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简朴和守贫原则的内在意念
禅堂（the Meditation Hall，日文读作“zendō”，中文读作“chan tang”），就日本所见者而言，多半是一种长方形的建筑物，大小不一，视所住僧侣多寡而定。位于日本镰仓圆觉寺[4]中的一座禅堂，长约六十五尺，宽约三十六尺，地板升起于纵长的两边，宽约八尺，高约三尺，全堂中央留置一个空白的空间，作为“经行”（sutra- waking，日文读作“kinhin”），中文读作“jing xing”）之用。每僧所占榻榻米地面，以不超过一席（三尺宽，六尺长）为限，打坐、参禅以及夜间睡眠。每人的铺位，不论冬夏，皆不超过一条大棉被的面积。僧徒没有正规的枕头——除了睡前以自己的东西临时作成枕头外。但所谓自己的东西，几乎等于没有——只有袈裟和僧袍，经书数册，剃刀一把，钵盂一组（上列各件，悉皆置于一只长约十三寸、高约三寸半的盒子里面，出外参访时，以一带子系于颈上，悬在胸前，随身携带，而这就是僧人的全部家当了）。“一衣一钵，树下石上”，是为印度古代僧侣生活的生动写照。与此相较，现代禅僧可说已有充分的供应了。虽然，这样的需要也是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但是，不论何人，只要以禅僧的生活为楷模，都不致于去过一种简朴乃至至简的生活。
佛教认为，占有的欲望是凡夫较易陷入的最糟执着之一。实在说来，这个世间之所以变得如此悲惨，可说就是由于这种有所得的强烈贪欲所造成。正如人贪权力而强者总是篏制弱者一样，人贪财物则贫富总是干戈相向。除非把这种贪念和执着的欲望连根拔除，否则的话，国际战争永远不停，社会动荡永无了期。我们的社会，不能依照历史初期所见的那种基础完全重建么？难道我们不能希望遏止只是为了门人发达或国家扩张而生的聚集财富和滥用权力的欲望么？对于人间这种荒谬已经绝望了的佛救僧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甚至连合理而又清净的人生享受也都完全割舍了。然而，禅僧之将全部财物置于一只小小的盒子之中，却也是他们对于现在的社会秩序所做的一种无言的抗议——虽然，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效果可见。
就这点而言，读读大灯国师（公元1282年—公元1337年）留给门人的遗诫，也许不无益处。他是日本京都大德寺（公元1325年）的开山祖师。据说，他在短短的一生（享年只有55岁）里，曾以三分之一的寿命，在五条桥下的低层社会中乞食，干着各种卑微的工作，受到当时所谓的高尚人士的鄙视。他对当时大多数佛教僧侣所过的那种富裕、体面而又受到高度敬重的寺院生活，不仅没有放在心上，就是对他们那些表面虔诚和圣洁的行为（那只能证明他们的宗教生活非常肤浅）也没有给予太多的注意。他留心的是至简的生活和至高的思想。他的“遗诫”约如下引：
汝等诸人，来此山中，为道聚头，莫为衣食；有肩无不著，有口无不食。只须十二时中，向无理会处究来究去！光阴如箭，莫杂用心，看取！看取！
老僧行脚后，或寺门繁兴，佛阁经卷缕金银，多众热闹；或诵经讽咒，长坐不卧，一食卯斋，六时行道。直饶恁么去，不以佛祖不传妙道挂在胸间，拨无因果，真风坠地，皆是邪魔种族也！老僧去世久矣，不许称儿孙！
或有一人，绵亘野外，一把茅匠（一把茅草盖成的茅庵或茅棚），折脚铛（折了脚的锅炉）内煮野菜根吃过日，专一究明已事，与老僧日日相见，报恩底人也。谁敢轻忽？勉旃！勉旃！[5]
在印度，一旦过了中午，僧侣就绝对不吃东西了。他们一天只吃一餐，因为他们的早餐不同于英国人或美国人所用的那种早餐，实际上算不得一餐。禅僧亦然，过了中午也不吃东西。但在中国和日本，风土的需要亦不可忽视，故而亦可吃些东西；但是，为了减少良心上的不安，他们称晚餐（或点心）为“药石”（意在治疗“饥肠”或“饥病”而已）。天尚未亮，黎明前所吃的早餐，只是稀饭或麦粥和咸菜或酱菜（渍物）而已。
在上午十点钟食用的主餐，是米饭（或米与大麦合煮的饭）、菜汤和腌菜。到了午后四点钟，他们只吃午餐的剩余——不另煮饭。除了应大户施主之邀或受到特别待遇之外，他们一年到头都吃上面所述的东西。守贫和简朴是他们的座右铭。
虽然如此，但我们不可将苦行或禁欲主义视为禅的理想生活。就禅的究极意义而言，它既不是苦行或禁欲主义，亦不是其他任何伦理或修身主义。假如它看来好像主张抑制之论或提倡无著之说的话，此一推定的事实亦只是表面看来如此而已；这是因为，禅作为佛教的一宗而言，自然或多或少承受了印度佛教修持上的某些可厌之处。但僧侣生活的中心意念，并非浪费，而是尽量利用所得到的东西，而这也是整个佛教的精神。实在说来，理智作用、想象能力以及其他一切心灵功能，乃至吾人周遭的一切物品，包括吾人的肉身在内，莫不皆可展开和强化作为精神实质的最高力量，并不只是满足我们个人的贪心或欲望而已，因为就后一点而言，这也是会侵犯乃至伤害到他人所有的权利的。此系支持僧侣生活的简朴和守贫原则的部分内在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