面尘埃，子何不拭？”
就习禅而言，透彻的悟力须与深切的谦逊并驾齐驱才行。
且让我以一名新到进入禅堂之前的经历，作为教导谦逊的例子。新到也许已经依照规定带了资格证明文件和前述各项僧侣必须用品，但禅堂执事不会就这样轻易让他入伙。通常，他们都会找些借口，不是对他说该堂已经客满，就是对他说他们财源不足，无法接受新人。这位新到如果就此知难而退的话，他就找不到入学之处了，不仅不能进入他最初所选的那座禅堂，连其他任何禅堂也都无法进入了。因为，不论到哪里，他都会吃到同样的闭门羹。假如他果真要学禅的话，他就不应被此类的借口难倒。
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假如他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话，他会坐在入口处的门廊上，将头搁在他所携带的小盒子上面，沉着而又耐心地在那儿等待。有时候，在晴朗的早晨或午后，会有一道强烈的阳光照射在他身上，但他继续保持着这种态度，不为所动。到了午餐时分，他可以请求准许，进入用餐。这是被容许的，因为，大凡佛教寺院，对于游方僧人，都不会拒绝供给食宿的。但吃罢之后，他得再度回到门廊上面，继续他的申请姿态。没有人理他，直至夜晚来临，他请求住宿之时，这个请求也像午餐一样，得到允许，而他便脱下行脚所穿的草鞋，把脚洗干净，由引导者带入留宿的房间。在多数情形下，他没有铺盖可用，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作为一名禅僧，当在深三昧中过夜。因此，他整夜正襟危坐，好像在专究一则公案[10]一般。到了次日清晨，他仍如头一天一样，回到门廊下，恢复之前的姿态，表现出恳求准许的样子。如此周而复始，也许要经三天、五天乃至七天的时间。禅堂的当局者们，就这样毫不徇情地考验着这位新到的耐性和谦逊，直到最后终于为他的恳切和坚韧打动，才尝试着让他加入他们。
这种历程如今已经有了形式主义的成分，但在此事尚未成为纯粹老套做法的古代，新到僧人确有一段够受的时间，他们往往被强拉活拖地赶到山门之外。我们可在古代大师们的传记中读到比这还要无情的冷酷待遇。
禅堂运用军训一般严格的生活管理规则，使得禅僧养成谦下、服从、朴实以及恳切等美德，若非不分彼此地仿效古代大师的突出范例，就是生吞活剥地实践性空哲学的上乘教说，例如大乘经典般若部类所阐述的教理。对于这种生活的大概情形，我们在前面描述餐饮的仪式时，已经窥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