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2010
比尔·盖茨说：“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不了解那些老人。当我们掀起微型处理器革命的时候，我们身边都是年轻人。我从来没遇到过老年的记者，与我打交道的人一般都是30多岁，他们现在也已经是50多岁和60多岁的人了。现在，我也老了，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一想到我们这个行业变得有多老了，就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你，当我老了，我们又相逢了，这多么奇妙啊！”
我和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两个50多岁的怪老头，进行本书的采访，比尔留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和25年前一样。我试图去解读在蓬勃发展的电脑革命中那些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些痴迷于电脑、非常聪明、不断创新的被称为黑客的人。盖茨靠销售DOS操作系统给IBM公司起家，这为微软公司连续几十年在个人电脑台式机领域一统江湖打下了基础。那时他的名字还不是家喻户晓，Word程序也不是人人尽知的程序。后来我又多次采访盖茨。但是，我对第一次采访仍然记忆犹新。我觉得他对电脑的热情实际上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盖茨发现我对他那封“致爱好者的信”非常感兴趣，我觉得信中的内容非常新奇。但是，当时我相信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记录一场将会影响每个人的运动。
我的编辑曾经力劝我高调一点，而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所以我确实也很高调，我把那些发现了计算机世界的杰出程序员当成是席卷世界的数字变革中的主角。但我对黑客的定位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我开始创作本书时，我觉得黑客只是一种亚文化。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了他们的乐趣，发现了这些黑客从不相信别人所说的无法做到的事情，正是这样的信念指引他们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使数以亿计的用户得以使用计算机。MIT的黑客帮助开发了视频游戏和字处理程序。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使复杂的摩尔定律转换成台式机上的东西，尽管当时人们认为没有任何人需要或想要一台个人电脑。黑客做这些只是为了追求展示高超技术的快乐。
除了创造性之外，我还发现了更令我震撼的事情——真正的黑客，无论他们在何时何地，他们共同信奉的价值观最终将成为信息时代的信条。我想把这些不能言表的观点归结为一系列原则，我把它们称为黑客道德。我希望这些观点——特别是黑客的信仰——“信息应该是免费的”——可以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黑客。
尽管本书一上市就遭到了抨击（《纽约时报》称，这是“一个华而不实的杂志故事”）。不过，最终它有了自己的读者，而且人数超出我的预期。很多时候，人们当面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或tweet消息告诉我，本书对他们的工作和思想大有帮助，激发了他们的灵感。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书中介绍了《毁灭战士》（Doom）游戏的作者约翰·卡马克的一些事迹，这使我知道了阅读本书让那些天才少年确信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孤独的。我最近采访谷歌的首席信息官本·弗里德的时候，他拿着一本已经读得卷了角的《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让我签名。他跟我说：“如果我不看本书，我就不会有今天。”尽管我在一年内很多次听到这样的话，但是我还是百听不厌。
同样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本书提出的一些问题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主要话题。在本书发布的那一周，书中提到的黑客（还有一些很著名的黑客，我在书中没有列举）在加州的马林县举行了第一次黑客会议。这由斯图尔特·布兰德发起，他是黑客之父，也是《全球目录》杂志的编辑，倡导“信息应该是免费的”原则。但他的这句话经常被错误地引用，因此我在这里有必要给出斯图尔特·布兰德所说的原话，那是在我主持的主题为“黑客道德的未来”的一次会议上，布兰德说：“一方面，信息应该是昂贵的，因为它非常有价值。你在正确的地方得到正确的信息，就会改变你的人生。另一方面，信息应该是免费的，因为获得信息的成本不断地降低。这就是两者的矛盾所在。”
