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祖达摩
禅宗的历史始于达摩西来（公元520年）。他带着一个特别的信息来到中国，而这个信息是：
教外别传，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上面所引的四句话，描述了禅宗的教学原则不同于当时中国已有的其他各宗，但这四句话本身并非出于达摩本人，而是后人归纳写出的。它们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由于没有明确的资料可以考证，所以也就无法奉告了。有位名叫宗监的佛教史书执笔人，从天台宗的观点编了一部题为《释门正统》（公元1257年）的史传，将这几句话的作者归于南泉普愿；这个公式可能发端于马祖、百丈、黄檗、石头以及药山等人活跃于江西和湖南的时候。打从那时起，它们就被视为禅宗独有的特色了，而将这种精神打入中国佛教徒心中的，则是达摩。当时的中国佛教徒，一方面放弃了哲学的推理，另一方面却也习起禅来了。他们还不知道禅宗的直指法门：直接透视开悟的真理而证佛果，不需经过学者所定的许多预备阶段。
如今，有关达摩的活动情形，只有两个出处。其一是唐代道宣所编的《续高僧传》（公元645年），这里面有关他的记载，算是最早的了。道宣是一位学者，同时也许是中国律宗的创立人，但他活在由六祖慧能领导而这个名为禅宗的新派运动尚未成熟之前；他在写这部《续高僧传》时，慧能才9岁。另一个出处是由宋代的道原所编的《传灯录》（公元1004年）。道原是一位禅僧，而他这部禅录又是写于禅宗完全被公认为佛教的一个特别支派之后，故而这部书中也就含有禅师们的许多言行了。他经常引用一些较早的禅宗史料，作为他的依据，但可惜的是，那些东西都已散失了，因此，如今的我们也只知其名了。
不用说，有关达摩生平的这种记述，自然会有若干不同的地方，前者作于禅宗尚未完全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宗派之前，而后者则出于一位禅师之手。在前者之中，这位禅宗的创立者达摩所得的待遇，跟其他各方面（例如译经、注释、持戒、习禅、神通等）的杰出僧侣并无两样；在这样一部史传中，达摩自然不能占据高于其他“高僧”的任何突出地位。他只是被当作“禅师们”之一加以描述，并未说明他的禅观与小乘信徒所习的那种旧有的传统禅观究竟有什么不同。
道宣未能明白达摩禅的究竟意义——尽管他可以看出其中有些地方不似当时所谓的“习禅”。因此，学者们有时争论说，道宣所述的达摩传里并没有使其配称中国禅宗初祖的禅，是以，达摩不可能像禅宗门徒所宣称的那样被视为中国禅的第一位鼓吹者。但是，这种论证不仅对禅宗有失公允，对于道宣也有失公平，在禅宗尚未为大家所知之前，他怎会想到要写一部禅宗的历史呢？道宣不可能是一位预言性的历史学家。关于达摩的生平，尽管道原的《传灯录》中含有不少不足采信的东西，尤其是他来到中国之前的那一部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道原所述达摩来到中国之后所做的一切大部分都是可信的史实。就这一部分而言，我们不妨以道宣补充道原的不足。偏向某个权威，牺牲另一个依据，而不衡量形成这些历史的史实背景，与公平裁判的精神是颇不相合的。
据道宣说，达摩留有不少著述或语录，显而易见，在他编著《续高僧传》时仍在流传，但从我们目前所见而言，这位禅宗创立者的唯一真迹，只是一篇短短的文章，道宣的《续高僧传》与道原的《传灯录》中皆有收录。彼人归于达摩的著述，尚有一些别的[3]，这些东西虽然颇有禅的精神，但大多为后人所伪造——除了我认为是他真笔的一篇：《安心谕》。加上另外一篇通称“四行观”的文字，共计只有两篇东西留传下来。虽然，我并不以为《四行观》是这位禅宗创立者留给我们的最佳著述，是可使我们直透禅的核心的代表作，但我仍愿将它当作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的最为可信的文章译介于此。
如前所述，这篇文章有两个版本，一个载于《续高僧传》中，另外一个收于《传灯录》中，两者虽有若干不同之处，但主要意旨并无两样。现在的问题是：哪一个版本比较原始？从编年记上来看，《续高僧传》的编辑时间早于《传灯录》，但后者却采用了较早的著述。我们既然无法确定被用文献的可靠性，那么，《续高僧传》的权威性也就不是绝对的了。因此，判断这两个版本的优劣，唯一有益的办法，便是先从文字上给它们来做一个比较，然后再看比较的结果对于二者的性质究竟有什么发现。我所比较的结果是：《续高僧传》的编者采用了保存于《传灯录》中的版本，而后者则较忠于原著——假如在这个版本之外仍有所谓的原著的话。作此结论的理由是：达摩的著述在道宣编著《续高僧传》之后显出了不少的改进之处；因为，他总得照他自己的旨趣编写他的书。达摩的著述经过如此编写之后，显出了一种较佳的格调；更加简洁、更得要领以及更为精练了。为了这个缘故，下面所取的版本是出自《传灯录》的文字，因为，该录的编者道原可有种种理由照录原著的文字。
