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抵触法
现在谈到了第三类，亦即我所说的“抵触法”，指的是禅师对他自己或别人曾说过的话加以或明或暗的反斥。对于同样一个问题，他有时答“是”，有时答“否”。或者，对于某个众所周知且已完全成立的事实，他提出全盘的否定。从一般的观点来看，他可以说是完全不可信赖，但他却认为禅的真理需要此种反斥和否定才能证明；因为禅自有其本身的标准，而这种标准，以吾人的常识眼光来看，就在否定吾人所认为真实不虚的一切。禅的哲理尽管有着此等显然的混乱，但它却有一个彻底的指导原则为其主导，我们一旦掌握了这个原则，它那种七颠八倒的性质就成了再也明白不过的真理。
有人问中国禅宗的六祖慧能（他是在7世纪末期与8世纪初叶出兴于世的一代宗师）：“黄梅意旨什么人得？”“黄梅”是他的老师五祖弘忍所住的山名（在此代表五祖弘忍），而六祖慧能曾在他的座下习禅并继承了他的正统衣钵，这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这个问题并不是一种探问事实的普通问话；可以说它是别有用心的明知故问。对于这个问题，六祖答道：“会佛法的人得。”
“你不是得了么？”
“我没有得。”
“你怎么没有得呢？”
六祖答道：“我不会佛法。”[4]
他真的不会佛法？还是不会就是会呢？这也是《凯那奥义书》的哲理。
六祖的这种自我矛盾，比起道吾的自相矛盾来，可说要温和而且间接一些。道吾是药山惟俨（公元737年—公元834年）的法嗣，继承了药山的衣钵，但当五峰问他还识不识药山老宿时，他却冷冷地答道：“不识。”但五峰再次问道：“为什么不识？”他更明白地答道：“不识！不识！”除了有力地否定这个显然为大众常识所知的事实之外，他硬是拒绝说明任何“不识”的原因。
比上面所举之例更为著名，亦更为强烈的一个抵触，出于赵州的弟子“铁觉嘴”（扬州光孝慧觉）。当这位禅师拜访法眼宗创立者法眼文益大师（圆寂于公元958年）时，后者问他：“近离甚处？”
“赵州。”他答道。
“承闻赵州有‘柏树子话’，是否？”
铁觉嘴肯定地否认说：“无！”
法眼追问道：“往来皆言有，上座何得道无？”
至此，铁觉嘴忽然吼道：“先师实无此语！和尚（您）莫谤先师好！”
法眼听了，对于赵州禅师的这位弟子所持的这种态度颇为激赏，因此，他赞叹地说道：“真狮子儿！”
在禅宗语录中“祖师西来意”（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从西方的印度来到华夏的意旨），是一个经常被拿来参问的话题。禅者问及达摩前来中国的真意，指的是佛教的究极真理，与他越洋渡海，来到中国南海某个地点登陆的个人动机，并无直接的关系，因此，此事究竟是不是历史的事实，在此也就不成为必须探究的问题了。但古今对于“西来意”这个无限重要的问题，倒给出了无数的答案，不仅无奇不有，而且大都出人意料，然而，据通达此道的禅师们表示，所有这些答语，个个均表现了禅道的真理。
此等抵触、否定或矛盾的陈述，乃禅的看待人生之道无可避免的结果。此种训练的整个着眼点，完全在于以直观的方式体悟埋藏在吾人深心之处的内在真理。因此，在个人内心之中如此揭示或觉悟的这种真理，是没有办法用理智的手段加以处理的，至少是无法运用任何辩证或论理的公式传授他人的。这种真理必须由个人自证自悟，从自己的胸襟发出，与自己的身心性命打成一片。他人——亦即理念或形象——所可办到的，只是指出通向真理的道路而已，而这便是禅师们所做的工作。因此，他们所提出的指标，自然是无比寻常地自在，而且富于新鲜的创意。他们的眼光既然不离这个究极真理的本身，他们当然就可运用他们所可掌握的任何东西来完成这个目标了——不论它们的逻辑条理和结果如何。此种无视逻辑条理的做法，有时是刻意为之，只是为了要使我们明白禅的真理并非理智或知解所可得而通达的东西。因此，《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有云：“无法可说，是名说法。”（Dharmadeśanā dharmadeśaneti subhūte nāsti sa kaścid dharmo yo dharmadeaśana nāmotpalabhyate-the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唐代的一位相宰裴休，是黄檗禅师座下的一个虔诚禅徒。一天，他带了一篇写着他对禅的理解的文稿，呈给黄檗看。这位禅师接过稿子，置于座位旁边，瞧也不瞧一眼。隔了一会，问道：“会么？”（明白了没有？）宰相答道：“未测。”禅师说道：“若使恁么会去，犹较些子（还算可以），若也形于纸墨，何有吾宗？”与此相类的东西，我们亦可在白隐禅师参见正受老人的过程当中见出。因为禅是一种活的事实，故而亦只有在有生命的事实之处始可加以处理。理智的手段是真的，也是活的——假如它从生命直接发出的话。否则，不论有多大文学成就或做多少理智分析，对于习禅皆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