25年之后，布兰德的这句被断章取义的话那么熟悉，以致已经成为了一个形容词（例如，评论家经常说“information-wants-to-be-free crowd”）。但是，斯图尔特·布兰德所说的那句完整的话非常恰当地概括了25年来黑客运动的矛盾——发生在令人讨厌的理想主义和冰冷的商业之间的白热化斗争。用理查德·斯托曼的话说，黑客希望信息是免费的——并不是说像免费啤酒一样，而是指的是一种自由。斯托曼担心自己会像《最后的亚希人易希》中的易希一样，幸好这并没有发生。
自从我在苹果II电脑上用WordStar写完本书以后，黑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我在软盘的一面只能保存一章的内容。）几乎没有人知道黑客的含义——Doubleday出版社的很多销售人员要求我把书名改一下，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书名晦涩难懂。Internet也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网络，只有一些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使用它。人们都觉得长时间接触电脑的人不合群，觉得和他们沟通有障碍。黑客道德的某些价值观在今天看来非常显而易见，现在的读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当初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那么困惑。（“你能在计算机上创造艺术和美吗？”不大可能。）
在本书出版25周年之际，我又去采访了当年为写本书做调研时采访过的人，又重新认识了黑客主义。我还采访了一些以前没有采访过的黑客，当年他们还没有名声大震。我这次采访的一部分原因是想了解这些黑客在2010年都做了哪些工作。另一个原因在本书出版之后，我就同一些人失去了联系，我只是想重新与他们恢复联系。就像电影《破碎之花》（Broken Flowers）中，比尔·默里开车去寻找他的前女友一样，我希望通过这次拜访，了解我的主人公的变化，以及他们对现在的黑客行为的看法，了解黑客行为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以及世界如何改变了黑客行为。
我只拜访了几个人，但是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过去25年来科技行业的巨大变革。虽然黑客运动胜利了，但是，参与这次运动的黑客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本书的主人公，他们有的像盖茨一样，变得非常富有，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影响力。黑客运动使电脑行业从与世隔绝的亚文化发展为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产业，不仅黑客主义的真实含义发生了变化，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而另外一些人，他们不情愿或不适应这个发现和激发他们激情的世界——或者只是不走运——他们每天埋头工作，希望可以逃避痛苦。另外，我还发现了一个新趋势：现在的黑客是在黑客主义和商业两种价值观并不对立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正在影响着黑客运动的未来。
……
真正的黑客从不度假。如果以这些标准来看，比尔·盖茨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黑客。
盖茨自己也很认同这一点。他说：“我相信必须要很大的工作强度，而且，我必须承认，在我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每天都在工作。但是现在，到了下班时间，我就会回家吃饭。等到结婚生子以后，如果想维持家庭稳定的话，就必须减少对工作的狂热。”的确，回首往事，盖茨说，他的黑客时代来得比较早，他还是一个在湖畔小学上学的小孩时，就已经是一名黑客了。他说，“13～16岁这几年是最狂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我问他：“那么，当你去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是不是你黑客时代的最高点？”
他说：“你指的是一天24小时都在编程，是吗？哦，当然了。在我17岁的时候，我的软件思想就已经成型了。”
