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Tiny BASIC
20世纪70年代的硬件黑客对组装一台Altair计算机并扩展其功能的急切程度，与20世纪60年代MIT的黑客钻研PDP-1和PDP-6计算机的那股劲头一样欲壑难填。正当此时，围绕着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出现了一次冲突，正是这次冲突减缓了原先理想化的互助进程，滋生出另一种逐渐高涨的势头，最终迫使这些硬件黑客从理想回到现实中来。问题的核心便是黑客道德的一个核心原则：信息应该是自由传播的，特别是那些可以帮助其他黑客理解、探索和建立系统的信息更应该无偿地和他人共享。此前，从别人那里获得这样的信息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中的“消息发布”议程便是一个典型的示例——被业内举足轻重的大企业视为商业机密的东西经常在这里被人公之于众。到1976年为止，除了《人民计算机公司》和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新闻通讯，另有好几份刊物也加入到这一业已成为全美国硬件黑客主要情报来源的行列中来了——其中包括一份在新罕布什尔州出版的刊物，名字是《Byte》。在这些杂志中经常可以发现有趣的汇编语言程序和有关硬件的小提示，当然还有技术方面的传闻。由黑客组建的小公司会将自己的产品设计图提供给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使用，根本不担心竞争对手也会看到这些东西；“绿洲”会议以后，这些来自不同公司、穿着蓝色牛仔裤的年轻老板还会大方地交流各种信息，如他们各自已经发售了多少块板子，正考虑研发什么新产品等。
随后，黑客们对于Altair BASIC的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这一情况让硬件黑客隐隐感觉到黑客道德中出现了一处新的“命门”。此外这种现象还说明，由于计算机的力量确确实实开始为大众所掌握，因此有那么一些自私的价值观可能会逐渐开始盛行。
这一切都是从一个黑客惯用的伎俩开始的。在MITS宣称自己能够生产、但尚未发货给订购者的所有产品中，有一种名为BASIC的计算机语言。他们许诺Altair用户可以得到的各种工具中，这款软件是最令人期待的产品之一。因为一旦Altair计算机上有了BASIC语言，这台机器实现系统功能的能力和搬动“思想金字塔”的能力将呈几何数量增加（这是MITS的宣传语之一）。有了这种语言，用户就不必再费力地先把用机器语言编写的程序输入到纸带上，之后还要将反馈信号重新翻译成可读的信号，因为他们会拥有一种能够迅速编出具有实用价值的程序的工具。（当时，很多Altair用户都安装了I/O卡，利用这块卡能够将这台机器与电传打字机和纸带读取器相连。）尽管软件黑客（其中当然少不了对古老的汇编语言情有独钟的高斯珀和格林布莱特）视BASIC为一种法西斯语言
而口诛笔伐，但对于力图扩展系统功能的硬件黑客而言，BASIC语言不失为一款蕴含无限价值的实用工具。
问题是，首先你不可能拿到他们许诺的BASIC。就算MITS真的有这种语言，但没有一个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亲眼看见它运行过，这一点格外让人恼火。
实话实说，MITS还确实有BASIC。1975年的早春过后，这种语言就正式开始运行了。其实，在MITS将第一批Altair计算机发货给《大众电子》那些翘首以盼的读者前不久，爱德·罗伯茨接到了两名大学生打来的电话，他们就是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
这两名不满20岁的小伙子是从西雅图打来的电话。从高中时代起，两人就开始钻研计算机了，并且还做过大企业利润丰厚的外包项目。当时，身材颀长，长着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天才少年比尔·盖茨看起来比他原本就不大的年龄还要年轻，他那时还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两人发现，为新型计算机的机器语言（指汇编语言——译者注）专门编写一些像BASIC那样的解释器软件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他们对《大众电子》上那篇介绍Altair计算机的报道中有关技术的内容不太感兴趣，但是有一件事却令二人欣喜异常：很明显，微型计算机便是下一个引领社会变革的产品，他们要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来，为这种计算机编写一种BASIC语言。两人手头有8080芯片指令集的说明手册，有那期刊登了Altair计算机和相关电路图的《大众电子》杂志，于是他们开始动手编写一款能够保存在4KB存储器中的程序。其实，他们编写的BASIC解释器代码必须要少于4KB才行，因为存储器不仅要保存他们的程序以便把BASIC翻译成机器语言，而且还需要留一定的空间存放用户编写的程序代码。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两人针对复杂的8080指令集做了大量的压缩工作，还采用了部分独创的技术，他们对自己的编程能力颇有自信；特别是盖茨，他原本就是一名编码高手。在给罗伯茨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透露两人是在比尔·盖茨的学生宿舍里打的。在电话里，罗伯茨非常热情，不过他提醒他们，还有些人也在准备给Altair计算机配备BASIC语言；不过他还是很欢迎两人能试试。罗伯茨跟他们说：“谁第一个开发出BASIC，我们就会买谁的软件。”
不久，保罗·艾伦就带着保存有BASIC语言的纸带（他本人和比尔·盖茨都对这款软件在Altair计算机上能顺利运行寄予厚望），坐上了飞往阿尔伯克基的班机。到了这里，他发现MITS其实是一个闹哄哄的地方。“大家整天都在工作。他们匆匆赶回家，吃过饭马上又回来。”MITS的经理埃迪·库里后来回忆道，“不论白天还是晚上，这里总会有20或30人，差不多占全部员工（不包括生产部门的工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一周七天，天天如此。大家每天从早忙到晚，大家心里清楚，他们是在把计算机送到那些既懂计算机、又日夜盼望计算机的爱好者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努力宏伟壮丽又光辉荣耀。”
当时，MITS公司只有一台配有4KB存储器的Altair计算机，并且几乎没人用过。当保罗·艾伦将那卷纸带插入电传打字机的读取器，开始读入上面的内容时，任何人对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都心中没底。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台连接到计算机的电传打字机打出了“READY”（一切就绪）的字样。可以编程了！“他们欣喜若狂，”比尔·盖茨后来回忆道，“还从没有人见过这台机器做过什么事呢。”
