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概念中的价值与目标
心理分析是西方人的精神危机以及寻求解决的意图的典型表现。在近来的心理分析学发展中，在“人道主义”的心理分析与“存在主义”的心理分析的发展中，明显呈现出这一种趋势。但是，在我讨论我的“人道主义”心理分析学之前，我要说明一下，弗洛伊德自己的体系，并不像大部分人所以为的，只关乎“疾病”与“治疗”的概念，而是关乎人的“拯救”的，它绝不只是精神病人的治疗学。表面上看来，弗洛伊德是新的精神病治疗学的创始人，而他终生的主要兴趣也就是放在此处。然而，如果更近一些看，我们会看出在这个精神病治疗学背后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兴趣，而这个兴趣是弗洛伊德甚少表明，甚或连他自己都很少意识到的。这个隐藏的概念其首要的目标并不是精神疾病的治疗，而是一种超越疾病与治疗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他所建立的“心理分析运动”的宗旨是什么？弗洛伊德对人的未来的看法又是什么？他的运动所赖以建立的教条是什么？
弗洛伊德给予这个问题最清楚的答案可能就是“何处有本能冲动，何处就要有自我”。他的目标在于用理性来控制非理性的、无意识的欲望，在于使人从他的无意识力量中解脱出来。人若想控制他自身之内的无意识力量，就务必对这些力量有所认知。弗洛伊德的目标在于对事实有恰当的知识，而这种知识乃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引路灯。这些目标是理性主义、启蒙哲学与清教伦理的传统目标。然而，宗教与哲学虽然设定了这些目标，以便通往乌托邦，弗洛伊德则是——或者，他相信自己是——第一个把这些目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他使用的方式就是对无意识领域的发掘），并指出这些目标如何得以实现。弗洛伊德一方面代表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极致，一方面他又以他的天才克服了理性主义的虚假与肤浅的部分，转而将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浪漫主义，在当时的19世纪，正是理性主义的有力反对者，因为它所尊重的是人的非理性面，即人的情意面[3]。
至于对个人的治疗，弗洛伊德所抱的哲学与伦理目标要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大。在导论上，他曾提到想用某种神秘的实践方式来导致内在人格的基本改变。然后他继续说：“我们必须承认，心理分析治疗学选择了一个类似的方法。它的目的在加强自我，使它更能不依赖超自我来扩充它的监视领域，以便占领本能冲动中更多的部分。何处有本能冲动，何处就应有自我。这是一种文化工作，如同须德海之填平。”他以同样的口吻说，心理分析治疗学意在“将人从他的精神官能症状、禁止以及变态性格中解救出来”。[4]他也同样看出，心理分析者不只是一个“治愈”患者的医生，他说：“心理分析者为了在某些分析情况下作为患者的楷模，在某些情况下作为患者的教师，他必须在某种意义上处于超越的地位。”他又说：“最后，我们不可忘记，分析者与患者的关系是建立在对真理的爱上面，即是建立在对事实的认知上，它排除任何的回避和欺骗。”
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概念中，还有其他因素是超越一般疾病与治疗概念的。对于东方思想——特别是禅宗——有所了解的人，在听到我下面所要述及的因素时，会注意到它们同东方思想并非无关。此处最先要提及的是弗洛伊德的知识导致改变的概念，他认为理论与实践不可分开，而在知己的这个行为本身中，我们就改变了自己。无须说，这一个概念同弗洛伊德当时和今日的科学心理学的概念有所不同，在这种科学心理学中，知识只是理论上的知识，而对知者没有改变的作用。
弗洛伊德的方法还有另一点同东方思想，特别是禅宗密切相关。对于有意识的思想体系的高度估价——这在现代西方人是典型的态度——弗洛伊德并不赞同。他认为，我们的意识思想只不过是我们内在心理程序的一小部分，同我们内在的巨大力量相比，它其实是很不重要的。我们内在的这些力量是黑暗的、非理性的，同时又是无意识的。为了对人的真正本性有所洞察，弗洛伊德要打破有意识的思想体系，他所用的方法是自由联想。自由联想抛弃了合逻辑的、有意识的、约定俗成的思想方式，而另辟新途。它导向我们人格的新渊源，即无意识领域。关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领域的内容，不论我们有何种批评，他却由于自由联想的方法而超越了西方约定俗成的理性思维模式，而移向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在东方思想中已经有着更彻底、更进一层的发展。