我问他：“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电脑已经非常普及，而且操作非常方便，那么电脑对他们的影响和你们那一代人一样吗·还会再出现一个比尔·盖茨吗？”他说：“当然，这并不是向用户推广电脑的年代了。”电脑革命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大家已经有目共睹。不过，他说，“将来电脑还会更广泛地影响我们的生活。”盖茨相信，没准在哪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天才，从一张白纸开始，最后成为影响整个行业的一个精英。我跟他说这种“白纸”很难找，他没有理会我，接着说：“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天才。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和DNA编程方面，还有五六个领域，我根本说不出名字来，因为我老了记忆力不太好，这样的人才一定会很多。我们每年会有1.35亿的婴儿降生——不用都是天才，甚至不用一年就出现一个。但是一定会出现万里挑一的精英。”
他看起来还是有点紧张，就像他27岁的时候我见他的时候一样：他很活跃，但是不愿直视我的眼睛。采访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盯着电脑屏幕，用新式鼠标测试软件。但是他也在全神贯注地听着我的问题，然后侃侃而谈PC机初期他的工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很多非常武断观点。他对电脑的专注成就了他的工作和他的公司，在他的努力下，微软公司成为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他也曾一度跃居为世界首富。他对黑客精神的信仰贯穿在他所有的工作中，也影响了他的人事决策。他说：“如果你想雇一个工程师，那就看一下他编写的代码。这就够了。如果他没有编写过大量代码，就不能雇用这个人。”
我跟他又提起1976年“致爱好者的公开信”那次事件。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如果用户购买更多的软件的话，我就能雇用更多的员工。’”
他是否能想到多年以后那些问题仍然存在？答案是肯定的，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就像是知识产权法的一堂微型历史课，他回顾亚当斯密斯的理论，以及欧洲的出版商未经授权也没有付款，就复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作品那件事。盖茨说：“本杰明·富兰克林明显被敲诈了。我觉得他肯定想谴责那些出版商！”盖茨说我们现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测试新的商业模式，才能找到数字时代知识产权持有人和读者之间的平衡。我听得出来，他看起来有些得意，因为现在一些记者抱怨的问题也是他在信中提到的问题。他说：“在今后的20年里，杂志记者仍然可以考虑这个话题。或者，你可以白天的时候理发，晚上写文章，谁知道呢？”
盖茨从一名电脑程序员高手成为一名成功人士。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的兴趣却是跳舞。沃兹尼亚克不仅是IT界的传奇人物，而且也是流行文化的偶像，他参加了《与星共舞》的舞蹈比赛。当我25年后的再次采访遇到他时，他刚刚和其他选手参加了季赛。在加州的墨西哥饭店，他一边用土豆条蘸着调味汁，一边跟我说：“这次比赛，我的对手是杰里·斯普林格和克劳斯·利特曼。”在比赛中，虽然他很快就被淘汰下来，但是他并没有感到气馁。这次电视真人秀比赛丝毫不比他在技术历史上的伟大成就逊色，他丝毫没有觉得沮丧。他说：“人们都跑过来跟我说：‘我的天呀，我在《与星共舞》上见过你！’我只能说，‘是呀，其实我也从事电脑工作。’”
一般的粉丝忽略沃兹尼亚克的技术成就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段时间，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爱好（例如，思维车马球）和他的爱情生活上——尽管他已经和在Geek Cruise上遇到的女人结婚了，但是他又和喜剧演员凯西·格里芬浪漫约会。Snarky网站无情地嘲笑沃兹尼亚克的不专一而且还若无其事地出现在苹果的首日发布会上。但是，沃兹尼亚克对这些抨击一笑了之。他又想起自己几年前对格里芬说过的话：“嘿，你可以让我难堪，辱骂我，也可以尽情嘲笑我——如果这样可以让大家开怀大笑，这是值得的。”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遇到沃兹尼亚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不善交际、比较敏感的百万富翁。现在，他已经刀枪不入了，而且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父亲——他是整个黑客文化的福星。
沃兹尼亚克还时不时地在新闻上露面，介绍一些新兴科技。例如，CL-9将要发明一种超级遥控。宙斯之轮（Wheels of Zeus）公司承诺利用无线技术，使用户可以跟踪自己的财产。但是第一个项目没有成功，第二个没有生产出产品。现在，他是一家仓储公司Fusion- io的总工程师。他说：“我为这个产品做代言，还做了很多营销工作，但是，我还在探索在未来有竞争力的技术。”