虽然他们的BASIC还远非一个可用的版本，但已经十分接近完成了，同时，其例程的灵活性也令爱德·罗伯茨非常满意。他雇用了保罗·艾伦，又安排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继续帮助他们完善这个系统。没过多久，比尔·盖茨还是从哈佛大学辍学（后来他再也没有回来）来到了阿尔伯克基。他那时的心情就好像毕加索突然发现了一块如大海般广阔的空白画布一样——这里的计算机干净、彻底，里面什么实用程序都还没有。“他们什么都没有！”他后来说，随后几年是令后来者敬畏的几年。“我是说，至少在软件方面这家公司并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我们重写了汇编程序、加载程序，还有其他很多东西，我们把这些集成为一个软件库。其实这些东西没什么价值，但用户用起来会觉得有意思多了。”
那么，盖茨- 艾伦的软件库与名门正宗的PDP-6或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软件库有什么区别呢？很简单，前者的软件库仅用于销售。无论比尔·盖茨还是爱德·罗伯茨都坚信，软件根本不是什么高高在上，让万众景仰的东西，也可以通过付费获得。和硬件一样，它代表一种工作成果，Altair BASIC和MITS商品目录中的其他产品没什么两样。
这段时间，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对Altair BASIC的渴望达到了焦灼的程度。其实，这些人完全有能力编写BASIC解释器，并且部分人已经准备动手了。另外一些订购了Altair BASIC的人只能依旧心急火燎地继续等下去，就像早先他们等着其他MITS产品到货时一样。大家对MITS已经越来越失去耐心了，尤其是发现他们的动态存储器板从未像爱德·罗伯茨所坚称的那样正常工作过以后更是如此。因购买了这种存储器板而生了一肚子气的人在谈起爱德·罗伯茨的公司时无不怨声载道；另外，罗伯茨本人从不离开阿尔伯克基，他被视为不太爱抛头露面的天才，自从有人给他扣上利欲熏心、崇尚权力的大帽子，还称其为黑客道德的敌人后，大家对他的不满情绪变得更深了。甚至还有谣言说他对自己竞争对手的困境幸灾乐祸。对待竞争对手，黑客的正当做法应该是把你自己的业务规划和技术信息告诉对方，让他们能做出更好的产品，让整个社会受益。就在Altair计算机推出一周年之际，在阿尔伯克基举办了第一届世界Altair大会。大多数真正黑客的所作所为与爱德·罗伯茨截然不同。会议期间，这位固执倔强的MITS总裁拒绝将展示摊位出租给竞争对手；不过有人看到，当他听说很多小公司，如鲍勃·马什的处理器技术公司，竟然在召开大会的酒店专门租下了套间招待潜在的客户时，更是大发雷霆。
接着在1975年6月，MITS的大篷车开到了的帕罗奥图Rickeys Hyatt House酒店，此时Altair计算机的展示平台早已搭建完毕——有人将这种演示斥为“罪恶”，有人称赞这是“解放”。所谓的“大篷车”是MITS公司的一种创新型营销手段。几名MITS工程师开着被戏称为“MITS专车”的活动房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们在汽车旅馆的会议室设置好Altair计算机，邀请大家都来欣赏这些价格出奇低廉的计算机是如何工作的。来观看的主要是订购了这种计算机的人，他们会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收到他们的计算机组件。那些已经拥有计算机组件的人可能会问起在组装这台“怪物”的过程中他们到底哪里做得不对。购买了MITS存储器板的用户想知道为什么这些板不能用。而订购过Altair BASIC的人则会大吐苦水，抱怨直到现在也没有收到货。
当MITS的大篷车在6月上旬开到位于怕罗奥图镇El Camino Real大道的Rickeys Hyatt House酒店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大批来自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人，他们惊奇地发现用作展示的Altair计算机上正运行着BASIC！那台机器和一台带有纸带读取器的电传打字机相连。将纸带上的内容读入计算机以后，人们就能输入命令并立刻得到反馈。这些黑客为了购买BASIC每人都已支付了几百美元给MITS，并且一直在心急如焚地苦苦盼望着，这款BASIC的推出无疑是雪中送炭。看到某个系统的扩展功能却不能亲手一试，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让黑客更感到焦急万分的了。自己家里的那台Altair计算机和Rickeys Hyatt House酒店花里胡哨的展示区里的那些计算机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想到这些他们一定觉得自己受到了束缚，就好像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样难受。可没过多久，大家却都一个接一个地开始用上了BASIC。几年后，史蒂夫·东皮耶谈起随后发生的事情时闪烁其词地说：“有个人——我想没人知道到底是谁——把那卷放在地板上的纸带借了回去。”就在那卷纸带上保存着由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共同编写的Altair BASIC的最新版本。
据丹·索科尔后来回忆，那个他记不清楚是谁的人找到他（请注意索科尔在一家半导体企业工作），问他有没有办法复制纸带介质。索科尔说没问题，他可以用纸带复制机来复制。然后那个人就把那卷纸带交给了他。
索科尔完全有理由接受这项复制纸带的任务。他觉得MITS公司销售BASIC的价格太高了，认为这家公司简直是唯利是图。他还听到过一些传言，说盖茨和艾伦是在一个大型计算机系统上编写出BASIC解释器的，而那个大型计算机系统所属的机构有政府背景。于是，他就此觉得这个程序应该属于所有纳税人。他知道已经有很多人为了购买MITS的产品早已支付了不少预付款，让这些人早点拿到BASIC不会对MITS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最重要的是，这么做似乎是理所应当的。黑客和一款软件工具之间为什么要横亘着“所有权”这道藩篱，阻止黑客们探索、改善和建立各种系统呢？
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感召下，索科尔把纸带拿到自己的单位，坐在一台PDP-11计算机前，把纸带装好。他整整忙了一夜，复制出了很多卷纸带。在紧接着的一次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时，他带了一大盒复制好的纸带过去，按照黑客的规矩软件是免费的。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这次你拿回去一卷纸带，制作副本，下次开会的时候就要带两卷纸带过来免费分发给别人。大家争先恐后地索要纸带，并且不仅在下次聚会的时候带来了复制好的纸带，而且还送给其他计算机俱乐部使用。这样一来，Altair BASIC的第一个版本在正式发行之前就已经逐渐自由流传开了。