还有另一点是弗洛伊德同当代西方态度彻底不同的。我的意思是，他愿意花费一年、两年，或更多的时间为同一个人做心理分析。当然这使得弗洛伊德受到许多批评。无须说，我们应当使分析工作尽量迅速有效，但此处我想强调的是，弗洛伊德有勇气说：我们可以为一个人花费好几年的时间，只要能帮助他了解自己，就是有意义的。从功利的观点来看，从盈亏的立场来看，这是不值得的。我们会说，这样一种冗长的分析是不值得的。从社会效果上来看，一个人的改变并没有什么重要。如果我们要了解弗洛伊德的方法的意义，则必须超越现代“价值”观念，超越手段与目的的现行观念，超越借贷对照表。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人不是任何物所可与之比拟的，如果他的解放、他的幸福、他的觉悟——或者不论我们用什么名称来称呼它——是我们“最终的关怀”，则我们就不能用时间同金钱作为衡量此目的的尺度。具有眼光与勇气发明这样一种方法，其中蕴涵着对一个人如此广大的关切，这是超乎西方习俗思想的。
前面的话并不是说弗洛伊德在有意识的意向中，接近东方思想或禅宗思想。我前面所提到的许多因素，在弗洛伊德的心中与其说是有意识的，不如说是无意识的。弗洛伊德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儿，又特别受18与19世纪思想的影响，以至于即使他接触到禅宗思想，他都不会与它相关。弗洛伊德对于人的图像，本质上是18与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与哲学家所绘制出来的图像。这些人把别人看做是一个竞争者、孤立者，他之所以与别人相关只是由于要交换经济与本能的满足。就弗洛伊德看来，人是一个机器，由力比多所驱使，而其控制原则则是将力比多兴奋保持最小必需量。他认为人基本上是自我本位的，而同他人相关只是为了满足本能欲望的需要。就弗洛伊德看来，乐趣是紧张之解除，而不是喜悦之体验。人被看做是智性与情意分裂的；人不是整个的人，而是启蒙哲学家们所言的智性自我。友爱是一种不合理的要求，是同事实相反的；神秘体验是一种向婴儿期的自我迷恋之退化。
前面我试图要说明的是弗洛伊德的体系中虽然有这些同禅宗相违背的地方，它却仍然有些因素超越了一般的疾病与治疗概念，超越了关于意识的传统理性概念，这些因素导致心理分析更进一步的发展，而这个发展却与禅宗思想有着更为直接的相似之处。
然而，在我们讨论“人道主义的”心理分析与禅宗的关联之前，我想指出一件事实，即是，来要求做心理分析的患者以及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改变。这个改变对于了解心理分析的进一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在这个世纪的开始之际，来找精神病学家的主要是有病症的人。他们或者是一只手瘫痪了，或者是有驱迫性的清洗症，或者是有某种去除不掉的念头。换句话说，依照病这个字在医学上的意义，他们是生病了；某种东西阻碍了他们，使他们不能像所谓的正常人一样发挥社会功能。如果这是他们所生的病，则他们的痊愈概念是与他们的疾病概念相一致的。他们想把这些病症排除，而他们的“健康”观念，就是不要生病。他们要求和一般人一样健康，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不要比社会一般人更不快乐、更不安宁。
这样的人现在仍旧来向心理分析者求助，而对他们来说，心理分析仍旧是一种治疗方法，旨在把他们的病症排除，使他们能够发挥社会功能。但以前他们在心理分析者的病患中占多数，现在他们却是少数——或许这并不是数量上的减少，而是由于比例上的减少。今日的病患多数并非习俗意义上的病人，他们在社会上照常运作，但他们确实患着时代病，即我前面说过的那种死气沉沉。心理分析的这种新患者并不知道他们害的是什么病，他们抱怨心理躁郁、失眠、婚姻不快乐、工作无趣以及其他类似的困扰。他们通常相信这种或那种症候是他们的问题所在，只要把这些症候排除，他们就会一切如常。然而，这些患者通常并不知道他们的问题不在于躁郁、失眠、婚姻或职业。这些种种不同的抱怨只是我们的文化所允许他们表达的形式，在这些形式的更深处，有一种东西是所有这些自以为病症不同的人所共有的，这个共同的疾病是人同他自己的疏离，同他的同胞，同自然的疏离；是感觉到生命像沙子一般从手间流失，而未曾生活就要死去；是感觉到生活在富裕之中却没有欢乐。
对于这些患时代病的患者，心理分析能够给予什么帮助？这个帮助是——并且必须是——与以前的“治疗”不同的；以前的治疗是要把病症排除，让患者重新能够执行社会作用。对于那些患染疏离症的人，治疗之法并不在于使他没有疾病，而在于能够使他达到泰然状态。
然而，如果我们想说出泰然状态的定义，则将会遭遇到相当的困难。如果我们留在弗洛伊德的体系中，则泰然状态就应该用力比多的理论来界定，如此则它是充分的性行为能力，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是对于隐藏的俄狄浦斯情结之察觉。这些定义就我看来，只触及真正的人类生存问题及整个的人所到达的泰然状态边缘。任何人如果要对泰然状态的问题给予一个试验性的解答，必须超越弗洛伊德的参考坐标，而对于人类生存的基本概念有所讨论——尽管这个讨论必然是不完整的；人类生存的基本概念乃是人道主义心理分析的基础。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打下基础来比较心理分析与禅宗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