尽管沃兹尼亚克没有设计出另外一个Apple II电脑，但是，他在2010年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人们树立了榜样。他利用自己的名望不断告诉人们，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能够战胜传统的冷漠。他是电脑室里的电脑迷，他的形象和快乐远远超过那个没落的舞王。这也是各地电脑迷备受鼓舞的原因。
实际上，他的一个粉丝安迪·赫兹菲尔德仍然受到黑客精神的鼓舞。赫兹菲尔德并不是本书中的主要人物，但是，他是早期苹果公司的一个很知名的员工。（我第一次碰到他是在1983年年底，当时他是Macintosh操作系统的设计师之一。）现在他在某家大型公司工作，他最大的成就是为该公司的新闻查询设计了年表，这样用户在看文章的同时也能够看到时间。现在，他觉得50多岁的时候进行程序设计不像20多岁时那么容易了。他说：“以前我设计Mac电脑的时候，我一直马不停蹄地工作，我觉得过了一个小时的时候，一看表，已经过去4个小时了。现在，我觉得过了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一看表还真是一个小时。”
随着岁月的流逝，赫兹菲尔德不仅积累了很多经验，而且，他也不断调整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向大型企业靠拢。一方面，这家大型公司是黑客的圣地，公司认为工程师就是最大的财富。赫兹菲尔德说：“在工作中，你可以完全释放自己的激情。”这肯定是对黑客有利的价值观。但是，还有无法忽略的事实是，这家公司是一个大公司，对于产品的设计，公司有自己的固定标准和流程，这会使整个过程比较正规，缺乏一些乐趣。他说：“我觉得我对待自己的工作就像艺术家对待他们的艺术品一样。”而且，他又加了一句：“在这家公司，我不会按照令我自己高兴的方式来做事，这是我的原则。”
他放弃了自我实现，但是，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由于电脑和Internet的广泛普及，苹果公司的员工编写的几行代码就能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这和赫兹菲尔德以前在苹果电脑公司开发出苹果电脑时的兴奋有所不同。他说：“你知道为什么Apple II电脑那么令人兴奋吗？我们可以使扬声器发出声音。但是，我们知道它还可以产生音乐。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当事物的潜能超过现实表现的时候，这是最大的乐趣所在。另外，电脑在各行各业都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电脑成为当前的主流，iPhone所创造的文化氛围比20世纪60年代的甲壳虫乐队更有影响力。它加速了人类前进的脚步。”
……
理查德·格林布莱特跟我说还有一些事情他觉得不太满意。
糟了，我在本书的前几章批评了他的个人卫生，他是不是这么多年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但接下来的谈话让我松了口气。格林布莱特更关注的是电脑行业不断衰退的状态。他说他很讨厌现在的主流编程语言（比如HTML和C++）。他很怀念LISP，他以前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这种语言。他说：“现在电脑行业非常混乱，在没有对当前的程序设计状况进行技术分析之前，我不建议大家都去盲目跟风。”
但是程序设计方面的混乱只是一个开始。格林布莱特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商业利益已经入侵到以开放性和创造力为宗旨的文化当中来了。”在格林布莱特的黄金年代，他和他的朋友自由共享代码，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了开发一个比较优秀的产品。格林布莱特说：“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们设计的网页是为了让用户必须总是单击按钮，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广告’，从根本上说，最大的赢家就是给你带来最多不便的那个人。”
但是，格林布莱特不是这样的人。他属于另外一个群体：即使他们的激情在商业化大潮下显得微不足道，他们仍然相信和坚持着他们的初衷——体验探索的乐趣，自由沟通想法。他们的能力很强，影响力很大，但是，他们没有发布过一个百万美元的产品，没有成为时代的偶像。他们只是坚持不懈地进行程序设计。
在第25届黑客会议上，我身边坐着的还是这些理想主义者，这个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展示出色的产品。尽管我已经好几年不参加了，不过，这种场面仍然让我记忆犹新：这些黑客在圣克鲁兹度假村一直聊到深夜。他们无所不谈，从经济理论到大容量数据的存储。其中很多人都是老人，尽管他们极力邀请30岁以下的人参加这个会议，但是，这些老人仍然每年都过来参加会议。