不过，有两名黑客对这种典型的分享与合作行为感到极其不爽，他们就是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按照他们与MITS达成的协议，他们会对MITS公司销售出去的BASIC的每一份副本收取版税。而黑客们冒失地把两人的程序成批复制出来并免费分发，这种做法似乎还算不上彻底的乌托邦式的行为，也许称为偷窃更为恰当。此外，让比尔·盖茨担心的是，大家在私底下交换的这个BASIC版本还有不少错误，他本人也还在修正当中。开始，他认为人们也许会购买调试版。可等到MITS正式发布了经过调试的BASIC以后，事情才变得越来越清楚，假如Altair用户没有得到那个业已运行起来的盗版BASIC，他们的购买量一定会比现在多得多。很明显，这些黑客要么愿意忍受着程序缺陷的折磨，要么极有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亲自动手进行调试和修改。盖茨变得越来越愤怒。当年才刚满19岁的盖茨已经对自己的技术水平充满自信且牛气冲天，但其处事手法却并不圆滑，因此当大卫·邦内尔（他是MITS公司刚开始创办的《Altair用户新闻通讯》的编辑）问他下一步的打算时，他说他应该写一封公开信。邦内尔向他保证，他可以设法让所有的“麻烦制造者”都看到这封信。
于是盖茨真的就写了一封信。邦内尔不仅在Altair的新闻通讯上发表了这封信，而且还把这封信发给了其他刊物，包括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新闻通讯。这封题为“给爱好者的公开信”中，盖茨表示他本人和艾伦收到了大量针对BASIC解释器富有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其中大部分的鼓励来自那些没有花钱购买这款软件的爱好者。接着，盖茨话锋一转，直奔主题：
怎么会这样？大家心里一定十分清楚，你们中很多人的软件是盗窃所得。硬件必须花钱购买，但软件就是可以和别人共享的东西。谁会关心编软件的人是否获得了报酬？
盖茨接着解释说，这种盗窃软件的行为会阻碍能力出众的程序员继续编写各种计算机平台上的软件程序，如Altair计算机。“谁能不计报酬地从事专业性工作呢？哪个纯粹的‘爱好者’会花费3个人一年的工作量或一个人3年的工作量心无旁骛地编程、调试、录入和发布？我们也要吃饭呐。”
这封经邦内尔加工润色过的信通篇慷慨激昂，绝不废话连篇，但在黑客圈子里却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爱德·罗伯茨赞同盖茨的观点，但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关注事态的发展；他对盖茨发表那封公开信前没有同他商量感到非常不满。而“南加州计算机社区”（The Southern California Computer Society）则威胁要控告盖茨，因为他将计算机爱好者称为“窃贼”。盖茨本人收到了三四百封来信，其中只有五六封信主动支付了他所要求的拥有盗版BASIC的人应当支付的钱，其他大部分来信则对他的观点嗤之以鼻。《Micro-8新闻通讯》有个叫Hal Singer的编辑通过快递邮件收到了盖茨的那封信，他写道：“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把这封信撕个粉碎，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但随着这场“由软件引起的骚动”所波及的范围逐渐扩展开来，事件本身已很难让大家遗忘了。当MIT的黑客们写完软件然后把它们扔到抽屉里让其他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完成时，他们并没有收取版税的想法。例如，斯拉格·拉塞尔的《太空大战》游戏就没有通过销售的方式发行（当时世界上只有50台PDP-1计算机，拥有这些计算机的机构也绝不会花钱购买一款太空游戏）。随着计算机越来越多（除了Altair计算机以外，还有很多其他计算机），一款出众的软件可能会带来巨额收入——前提是黑客并没有看上这款软件进而盗版。似乎没有谁反对软件的作者应从中受益，但黑客们也同样没打算放弃他们“计算机程序属于全人类”的信念。这是黑客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原则问题。
史蒂夫·东皮耶认为比尔·盖茨只是发发牢骚而已。“事与愿违，比尔·盖茨对盗版BASIC的抱怨根本阻止不了它的传播。人们依旧坚信：‘如果你得到了一款软件，你就可以运行它。’这与在大庭广众之下播放音乐磁带没什么两样。BASIC传遍了整个美国，也传遍了整个世界。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帮了盖茨大忙——现在每个人都有了Altair BASIC，他们知道BASIC的工作原理，甚至知道怎样修正该软件的缺陷，这就是说假如有新的计算机公司需要BASIC，他们就会和盖茨的公司合作。盖茨的BASIC变成了事实上的标准。”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人也开始在不放弃黑客理想的同时，努力适应这一趋势，即承认软件具有商业价值。其中一个做法就是编写出软件以后，采用那种非正式的、打法律擦边球的方式，也就是Altair BASIC“被发布”的方式，通过亲朋好友之间的交流慢慢发布出去。如此一来，软件的改进就可能变为一个连续不断的有机过程，原始作者的程序代码会经历一轮又一轮的修正和提高直至永远。
……
这个有机过程最有代表性的示例就是“Tiny BASIC”解释器的传播过程。当人民计算机公司的鲍勃·阿尔布莱特第一次仔细研究自己的Altair计算机时，他立刻意识到当时除了使用8080芯片的乏味机器语言进行编程以外别无他法。当然他也注意到Altair存储器的容量极其有限。于是他找到人民计算机公司的核心成员之一、在斯坦福大学讲授计算机科学课程的丹尼斯·艾利森，请他设计一款精简的BASIC解释器，要求不仅占用较少的存储器，而且简单易用。艾利森便详尽地设计出了可用于编写解释器的架构模型，并将这篇设计纲要称为“招贤榜”，希望能与任何有志于编写一款“可以用于简单编程的迷你型、类似BASIC”语言的人合作。艾利森后来回忆发表在《人民计算机公司》上的那篇报导时说：“三周以后，我们就得到了回信，其中有一封回信是两个得克萨斯州人写的，他们已经完成了一款经过纠错和调试的Tiny BASIC解释器，所有的代码清单都是用八进制数字写的。”他们这款BASIC是运行在2KB的存储器上的，而且他们已经把这些东西打包邮寄过来准备发表在《人民计算机公司》上。阿尔布莱特按照说明运行了全部源代码；几周后Altair计算机的用户便开始返回“bug报告”和改进意见。当时，已有的Altair计算机还都没有配备任何I/O接口板；因此《人民计算机公司》的读者只能一直通过手工方式输入那2000个数字，每次开机都要重复这一过程。