法师者（菩提达摩），西域南天竺国大婆罗门国王第三子也。神慧疎朗，闻皆晓悟；志存摩诃衍道，故舍素随缁，绍隆圣种；冥心虚寂，通鉴世事；内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边隅正教陵替，遂能远涉山海，游化汉、魏。忘心之士，莫不归信；存见之流，乃生讥谤。
于时唯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后生，俊志高远，幸逢法师，事之数载，虔恭咨启，善蒙师意。法师感其精诚，诲以真道；令如是安心，如是发行，如是顺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无错谬。如是安心者：谓壁观[4]也。如是发行者：谓四行也。如是顺物者：谓防护讥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着。此略序[5]所由云尔。
夫人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复，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
行入者：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报冤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之行。
一、云何报冤行？谓修道之人，若受苦时，常自念言：我从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流浪诸有；多起冤憎，违害无限。今虽无犯，是我宿殃，恶业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见与；甘心忍受，都无冤诉。经云：逢苦不忧。何以故？识达故。此心生时，与理相应，体冤进道，故说言“报冤行”。
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业缘所转；苦乐齐受，皆从缘生。苦得胜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是故说言随缘行也。
三、无所求行者，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功德、黑暗，常相追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而安。了达此理，故舍诸有，息想无求。经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判知无求，真为道行，故言无所求行也。
四、称法行者，性净之理，目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著，无此无彼。经云：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于身、命、财，行檀舍施，心无吝惜。达解三空，不倚不著，但为去垢，称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行，复能利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檀施既尔，余五（《金刚经》中所说“六度”）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
此处所说的“二入”之教，显然出自《金刚三昧经》（The Vajrasamādhi- sūtra）[6]；而“四行”之教则是第二种“入”亦即“行入”的扩充。我们只要将相关经文引出做个比较，即可看出其中的关联：
佛言：“二入”者、一谓“理入”，二谓“行入”。“理入”者，深信众生，不异真性；不一不共，但以客尘之所翳障，不去不来。凝住觉观，谛观佛性：不有不妩；无己无他；凡圣不二。金刚心地，坚住不移；寂静无为，无有分别，是名“理入”。“行入”者，心不倾倚，影无流易；于所有处，静念无求；风鼓不动，犹如大地。捐离心我，救度众生；无生无相，不取不舍。菩萨心无出入，无出入心；入不入故，故名为“入”。菩萨如是入法，法相不空；不空之法，法不虚弃。何以故？不无之法，具足功德；非心非影，法尔清净。
