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今日的精神危机与心理分析的任务
在本文讨论之初，我们必须思考一下在历史上的这个艰困时期，西方人在精神上所经历的危机，以及心理分析在这个危机中的作用。
生活在西方的人，虽然大部分没有清楚地感觉到（或许大部分人一向都是如此），他们正在经历着西方文化的一个危机，但是至少一些有批评眼光的观察者都共认这个危机的存在，并了解它的性质。这个危机可以被描绘为“不安”“倦怠”“时代病”，死气沉沉，人的机械化，人同自己、同他的同胞以及同自然的疏离[2]。人追随理性主义，业已到达理性主义变得完全不合理性的地步。从笛卡尔以后，人就日益将思想同情感分离；人们认为只有思想才是合理的，而情感，由其本性使然，就是不合理性的。人被劈为两半，一半是智性，这被认为是真正的我，它要控制另一个我，就如同要控制自然。用智性控制自然，以及生产更多更多的货物，变成了生活的最高目标。在这个程序中，人把他自己变成了物，把生命变成了货物的附属品，生活被持有所统治。在西方文化的根源（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中，生活的目标是完美的人，现代人则认为生活的目标是完美的物，以及如何制造此物的知识。西方人现在处于一种精神分裂性的无能——无能于体验情感。因此，他感到焦虑、躁郁和绝望。口头上他仍旧把幸福、个人主义和创造视做生活的目标，但实际上他没有目标。问问他为什么活着，他所有这一切经营是为什么，他会十分难堪。有些人会说，他们为了家庭而活，有些人会说是为了“玩乐”，另外一些人会说是为了赚钱，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而活；他没有目标——除了是想逃避孤寂与不安全感之外。
确实，进教堂的人，今日比一向都多，讨论宗教的书变成了畅销书，而大家口口声声说上帝，也比一向更多。然而这种现象却是深沉的唯物态度同非宗教态度的掩饰，并且是对19世纪一个空洞的反应，这个反应的原因是由于人们感觉到不安全，感觉到需要同他人一致化。19世纪明显的倾向，可由尼采的名言表示出来：“上帝已死。”今日的人们表面上虽信奉宗教，但就真正的宗教态度而言，没有实质。
19世纪的舍弃有神论的观念，从某个角度来看，是一件不小的成就。人跨出了一大步，投入客观之中。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人丧失了他在一切造物中的中心角色，一切万物不再是由上帝所造并受他统治的。弗洛伊德从新的客观观点来研究人的潜藏动机，而认为人信仰一个全能、全知的神，是由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无助，是由于人想求得伸出援手的父母亲——这父母亲便以天上的神为代表。弗洛伊德看出来，人唯有自己救自己；伟大的教师、父母、朋友与爱人的援手，确实能给他帮助——但是只能帮助他勇敢地接受生存的挑战，并用全心全力去做反应。
人放弃了父母般的上帝这个幻象，但他也同时放弃了所有伟大的人道宗教的目标：克服自私的自我所构成的种种限制，而达到爱、客观、谦虚和对生命的尊重，如此，使得生活本身成为生命的目的，而人变成他潜能中所能够变成的样子。这些目标是西方伟大的宗教的目标，同时也是东方伟大的宗教的目标。然而，东方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却在于它们的宗教没有受到父神这个概念的拖累；西方的一神论宗教中，却对这个父神表露出强烈的渴求。道教和佛教在合理与讲求实际方面，要超乎西方宗教。他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去看人，而除了“觉悟者”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可做人的引导者，而人又是可以被这些觉悟者所引导的，因为每个人在内在里都有着觉醒与开悟的能力。这乃是何以东方的宗教思想——道教与佛教，以及它们在禅宗中的结合——对今日西方具有了如此大的重要性。禅宗帮助人为他的生存问题寻得答案，这个答案在本质上同犹太- 基督教所给予的答案并无不同。然而禅宗的答案却与现代最珍贵的成就不相冲突，即它不违背理性、真实主义与独立。东方的思想比西方思想更合乎西方的理性思想，可以说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