随后，各式各样的黑客在Tiny BASIC基础上都做了些修改并给《人民计算机公司》发来了用这种语言编写的、五花八门的趣味程序。相对而言，阿尔布莱特比普通黑客更善于组织和计划，他觉得要是运行这些程序并在《人民计算机公司》杂志上发表太多的程序清单会让这份刊物有过于专注技术的倾向，于是他制定了一个出版《人民计算机公司》临时增刊的计划，刊物命名为《Tiny BASIC Journal》。可是，这依旧无法应付纷至沓来的用户投稿，这一事实让他认识到，现在迫切需要新创办一份偏重于软件的杂志。于是他打电话给吉姆·沃伦，请他出山担任这份新杂志的编辑。
沃伦身体肥胖敦实，伶牙俐齿，是一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在那次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后，他因厌恶烟味而没有参加随后的“绿洲”（The Oasis）会议。沃伦就读于Midpeninsula Free University大学。除了拥有几个理科学位以外，他又做了大约8年的计算机咨询顾问，另外还担任着计算机联合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Machinery）内几个特别兴趣小组的主席。人民计算机公司为这份工作每月向他开价350美元，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感觉这份工作挺有意思，”他后来如此解释。由于还认识另外一些极力反对BASIC的人士，因此沃伦坚持认为，这份杂志不应仅仅局限在BASIC这一种语言上，还应刊登一般性的软件信息来帮助所有那些已经组装好自己计算机的硬件黑客，让他们能够获得激活机器里一个个二进制位的“咒语”。
这份杂志的名称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弥漫在人民计算机公司和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周围的情绪：因为Tiny BASIC确实节省了存储器空间，所以大家戏称其为“Dobbs医生的计算机健美操和美齿学期刊……体态轻盈，小巧玲珑。”难道不是吗？
在《DDJ》创刊号的编者按中，沃伦指出，这本刊物重点关注“免费或非常便宜的软件”。他在一封介绍这本刊物的信中进一步阐述道：“比尔·盖茨在他的公开信中怒气冲冲地指责计算机爱好者‘偷窃’了他的软件，这个问题现在有了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如果软件是免费的，或者价格便宜到购买比自己复制还要方便，那么也就没有人会去‘偷窃’软件了。”
沃伦将《DDJ》视为黑客梦的旗舰。他希望将这份刊物打造成汇编程序、调试器、图形和音乐软件的数据交换中心。此外，他认为这份刊物还应该是“一份通信媒介和一个智力革命的带头人”。不过到1976年为止的这段时间，计算机界的事情瞬息万变。通常，他听说了某条硬件新闻或软件解决方案后，根本等不及出版，便会马不停蹄地在下一次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聚会上当众把这星期收集到的所有新闻公之于众——因此在俱乐部内他已经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了。
沃伦为了能让人们有机会在公众活动区域用上软件，不知疲倦地奔走呼吁，但他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商品化可能最终会改变黑客精神。针对这一威胁，有位脾气倔强、颇有主见的软件专家名叫汤姆·皮特曼，他的回应可能算是最有个性的了。皮特曼没有参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成员间协作开展的任何重要项目。他的行事风格具有典型的中年硬件黑客的特征，他们被吸引进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对置身于这场微型计算机革命倍感自豪；另一方面，他们喜欢享受独自钻研计算机的乐趣并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因而时刻保持低调。虽然皮特曼和李·费尔森斯坦同龄，并且两人还是伯克利大学的同年校友，但他并没有生活在一个不太和睦的家庭氛围中，这一点与费尔森斯坦的经历完全不同。
皮特曼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第一次聚会开始就是这里的常客，虽然没有刻意和别人交往，但不久他就成为俱乐部中最纯粹、也最有成就的工程师之一了。他的身材看起来比较单薄，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脸上不时挂着笑容。尽管这笑容掩饰不了他的羞涩，但也传达出他渴望和任何人就硬件问题展开讨论的意愿。他曾经用低功耗的Intel 4004芯片构建过一台还远谈不上可用的计算机系统，并曾经在其中保存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邮寄清单。当他告诉别人自己曾经处理过这样一个计算机系统，它能够完成很多甚至超出理论极限的工作时，大家无不对他刮目相看，皮特曼自己更是洋洋自得，飘飘欲仙。
20世纪60年代初，皮特曼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就梦想有朝一日能拥有一台自己的计算机。在描述自己此前的生活经历时，他认为自己是一名“实干家，不是旁观者”，不过他一向独往独来，他的内心世界完全被逻辑电路所占据，也只有逻辑电路才让他有安全感。“我不太在意别人的思维模式。”他后来说。他会钻进图书馆，找到相关课题的书籍，一头扎进去；然后再借更多的书。“我不会看书看个没完，用不了多久我就会亲自去做——要么干脆自己动手，要么就在脑海里琢磨。”
在踏入伯克利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自学完了很多数学和工程方面的大学课程。大一时他最喜欢的课程就是“数值分析”。正当言论自由运动在身边风起云涌之时，他却如痴如醉地专注于解决这门课程的实验部分中遇到的问题；他系统性地攻克了一道又一道复杂的数学课题。然而这门课程的演讲部分让他讨厌，因为演讲并不“有趣”。因此，他的“数值分析”这门课的成绩便大受影响：实验部分总是“优秀”，演讲部分则一直为“差”。重修这门课的结果也大同小异。也许他本就不该进入大学这种组织结构中来。