读者将这两处文字做过一个比较之后，当可不难看出，达摩将他的引文做了一个极其重要、极其显著的更换——将经中的“觉观”换成了“壁观”。所谓“壁”，通常是指“墙壁”或“悬崖峭壁”，往往与“立”字合用，构成“壁立万仞”这样的词语，用以形容不可攀越的墙壁，或以象喻的方式表示一种坚定的态度，例如像磐石一般直立的不动明王（Acala- Vidyārāja）。达摩为什么要将觉醒或觉悟的觉字换成“壁”字，与显然毫无关系的谛观或观想的观字组成词呢？理由何在呢？这种奇异的结合至关紧要，因为它被如此运用，完全改变了它在上下文中所显示的整个意义。
《续高僧传》的编者道宣，在他对禅所作的说明中，称达摩的“大乘壁观”为他在中国所完成的一项最有功德的工作。达摩因此常被人称为“壁观婆罗门”。而日本禅宗曹洞派下的僧人，在面对墙壁坐禅时，便认为那是依照他们祖师的示范修行。但是，这显然是对“壁观”一词所做的一种浅解；因为，只是凝视墙壁，怎能会像道宣在他的《达摩传》中所暗示的一样，在佛教世界中造成一种革命性的运动呢[7]？像这样的一种天真修行方法，怎会在当时的佛教学者中引起那样激烈的反对声浪呢？在我看来，“壁观”一词含有一种远为深入的意义，必须从下引《传灯录》中一节文字加以理解才能明白，而这节文字则是引自一篇名为“别记”的较早文献：
祖（达摩）初居少林寺九年，为二祖说法，只教“外息诸缘，内心无喘[8]；心如墙壁，可以人道。”慧可种种说心说性，曾未契理。祖只遮其非，不为说无念心体。可忽日：“我已息诸缘！”祖曰：“莫成断灭去否？”可曰：“不断灭！”祖曰：“何以验之？”可曰：“了了常知，说即不得！”祖曰：“此是诸佛所传心体，更勿疑也！”
实在说来，这节文字综括了达摩教学之中所含的特别信息，故而，究竟什么是“壁观”的问题，我们亦可从它里面求得一个合适的答案了。所谓“壁观”，也许是他当时虚构的一个名称，而他的真正创造力，则含于“壁”这个字的创意之中。这是一个十分具体、十分鲜活的字，其中不合任何抽象和概念的东西。因此，道宣才特别称达摩之教为“大乘壁观”。他的“二入四行”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禅味，他的“壁观”之教却是使得达摩成为中国禅宗初祖的东西。
《释门正统》的作者把“壁观”两字解释为“没有客尘侵入”的心境。这话也许没错，但我们仍然不知这种认识的依据何在。他在心中想到“别记”所述的达摩对慧可说的话了么？不论情形如何，“壁观”一词的根本意义，必须到一位禅师的主观意识之中去求，这也就是说，必须到那种高度集中、绝对没有任何观念和感官形象的境地之中去求才行。如将“壁观”一词只当“面壁而观”加以理解，那将是一种十足的荒谬。身为中国禅宗开山祖师的达摩，由他所带来的“别传”信息，如果可在他的现存著述里面找到的话，那一定是在这个“大乘壁观”之中了。
除了这篇作品之外——这是达摩传下来唯一现存作品——我们还可从《楞伽经》《金刚三昧经》以及《能断金刚经》中，一窥达摩的中心教义。禅跟其他诸宗不同的地方，是没有可称为“根本经”的特别经典，让它的门徒作为主要教理的依凭。但达摩却向他的第一代弟子慧可推荐了《楞伽经》，因为，这部经中含有与禅关系极为密切的教理，故而其后的禅门学者相继探究[9]。至于《金刚三昧经》在阐释禅理方面的重要性，我们不难从达摩本人引用此经的情形得到理解，关于此点，前面已经指出了。
说到《能断金刚经》，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它与五祖弘忍之前的禅没有关系；因为，最初将它介绍给自己门人的人，就是弘忍自己。而达摩本人对于这部在中国最吃香的佛典，连提也没有提过。但据慧能为《金刚经》所作序言（至今仍在）说：“自从达摩西来，为传此经之意，令人悟理见性。”假如此语不虚的话，那么，达摩在中国展开他的事业之初，对于此经至少亦可说有相当认识了，故而，从某一方面来看，此经与禅的关系亦比《楞伽经》与禅的关系更为紧要了。因此，认为《金刚经》到了弘忍和慧能之后才开始吃香的这种流行观念，必须修正。且不论情形究竟如何，《楞伽经》总是太高深了一点，很难作为通俗的教材，故而在禅越来越有势力和影响力的时候，终于逐渐被《金刚经》所取代了。作为佛教大藏《般若部经》之一的《金刚经》，它的教义不但相当单纯，且有某些地方与老庄的空寂无为观念，颇为相近，对于一般中国人而言，奉行它的性空之理并不为难；实在说来，这与中国思想的某些方面颇为一致[10]。