格林布莱特是会议的常客，他是美索布达米亚和MIT的黑客文化传播的一个纽带。格林布莱特这段时间自诩为独立研究员。他几年前为了照顾母亲，搬到了剑桥，他母亲在2005年去世了，他就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生活。他和MIT的同事一直保持着联系，这几年，他一直想让Project MAC的权威黑客比尔·高斯珀参加黑客会议。高斯珀非常优秀，但是，他就像一个隐士一样，总是拒绝参加会议。（高斯珀仍然在硅谷从事程序设计工作，他在自己的网站上销售数学谜题。）格林布莱特说：“我这15年，我一直开发一个名为‘线程存储器’的程序，帮助大家理解英语。这只是一个基础研究，现在还没有什么影响力，不过，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产品。”
格林布莱特觉得目前的黑客行为正在处于衰退时期。甚至“黑客”这个词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含义。当我问他现在黑客行为是一种什么状态时，他立刻非常认真地说：
“他们盗用了我们的术语，黑客行为已经完全变样了。”
并不是只有格林布莱特沉浸在对过去的缅怀中。1983年我第一次采访理查德·斯托曼的时候，他就为黑客文化的衰退而唏嘘不已，他认为软件的商业化是一种犯罪。他说：“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快就会以把最后的真正黑客挤出去。”
我做错什么了吗？斯托曼发起免费软件运动，与知识产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也为他赢得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他创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开发了GNU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在李纳斯·托沃兹开发出Linux以运行它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很多设备都安装了这两个操作系统。更重要的是，斯托曼提供了引导开源运动的知识框架，对现代软件和Internet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在软件发展初期就有圣人斯托曼的引导，那么软件早蓬勃发展了。
同样出名的还有他桀骜不驯的性格。2002年，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结构的创始人劳伦斯·莱西格曾这样写道：“我不太了解斯托曼，但是我却知道他是一个不招人喜欢的人。”（斯托曼在自己的书的前言部分引用了这句话。）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固执。我以前采访他时，他说：“我是一种死亡文化（黑客文化）的唯一幸存者，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感觉我已经死了。”现在，我们在又在中餐馆见面了，当然——他又重申了这一点。——他说：我多么希望在我出生的时候我就掐死自己，我们的世界是非常美好的。如果让我回到从前，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就不会那么做了。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不再承受这么多痛苦。
痛苦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孤独，这是普通的电脑迷和专业级电脑迷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1980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评论中指出，黑客都是不善交际的失败者，他们之所以痴迷于电脑，就是希望可以避免和人们直接接触。）但是，随着黑客文化的广泛传播，他们的社交能力也得到了提高。现在，这些电脑奇人不再是失败者，而成为了市场的精英。他们不用再承受斯托曼所困扰的孤独——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变化正是斯托曼以前抱怨的商业主义所带来的。
现在，和25年前一样，斯托曼仍然是黑客主义的一个忠实信徒。他的个人网页充斥着对各种反黑客人士的抵制，例如布鲁·瑞和杰克·罗琳。他甚至和以前的合作伙伴也结怨了，其中包括托沃兹尼亚克。（斯托曼说，他不想捍卫用户的自由。）他尤其鄙视苹果公司，以及公司的封闭系统和数字版权软件。他们公司的音乐播放器使用iScrod，移动装置是iGroan，全新的平板电脑是iBad。他是一个机会均等主义者。当我告诉他人们很快会在Kindle上读到本书时——如我所料，斯托曼把Kindle称为Swindle（诈骗）——他开始变得很激动，强烈建议我要抵制电子阅读器繁琐的DRM。他说：“你必须相信，自由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应得的。”尽管他的理想破灭了，但是他内心仍然充满激情。