后来他终于逃出了苦海。有一位同情他的教授给他介绍了一份在旧金山国防部的一个实验室的工作。他的职责是用计算机测量模拟核爆炸所产生的辐射影响，并建立一个仿真模型。从道德角度来说，他并不排斥这项工作。“我对政治问题一点都不敏感，我几乎从不关注。”他后来说。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声称自己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拒服兵役的人。他后来解释说：“这就是说我更愿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愿服兵役。在那个实验室工作，我是在为我的国家服务。那里的工作也很对我的胃口。”
他很珍惜这次机会，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有朝一日他将能够心无旁骛地研究计算机；尽管下班时间是6点，但他为了享受办公室的宁静环境，经常加班到很晚才离开。他常常累得疲惫不堪才停止工作；有一次晚上开车回位于东湾（East Bay）的家，他开着开着就睡着了，等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躺在路边的玫瑰花丛里。通过在实验室的工作，他掌握了大量关于计算机系统的知识，后来还成为实验室中非正式的系统黑客；大家只要有计算机方面的问题就会来找汤姆帮忙解决。越战结束后，这部分国防经费被取消，实验室也被迫关闭。皮特曼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尽管如此，制作一台自己的计算机却已变得越来越可行了。于是，他径直找到Intel公司（第一个微处理器的制造商，也是4004芯片的生产商），提出为他们编写4004芯片的汇编程序。作为这项工作的交换条件，他希望能得到制作计算机的相关配件。对他来说，编写代码完全是手到擒来的事。他先完成了汇编程序的核心部分，接着为了能得到更多的零配件，又编写了一个调试器。后来，凡是购买了Intel 4004芯片并且需要编程的用户，Intel都直接请他们和汤姆联系。到开始参加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丰富的咨询业务经验，并和妻子一道把家搬到了圣何塞，他的妻子是在他连哄带骗下才勉强接受他对计算机的狂热想法的。
皮特曼虽然被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成员间在技术上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深深折服，但他不会像鲍勃·马什开办处理器技术公司那样创业，他骨子里还是那种不想与商业利益沾边的人。他更不想为这些突然冒出来的创业公司打工。“我在俱乐部里没什么特别谈得来的人。他们并不了解我——我愿意单枪匹马地做事。”他后来说，“还有，我没有管理才能。我更像一个做软件的人，而不像一个电子工程师。”
不过，从比尔·盖茨的那封信所引发的“软件躁动”以后，皮特曼决心要采取公开的行动。“盖茨对人们的偷盗行为愤愤不平，那些人却说：‘假如你每个副本不卖150美元这么贵，我们就会买。’因此我决定来证明一下，看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一直关注着《DDJ》期刊上有关Tiny BASIC的消息，并且对编写一个BASIC的基本思路也熟悉。他发现MITS公司有不少计算机方面的竞争对手，那些公司没有使用Intel 8080芯片，而用Motorola 6800芯片生产计算机，更妙的是还没有人为这些计算机编写BASIC解释器。于是他决心编写一个运行在6800上的Tiny BASIC解释器，售价仅为MITS计算机上运行的BASIC的一个零头——5美元。他倒要看看人们会购买还是盗窃他的软件。
皮特曼不愧为一名真正的黑客，他并不满足于运行任何一款现有的Tiny BASIC，其实他早已成为一头“面目狰狞巨兽”的俘虏了——这头“巨兽”总是站在每一名黑客身后，不住地用手指戳着这名黑客的后背，催促他：“再加几个功能！干得再漂亮点！”皮特曼添加了一些普通人通常认为无法集成在一款“微型”语言中的功能——例如为插入帮助说明预留空间，以及使用整个命令集的功能。仅仅过了2个月，他的解释器就能够正常运行了。此外，他还打算以3500美元的价格将这个解释器卖给AMI公司，条件是AMI公司不能垄断销售。幸运的是，AMI公司完全接受了他的报价和条件。他还计划以每个副本5美元的价格向业余爱好者出售。
他在《Byte》杂志上做了个广告，几天后他就有50美元入账。有些人寄来10美元或更多，对他说5美元的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有的人给他寄来了5美元，并附上一张便笺，说无需给他发货，因为该人已经从朋友处复制了一份。皮特曼每天不停地邮寄软件副本。他的成本包括12美分的纸带介质，50美分印制自己写的手册。晚上，他坐在自己小家的沙发上，一边收听圣何塞基督教广播电台的广播或基督教大会上发言的录音磁带，一边折叠纸带介质。渐渐地，他已能熟练地将长长的纸带每8英寸一折，绝无偏差。之后，皮特曼就到邮局将包裹寄出。所有这一切全凭手工完成，他的妻子也会从旁协助，不过她对这种来钱的方式一直半信半疑。
这次成功标志着黑客主义的胜利，但汤姆·皮特曼并没有停滞不前。他还想跟别人分享他的经验，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大家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发展壮大。后来，他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上做了一次报告，当他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的时候，李·费尔森斯坦发现他的身体有些僵硬。为了让他尽量放松，李·费尔森斯坦于是对他说：“大家叫你小汤姆·皮特曼，可是你一点也不像，这是怎么回事？”汤姆在公共场合缺乏应变才能，他只是笑了一下，没有任何其他表示。可是，就在他开始讲话的时候，活力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一会儿扭向这边，一会儿又扭向那边，说到关键处，连胳膊也忍不住在空中挥舞起来。这种前后的反差颇有戏剧性：平时他沉默寡言、潜心钻研技术问题，现在却以发自肺腑的开放心态大谈特谈一件明显对他极为重要的事情：信息的自由传播。
完成Tiny BASIC后不久，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目标，宣布他计划编写用于微型计算机的FORTRAN语言，每份副本仅售25美元。这又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是需要他全身心地投入的事业。正当他紧锣密鼓地置身于工作当中时，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就是，“我妻子（她实际上嫁给了计算机）离我而去了。她决心绝不和一个痴迷计算机的人维持婚姻。”