然而，对于禅者而言，所有一切文字著述，皆如指月之指，其本身真正能够教人自见自性的地方不多；因为这种“自见自性”的“见”，乃是必须由个人亲自努力才能达成的一种实践功夫，单靠语言文字的解释是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的。所有一切经典，包括《楞伽经》《金刚三昧经》以及《能断金刚经》在内，对于真诚而又恳切的真理追求者，都不会有多大的帮助——假如他必须以他自己的赤手空拳去掌握赤裸的事实的话。此事只有在他运用他的全副精神努力，到他的内在意识自动从他里面开放时，始可办到，文字语言只有在指示路径的时候才有帮助，它的本身并不是禅所追求的目标。
菩提达摩在印度的早期生活，就《传灯录》中所述者而言，也许可以说是含有大量的虚构成分，但他的后期生活就不那么容易支遣开去了。这正是它补充《续高僧传》不足的地方，因为，此传虽出于一位优秀的史书编者之手，但此编者对于禅宗的未来发展却也并无所知。那么，据《传灯录》所载，这位第一号的大人物菩提达摩，在来到中国之初，曾与当时最伟大的佛教支持者梁朝的武帝见过一面，其见面的情形约如下述：
（武）帝问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
祖（达摩）曰：“并无功德！”
帝曰：“何以无功德？”
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帝曰：“如何是真功德？”
祖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此功德，不以世求（不可以世间有为功德求之而得）。”
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祖曰：“廓然无圣！”
帝曰：“对朕者谁？”
祖曰：“不识！”
这个答案够简单，也够明白了，但这位虔诚而又博学的“佛心天子”，却没有抓住达摩整个神采里面所显示的精神。
达摩见这位皇帝再也无忙可帮了，便离开了他的统治区域，退隐到魏境的一座寺庙之中，静悄悄地面壁而坐，修习他那“壁观”法门，据说这一坐就是九年的时间，直到他以“壁观婆罗门”[11]知名于世。
一天，有位名叫神光的僧人拜见他，殷勤而又恳切地求他开示禅的真理，但他未予理会。但神光并不泄气，因为他知道，所有一切的伟大宗教领袖，莫不皆须经过许多痛苦的磨炼，才能达到他们立志追求的最后目标。一天晚上，他站在雪地上等待达摩给他开示，直到不停降落的积雪几乎到了他的膝部。
最后，这位祖师终于“顾而悯之”，并且
问曰：“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
（神）光悲泪曰：“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
祖曰：“诸佛无上妙道，文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漫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
光闲诲励，潜取利刃，自断左臂[12]，置于祖前。
祖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因与易名曰“慧可”。
可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
祖曰：“诸佛法印，非从人得！”
可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祖曰：“将（拿）心来与（为）汝安！”
可良久曰：“觅心了，不可得！”
祖曰：“我与汝安心竟！”[13]
越九年，（祖）欲返天竺（印度），命门人曰：“时将至矣！汝等盍言所得乎？”
道副对曰：“如我所见，不离文字，不执文字，而为道用。”（此节英译大意为：“真理超越肯定与否定，因为这就是它的动用之道。”——中译者。）
祖曰：“汝得吾肉。”
（比丘）尼总持曰：“我今所解，如庆喜（阿难尊者）见阿閦佛国——一见更不再见！”
祖曰：“汝得吾肉。”
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
祖曰：“汝得吾骨。”
最后，慧可礼拜，依位而立。
祖曰：“汝得吾髓。”[14]
达摩终于中国，可说“不知所终”；我们无法知道他在何时、何处以及如何离开人间。有人说他被他的对手毒死了；也有人说他渡过沙漠回印度去了；还有人说他渡海到日本了；可谓“众说纷纭”。但他们全都同意的一点是：他已很老了。据道宣说，他死时已有一百五十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