李·费尔森斯坦的内心也充满激情。在本书中提到的所有人中，费尔森斯坦是唯一一个明确提出电脑革命对政治的影响的人。但是，自从他开发的Osborne计算机取得成功之后，他的事业也充满波折。他在一个充满创新性的Interval Research实验室工作了8年，但是，所有的辛苦都付之东流。另外一些看起来有点希望的项目——为老挝提供Internet电话服务，由自行车发电机供电。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也都失败了。他说：“如果我总是想那些失败的事情，我就会很痛苦，所以我根本不想那些失败。”
尽管费尔森斯坦已经预见到个人电脑的飞速发展，但是他仍然希望同时出现一种民主化精神，“所有人”都拥有一台便宜的电脑，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获取信息，通过操作这些信息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并广泛传播信息。他说：“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不过不是我预想的那样。林肯·斯蒂芬斯曾经说过：‘我看到了未来，它很有起色’，但是，我更喜欢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我看到了未来，它需要有起色。’”
费尔森斯坦觉得人们对“黑客”这个词有误解，他觉得很郁闷，不过现在人们又开始重新认识这个术语了。他说：“黑客现在被认为是处于道德边缘的人，他们更多的是倾向于做好事，而不是做坏事。所以，尽管我们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暂时陷入低潮，但是，我认为现在我们取得了这场计算机文化变革的胜利。在费尔森斯坦看来，他正在把下一代黑客引领到正义的道路上来。最近，在他的帮助下，他们在加州的山景城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名叫黑客柔道（Hacker Dojo）。工作室占地9500平方英尺，会员一共80人，每月的会费为100美元，他们可以使用内部网络和先进的工具（例如IR readers）。它是全国范围不断增长的”黑客空间“的一个前哨，为那些以前与世隔绝和装备不良的黑客提供精良的设施。”他说：“我是一个柔道教练，可能你觉得我是一个令人敬重的老师，”他咧开嘴笑了，“成为了费尔森斯坦先生”。
……
格林布莱特、斯托曼和费尔森斯坦都把黑客行为看做一种理念。但是，保罗·格拉汉姆却把它看做一个嗡嗡作响的经济引擎。这位45岁的因特网专家，是一名狂热的工程师，他和别人共同创办了Y Combinator公司，这家公司是Internet创业公司的一个孵化器。公司每年举办两次美国偶像风格的真人秀节目，选择20～30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公司参加为期3个月的一个训练营，在展示他们的成果的那一天，这里挤满了天使投资商、风险投资商，以及雅虎等收购公司。
那么，格拉汉姆如何挑选最有潜力的候选人呢？很简单。候选人必须是一名黑客。格拉汉姆说：“我们非常崇尚黑客精神，所以很容易找到志趣相投的人。”他在1995年与人合作创建了Viaweb，这是第一个基于Web的应用程序。他说：“黑客必须要完全掌握这个系统，能够操作这个系统、让系统执行他们的命令，而且系统还要有扩展的潜力。”他说：“我们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世界黑客’——用户‘不仅要知道怎么操作计算机，而且还要知道和电脑相关的任何事情’。”的确，正像格拉汉姆说的，现在每个公司都想收购或投资那些由黑客经营的公司。他说：我们跟Demo Day的创始人说，‘如果你太过于粉饰公司的门面，投资人就会觉得你非常愚蠢。’他们是想挑选下一个拉里和谢尔盖，而不是想找一些年轻的MBA。
格拉汉姆把黑客行为与企业家的经济效益相提并论，斯托曼对此不太认同。但是，格拉汉姆认为黑客主义的价值观不会受到商业的威胁——他们一定能够战胜商业。依靠直觉解决问题，分散化做出决策，强调工作质量，这些都是黑客的理念，而且他们在工作中一直遵循这些理念。Sierra On- Line公司就没有员工与老板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那些创业公司如此，就连那些比较大型的公司也是如此。（顺便说一下，Sierra公司被一个大型企业收购以后，肯·威廉姆斯就离开了公司。他在邮件里写道：“我和罗伯塔被游戏市场‘劝退’了，我们也不玩游戏了。”他是一个帆船运动爱好者，他写了3本介绍自己的航行冒险经历的书，罗伯塔正在写一本有关爱尔兰移民的散文小说。）
新一代黑客出现了，他们不再把商业看作敌人，而是把它作为企业发展的手段，通过商业，他们的思想和创新之处可以传播给更多的人。以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为例，他可以使4亿用户在线分享自己的个人生活。在25岁的时候，他已经非常精通企业发展的黑色艺术——他刻意地向广告商和营销商开放自己的网站。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就是一个黑客。去年，在参加未来Internet企业家大会时，他对全场观众说：“我们整个时代的精神就是要建立一种黑客文化。”