这种变故很多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都曾经历过，特别是那些起初用花言巧语赢得女人芳心的黑客，他们的下场莫不如此。“我可以说，计算机爱好者的离婚率很高——至少对我来说确实如此。”仑登·弗伦奇后来这样解嘲道。离婚并没有使汤姆·皮特曼的生活变得简单。他根本没有心情完成FORTRAN语言的编写工作。他一次次地反思自己为计算机所付出的一切，探究到底这种付出的动力何在，然后静下心来写了点东西：这次不是用机器语言，而是用英语。
他将这篇文章命名为“是Deus Ex
Machina，还是真正的计算机爱好者”（其中“计算机爱好者”完全可以用“黑客”一词替代）。究竟是什么把硅谷的硬件黑客和剑桥的人工智能黑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该文对这一原因做了生动的阐述。他描述了当黑客钻研并制作出了一些东西时的那种感觉。“就在那一瞬间，”他写道，“作为一名基督徒，我认为自己获得了某种满足感。当上帝创造出整个世界的时候，他一定也有同样的感受。”接着，他把计算机爱好者（即硬件黑客）的信念归结如下，这些东西对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成员来说早已是耳熟能详的了28：
和计算机打交道比和人打交道有意思多了。我喜欢整天泡在计算机的世界里不出来。打打游戏，写点程序或亲自动手构建新部件都很开心。想通过灯光闪烁的方式或无线电波推断出计算机正在运行哪段程序更能让人乐此不疲。相比之下，每天（人与人之间）枯燥的交谈简直无聊透了。
至于当前的计算机，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指望它能为人类做这做那（比如：更多的存储器、更快的速度、更强大的外设、更完善的BASIC语言、更先进的CPU，同时降低总线的噪声、进一步调试程序、推出功能更强大的编辑器和功率更高的电源等）。
根本不必购买这个软件包或那块电路板：我设计的比那些更好。
俱乐部的聚会场场不落。这才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只言片语，其他人会怎样解决那个困扰了你两周的问题……这些是我最想知道的。当然，他们可能拥有某些免费软件。
说到这里，皮特曼的口气忽然变了。他竭力让自己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信条之外也有特例，证明他一直是这个俱乐部的忠实参与者，也目睹了出现的种种问题。他逐条列出了钻研计算机过程中的一个个荒唐故事，最后总结道：“现在，计算机已经从不见天日的深窟中走进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假如你愿意，它将占据你所有的休息时间，包括假期。它会让你倾尽所有，朝思暮想。它会让你的爱人离你而去，朋友也会觉得你越来越乏味。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受到婚姻破裂的打击以后，汤姆·皮特曼决心改变他的习惯。他确实做到了。对这一转变他后来说：“现在我可以休息一整天。周日也不开机。”
“至于其他6天，我会没日没夜地工作。”
……
李·费尔森斯坦白从担任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主持人后重新积聚了信心，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他的愿望非常清楚，就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传播信息，让这个俱乐部成为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团体，不论大家是否意识到，进出这个社团都不会有任何门槛。他的目标比摩尔和弗伦奇更加明确：在这场硬件黑客反抗以IBM为代表的垄断势力的战争中，为了获得最大的政治影响，他们应该采取带有浓郁黑客主义风格的策略。换句话说，这个俱乐部的组织结构永远不会采取官僚体制。
假如想要寻找前车之鉴，他只需看看南方，看一下“南加州计算机社区”的情况便可一目了然。就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第一次集会几个月后，南加州计算机社区便宣告成立了。该社区充分吸纳了这个电子人才集中地区的大量计算机爱好者，使得成员人数迅速飙升至8000人（几乎所有承包国防项目的高技术企业都聚集在南加州）。社区的领导人不满于简单的信息交换：他们希望制定团购计划，发行全国性刊物并期待实现由计算机爱好者支配整个微型计算机业的梦想。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没有设立执委会来商讨俱乐部的目标和发展方向；并且差不多成立一年以后才将后来的想法追加到俱乐部的宗旨当中；此外，俱乐部没有收取过真正的会费——只是建议大家每年交10美元订阅内容尚可的新闻通讯。而南加州计算机社区则完全采取了另外一套模式，它有个正式的董事会，经常就“社区的本质”所引发的激烈争论而召开例会。不久，南加州计算机社区还出版了一份华而不实的杂志，其团购计划也逐渐壮大（每个月达4万美元），最后他们甚至考虑将自己的名称改成“全国计算机社区”。
那位到处兜售处理器技术公司的电路板的鲍勃·马什时不时地搭机参加已经挤得满满的南加州计算机社区的聚会，还曾一度当了几个月的董事。后来，他对这两个社区的差异做了如下评述：“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人相互之间都是半熟脸，每个月仅有两次聚会。它从未真正成为一个组织。可南加州计算机社区的组织堪称严密。那里的人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社区里的政治一团糟，最终毁了这个团体。”谁也说不清楚，其中的细节到底如何，大把的钱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如团购计划上。这帮人聘请的负责运营那本“华而不实”杂志的编辑竟然决定让该杂志与南加州计算机俱乐部脱钩，然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仍旧以《Interface Age》的名字发行）；接着便引发了一场官司。董事会会议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这种气氛甚至延伸到了俱乐部会员大会上。最后，这个俱乐部还是走向了衰落。
