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禅与经典研究
关于禅在意能之后三百年间如何以其特有的方式发展下来，我已举示了足够的上堂问答之例。将所有这些随手撷自唐末禅师史传的案例做一番检视之后，我们不妨说，禅在以中国人的心理经验为基础建立其自身方面，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不仅是在禅师们用以表现本身的术语方面如此，在他们用以传达本身经验的方式方面亦然。禅在宗教史以及一般神秘主义史上已经有了独特的开展。
就以此点而言，我想特别说明的一件事情是：禅之轻视经教、因而忽视了学理，结果在第十世纪时开始显出了一种要不得的倾向。我的意思是指：禅师们，尤其是他们的徒众们，卑视经典的研究，超过了必要的程度——视经典如敝履——这种态度，对于禅的体悟，与其说是一种助益，毋宁说是一种障碍。从某一方面来说，他们之所以持取这种态度，自然有其适当的理由，但是，如作过分的推演——这也许正是无知禅徒所做的——禅就成了道德律发弃论（antinomidmism），而其放纵态肆就与“精神自由”的运动混而不分了。
有一部叫做《释门正统》（计有八卷）的中国佛教史书，完成于十三世纪初期，作者从天台宗的立场，对禅宗作了一次严厉的攻击，几乎斥之为“魔”为“贼”了。
闻政论云：“教（在此指经论的注释和讲解）变则禅，禅弊为魔，魔炽为贼。”真知言哉！是知傍附经论之弊犹轻，槌提（轻毁打击）经论之弊实重。唯圣君贤相，凡百君子，反经常之道以救之！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福邪忒矣！这部史书的作者，在另一个地方又引了一节他显然颇有同感的文字说。
“……讲席益衰，禅宗盛行，其失尤甚！村墅愚氓，栖止丛林，闻善知识之风而悦之，曾不深究始末，即斓斑其衣，摄齐升堂，非毁圣贤，诋呵经教，虚辞滥说，欺惑愚众，搢绅寡识，亦乐其遥庭而师范焉！”
上面所引对于禅的批评，因出自天台宗，故而或可视为一面之词，但我们不难想象的是禅变质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形。禅对文字所取的特有态度，也许始自慧能的亲传弟子，他们曾以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的头衔加以推崇。表现之一就是，他们使慧能成为一个没有学问的樵夫，以他的纯朴心地与他那博学多闻的对手神秀，做一鲜明的对比。他们的语录和著述，包括被推定属于慧能的作品在内，都含有不少轻视同代佛教学者和理论家的言句。这些学者和理论家虽然多半都是所谓的“学语之流”，但其中曾去参见禅师的座主，皆被写成吃过某种败仗的人。除此之外，禅师们有没有真的禁止过读经呢？在大珠慧海的语录中，我们可以读到如下一段：
僧问：“何故不许诵经？唤作客语？”
师曰：“如鹦鹉，只学人言，不得人意：经传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诵，是学语人，所以不许。”
曰：“不可离文字语言别有意耶？”
师曰：“汝如是说，亦是学语。”
曰：“同是语言，何偏不许？”
师曰：“汝会谛听，经有明文：‘我所说者，义语非文；众生说者，文语非义。’得意者越于浮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语言文字，何向数句中求？是以发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遗教，亦犹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也。”
又，药山禅师传中亦有记载云：
师看经次，僧问：“和尚寻常不许人看经，为什么却自看？”
师曰：“我只图遮眼。”
曰：“某甲学和尚，还得也无？”
师曰：“你若看，牛皮也须穿！”[41]
禅师们轻视经典研究，早在慧能时代就已显出征候了。据现今流行的《坛经》说，慧能不识字，因此，有人请他讲解《涅槃经》和《法华经》时，他说，“字即不识，义即请问。”或云：“吾不识文字，汝试取经诵之一遍，吾当为汝解说。”诚然，佛教徒正如基督徒一样，对于经典，其中确有不少鹦鹉般的学语之流，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文字，因为，文字不仅是传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表达感情和精神经验的重要媒介。
已经悟达的禅匠们固然没有问题，但他们那些似悟未悟的愚昧徒众，却也想要超越此等限制，乃至宣称效法其师而暴露其本身的无知。因此，在大师们之间建立某种运动，借以调和习禅与研经之间的冲突，也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些中国的天才要有印象的想象予以滋补和充实。
如此，则华严等经被系统地用来对禅悟经验作哲理的解说，也就不会使我们感到讶异了。这些经典，尤其是意象富丽、非任何中国文学所可匹敌的《华严经》，及时为禅的健全发展提供了适当的支持。
假如禅一直抱持着不用文字完成其事的观念的话，中国佛教徒在生活上所获得的历史成就，也就不会很大了。当然，超越华美的文词和纯粹的抽象概念，其本身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目标一旦达到，这个工作也就可以说已完成十之八九了。但我们也不可忘记的是：这里还有一件积极的工作，需要禅师们完成。他们对实相所得的明悟，必须组成一种直观的体系，以使它的内容日渐丰富。明悟本身并无内容可言，因为，没有内容就是它的实质；它的里面一旦有了某种东西，也就不能称其为明悟了。但禅悟的此种没有内容，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假如它是一种抽象概念的话，那它就变成一种玄学或形而上学的观念了，那就要被当做玄学或形而上学加以处理，也就是说，要依照认识论的论理学加以讨论了。如此，禅便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了。说实在地，这种明悟是富于动力的；换句话说，它以流动性为特质。是故，它系以与其他直观方式相关的办法而得其意义，因为，这是佛徒生活的要旨。因此，禅徒不可忽视经典的研究——不论他们对于这种事情如何反对。
使森罗万象的一切存有化而为空，是《般若经》的一大成就，也是印度心灵的最高业绩之一。高举自觉圣智境界（Pratyātmāryajñānagocara）作为佛徒生活的基础，就禅对它所做的解释而言，乃是《楞伽经》的使命，而这却是达摩来华之前的中国佛教徒尚未完全明白的事情。不过，除此之外，如果禅师们对于本身的任务没有强化的话，禅的生活在塑造远东人民的整个精神生活方面，也就不会获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了。构成“华严”实质的宏大直观——言其宏大，不仅是指它的深度而已，同时也指它的透彻度——乃是印度心灵为整个人类精神生活所建立的纪念碑，极为雄伟，极为动人。就这样，无可避免地，禅也就以“华严”的富丽王宫建筑作为住处了。禅成了它的无数“庄严”（vyūhas）之一。从另一方面来说，禅发展而成庄严整个法界的一切庄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