为了了解他现在的情况，我到Facebook的总部去拜访他，公司总部位于帕罗阿图的加州大街的一座大厦里——在1983年的时候，我也曾经在这条街上租了一间房子编写本书。令人惊讶的是，这位首席执行官经常穿着North Face羊绒衫，系着领带。他跟我解释说，在即将到年底的时候，他跟自己的员工承诺，他要每天系着领带上班。对于Facebook，这是一件好事——尽管经济不景气，但是，他们公司的用户增加了一倍，并获利数亿美元。他说：“可能这样的着装‘很有魅力’，但是，我觉得这条领带几乎让我窒息。”
扎克伯格的这种着装风格可能不是黑客行为的黄金年代的标志，但是，他的职业道德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扎克伯格说：“我们一开始就不空谈大理论，而是连续几周的时间都攻关这个项目。我们的目标就是快速开发出产品。每6～8周的时间，Facebook就举行一次”黑客马拉松（hackathons），人们用一晚上的时间设计并完成一个项目。扎克伯格说：我们的想法是只需要一个晚上就可以开发出非常棒的产品，这也是Facebook公司的一个宗旨。我们坚持的理念就是快速发展，突破障碍，做出承诺后就努力去实现。这绝对也是我的重要个性。
在人才的竞争过程中，扎克伯格觉得那些拥有最优秀的黑客的公司一定会取得胜利。他说：“一个优秀的黑客相当于10个或20个工程师，我们尝试着去理解他们。我们想成为优秀黑客的乐园，因为公司的文化已经确立了，所以他们可以快速开发产品，专注于产品研发，他们的优秀表现一定会得到公司的认可。”
和以前的黑客不同，扎克伯格这一代黑客不需要白手起家，或者使用汇编语言操作电脑。他说：“我根本不想剖析我的电脑。”作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生代黑客，扎克伯格学习的是较高级的语言，这让他的精力集中在系统上，而不是电脑上。
例如，当他玩《忍者神龟》时，他不会像其他孩子一样，想象自己和神龟战斗的场面。他会创建一个社会，让这些神龟在这个虚拟的社会中相互交往。他说：“我只关心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当他开始操作电脑的时候，他不针对主板和电话系统进行编程，而是针对整个系统——例如，利用漏洞将朋友从AOL的即时通信中排除出去。
和盖茨一样，扎克伯格也经常被指责有悖于黑客道德，因为他拒绝其他网站访问Facebook用户贡献的信息。但是，扎克伯格觉得事实恰恰相反，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措施都是保证信息的自由流通。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把信息据为己有。我觉得信息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这个世界应该更加开放，应该提供更多的信息访问途径。从我了解的资料来看（例如‘信息应该是免费的’等诸如此类的资料），这是黑客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
我和黑客前辈一样，担心商业世界将压制创新，阻碍生机勃勃的文化运动。但是，黑客主义并未受到影响，它仍然存在并欣欣向荣，证明了它的灵活性和影响力。计算机图书出版商Tim OReilly通过Foo Camp“非会议”推广黑客主义，根据他的说法，黑客文化总是能找到新的出路。（本书的新版就是O‘Reilly负责出版发行的，这并非巧合。）大型企业会偶然发现黑客的重大突破，并把它商品化，但是黑客会转向新领域。O’Reilly说：“这就像《巴黎最后的探戈》中的情节一样，马龙·白兰度说：‘这结束了，然后又开始了。’”
O‘Reilly指出，对于黑客，当前最前沿的技术已经不是纯数学领域的1和0这些数字，而是实际的商业产品——他们要采取程序员以前对编译器的态度，摒弃旧观念，创造新思维，并应用这种态度来制造发电式飞机和人体器官等产品。（O’Reilly出版《Make》杂志，举办的制造者集会展，都颂扬了DIY精神。）他说：“DIY是黑客行为的另外一种表达方法。”他指出，但是，即使是DIY领域，黑客精神也开始向企业家精神转变。现在这种转变集中在DIY生物学——他们控制细胞的基因代码，就像以前的黑客操作计算机代码一样。他说：“这个阶段十分有趣。”
我问比尔·盖茨，如果让你回到十几岁的时候，你是否从事生物领域的黑客行为？盖茨说：“依靠DNA合成创造人造生命，就像利用机器语言进行编程一样。”他致力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工作，这让他成为疾病和免疫学领域的教育专家。他说：“如果你想从大的方面改变世界，那么你可以从研究生物分子开始。这个领域都是一些深奥的问题，需要年轻的天才像对待个人电脑那样孜孜不倦地研究它，这个领域会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换句话说，盖茨希望黑客成为下一次革命的英雄，我觉得不错。
——史蒂文·里夫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