虽然李·费尔森斯坦的计划和南加州计算机社区的领导者一样雄心勃勃，但他却更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战争绝对不能以“跟着领导走”的形式开展。能和鲍勃·马什和汤姆·皮特曼这样的一批人共事他感到非常快乐——他们中部分人在黑客理念的指导下，用他们具备实用价值的产品改变着世界；另外一部分人则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自己的路，做一名纯粹的黑客。他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让神奇、神秘的计算机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李·费尔森斯坦在他那间地下室“禅房”曾经体验过的激动。在社会上营造这种氛围有利于激发人们“亲自动手”的本能。在1975年的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协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 IEEE）大会上，李·费尔森斯坦在发言中指出：“业界（当前）的做法不仅冷酷生硬，而且起不到任何作用：设计人员的座右铭是‘天才设计给傻瓜用的东西’，面对没有接受过培训且对设备一无所知的用户时，通行口令是‘请勿动手！’……友好的方式是什么，我建议要根据用户学习使用设备、控制设备的能力来决定。用户必须花些时间仔细研究设备的构造，制造商也必须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方便，保证既不会毁了设备，又不能伤了人。”
费尔森斯坦话里话外提到的设备指的就是他的汤姆·斯威夫特终端，在1975年虽未研制成功，但也为时不远了。鲍勃·马什的处理器技术公司的业务刚刚起步，他日思夜想的就是要扩大其经营范围，为此他给李·费尔森斯提供了让他难以拒绝的优厚条件。“你设计汤姆·斯威夫特终端视频部分的费用我全包了。”他拍胸脯对他保证道。费尔森斯坦其实一直在为处理器技术公司做设计工作，但主要是文档和电路图方面的，因此这个条件对李·费尔森斯坦来说当然很有吸引力。鲍勃·马什从他的公司成立之初便按照黑客道德的理念行事。他的公司分发出去的电路图和软件源代码，要么只收取名义上的成本费，要么分文不取。（可能有向MIT的高价BASIC示威的因素在内，处理器技术公司打算开发自己的BASIC，并和源代码一同出售，定价为5美元。）这家公司还一度实行大锅饭式的工资制度，每位员工每月的工资都是800美元。“我们根本不考虑利润或任何形式的管理方式。”
李·费尔森斯坦不是处理器技术公司的员工，他选择了按单（合同）工作的方式。“我会先给他们开个价，”李·费尔森斯坦后来回忆道，“而他们按这个价格的十倍付我报酬，因为我的目标不是金钱。”
不到三个月，李·费尔森斯坦就造出了一台可用的原型机。和其他用于Altair计算机的显示卡相比（例如Cromemco的Dazzler显示卡），李·费尔森斯坦的“视频显示器模块”（Video
Display Module,
VDM）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Dazzler显示卡可以输出颜色，它产生闪烁效果的方式通过不断地回访Altair主芯片内的存储器（其他新型计算机也会使用类似的硬件总线）实现的。史蒂夫·东皮耶喜欢他的Dazzler显卡在运行BASIC时的出色表现：每时每刻，计算机屏幕上都会呈现出好像罗夏墨迹图一样、反映计算机存储器的可视图案——这种图案模糊、神秘，反映了程序操作的过程，就像控制台下的扬声器让人对TX-0计算机存储器产生的那种听觉印象一样。
不过李·费尔森斯坦的视频显示器模块属于更加偏执的设备，是按照有朝一日重建Community Memory的思路设计的。它的输出为黑白两色，并且没有使用点来构造，而是使用了字母数字字符。（李·费尔森斯坦还考虑过增加另一种符号——六角形，这是他在《易经》中发现的，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个设想一直没有落实。）VDM中李·费尔森斯坦设计最为巧妙的地方便是他充分利用了新型微处理器芯片速度快的特点，让计算任务和显示任务共享计算机的存储器。这种工作方式就好像是一个迷你型分时系统，两个用户分别是视频显示器和计算机本身。VDM，再加上Altair计算机和其他扩展卡一道兑现了李·费尔森斯坦设计的TV打字机的承诺，开发进度出奇顺利。但尽管如此，它也和处理器技术公司的其他产品一样，按照他们的承诺，要等到1975年年底以后才能正式发售。
有个人对VDM情有独钟，他就是纽约的莱斯·索罗门。他曾经为推出爱德·罗伯茨具有开创意义的计算机助过一臂之力，但他并不满足于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供职的杂志（指《大众电子》）一直关注着这场黑客圈内部发出的不同声音，他本人也发表了更多和计算机有关的封面专题报道。现在，他期望能推出一款功能齐全的计算机视频显示器终端，这款显示器其实将计算机和显示器的功能集于一身。这将是Altair计算机推出以后的另一次飞跃，是计算机、电传打字机和显示器的一个综合体。再也不会有人会因长时间拨动Altair计算机前面板上那排小开关而把手指磨破了。索罗门亲自到凤凰城拜访了“电视打字机”（就是鲍勃·马什在伯克利大学一直打算构建的那种设备）的发明者唐·兰卡斯特，并向他承诺，他会亲自到阿尔伯克基直接找爱德·罗伯茨，为他们两位在终端项目上的合作牵线搭桥。按照索罗门后来的说法，这次会面“一开始就火星四溅，爆发了一场冲突。那是两个都自视甚高的人之间发生的冲突。唐拒绝修改他的设计去匹配爱德的计算机，因为他说爱德的计算机效率低下，达不到他的要求。爱德则说：‘这办不到。我不会重新设计Altair计算机。’于是两人立刻决定进行决斗，是我把他们拉开了”。
怎么办呢？索罗门只有去找鲍勃·马什，因为他的处理器技术公司已经可以提供VDM、存储器卡，甚至还包括一块能够代替Altair计算机的基本电路的“主板”。他问马什：“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部件集成到一起呢？咱们来设计一台有显示器的计算机如何？”假如马什能够在30天内开发出一台“智能终端”，索罗门答应将在《大众电子》的封面报道中予以重点介绍。
马什和李·费尔森斯坦商量了一下，最终李·费尔森斯坦同意承担主要的设计工作。在他们进一步讨论这个产品的时候，两人逐渐意识到莱斯·索罗门想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终端，而是一台完整的计算机。就在Altair计算机隆重推出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发烧友”计算机（不论是整机销售还是以配件方式销售）就已经出现了，其中最有名的一种称为IMSAI，其生产公司的员工都参与过维纳·埃哈得的est培训。几乎所有这些计算机都沿用了Altair计算机的100个引脚的总线设计。因此几乎所有计算机看上去都跟Altair计算机差不多，像是一台超大的立体声接收机，只不过没有FM旋钮，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的灯光和开关。所有这些计算机都需要某种终端（通常是一台破破烂烂的电传打字机），才能让用户真正做点什么。
整整一个月，确切地说是1975年12月，李·费尔森斯坦和鲍勃·马什一直专注于设计这台机器。马什建议用一块8080芯片作为机器的核心，李·费尔森斯坦一开始出于政治原因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为什么要用一个“集权的硅片独裁者”（控制整个计算机）呢？不过后来他逐渐接受了这一建议，因为他也意识到真正的“智能”终端（其实就是一台计算机）也需要一个大脑。李·费尔森斯坦决定用自己古旧的偏执方式协调剩余部分的设计，否则这个大脑一旦失控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马什则不时地打断李·费尔森斯坦的设计进程，让他看看他从“未来生物”上得到的最新灵感。
李·费尔森斯坦后来在一篇杂志报道上回忆这个过程时，写道：“每当马什发现了哪怕一丁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就会一直钻进去探索新的功能和高效方法，而后便会突然要将这一设计思路集成到整个设计中。他会跟我解释这个问题或让我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在把技术方案书给我之前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要做的就是如此这般……’我如果也是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那第二次出现这种事的时候我们俩就可能已经分道扬镳了，我会质疑他的‘专业素质’和对我工作的‘横加干涉’。当然，毕竟我们两人还共用一个工作间，假如要避免在气头上做出不理智的事，我就不能反应过激29。”
马什和李·费尔森斯坦一样，设计的时候不仅将这台机器当做一个有趣的产品，更把它视为一件政治工具。“我们希望让所有人都能接触到微型计算机，”他后来如是说。“公众并不知道，但是计算机的时代即将到来，每个家庭都会拥有计算机，人们可以用它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说实话，我们也不敢确定计算机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们觉得我们正通过某种方式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
李·费尔森斯坦建议，既然两人是按照索罗门的设想建造的这台机器，它就应该被称为“Sol”。（莱斯·索罗门后来说：“如果成功了，他们就会说Sol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太阳’。如果失败，他们就会把责任推给那个犹太人。”）
Sol从设计到全部完工，两人每天工作14～17个小时，连续不休息地工作了6个星期。李·费尔森斯坦总是埋头盯着荧光灯桌面上如一团乱麻般的设计方案，每天只喝点儿橘汁就打发了。这段时间，鲍勃·马什的一个木匠朋友设法以半价买下了一块胡桃木木料，他们都认为Sol的机壳应该用这种上好的材料制作才够气派。原型机的电路板终于完成了，仅比莱斯·索罗门原先规定的最后期限晚了15天。两周后，在1976年2月下旬，也就是重新修订后的产品完工日（纽约时间）的前一天，两人匆匆忙忙将所有的设备都安装到一个Altair计算机风格的总线上，其中还包括一个临时攒出来的电源、键盘和一些没有经过严格调试的软件。操作系统由处理器技术公司的首席软件程序员、也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史蒂夫·东皮耶编写。
承袭马什一贯的节俭作风，他为自己和李·费尔森斯坦订了夜间航班的机票。一切都按时完成，他们冲向直升机场，登上了飞机。凌晨6点，两人疲惫不堪地到达了纽约肯尼迪机场，他们那台“给普通人用的计算机”分别放在两个纸袋中。机场的商店都还没有开门营业，连喝个咖啡的地方也没有，于是索罗门请他们到自己位于法拉盛的家里吃早餐。在那一刻，莱斯·索罗门的家（具体说是他家地下室的工作间）即将成为一个令人神往的圣地，因为这里马上就要见证另一次让人激动万分的创举。索罗门时常款待能够设计出这些产品的年轻的硬件黑客，他的妻子更是只需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来。“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索罗门后来解释道，“他们眼中都有一小团激扬的火焰。她以前常说，有的人有种内在的品质，虽然他们看上去好像邋遢的盲流，但假如你看他们的脸，看他们的双眼，你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她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到的是智慧的光芒和激昂的热情。”
可就在1976年2月那个寒冷的早晨，这光芒逐渐黯淡了下来：马什和费尔森斯坦的终端启动不了了。李·费尔森斯坦有个朋友，在新近开始发行的发烧友杂志《Byte》供职。他马上乘飞机到新罕布什尔州去找这个朋友，在他的帮助下在一间工作室中找到了问题所在——有根电线脱焊了。于是两人马上返回《大众电子》编辑部，将他们的机器打开。“看上去好像整间屋子都沸腾了，”索罗门后来回忆道。他立刻意识到他看到的是一台五脏俱全的计算机。
索罗门如约在随后出版的《大众电子》上发表了有关智能计算机终端的报道。可那实实在在就是一台真正的计算机。处理器技术公司将它装在一个四周用胡桃木材料制成的蓝色箱子里，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台没有压纸滚筒的打字机。改良后组装件设计图，按照惯例，可以提供给任何想要了解这台机器工作原理的人（改良后的配件总价值不到1000美元）。后来马什估计大约有3万～4万人向他们索要详细设计图。订购这种机器组装件的订单像雪片般飞来。看起来，Sol大有打破计算机发烧友市场的沉寂脱颖而出之势，并一举引领黑客行为进入家庭。
Sol计算机的首次公开亮相是在亚特兰大举办的一次名为PC76的展示会上。说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这还是“发烧友计算机”行业的从业者第一次聚在一起展示各自的作品。会场就设在舒尔本酒店。由于当时法律禁止公开赌博，该酒店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墙上留有不少洞孔，部分房间的门把手都没有了，空调也不能用。有几个住在这里满腹怨气的退休人员，他们乘电梯时看到留着长头发的史蒂夫·东皮耶后差点动手给他一顿老拳。尽管如此，那次参展经历依然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参观人数几乎达到5000人，其中很多都不是本地人（南加州计算机社区为此组织了一次优惠旅行，吸引了很多湾区的黑客都来参加）。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衍生出的公司，如处理器技术公司和Cromemco，终于和来自全美各地志趣相投的人士碰到了一起，他们交换技术信息，描绘未来的美景，一直聊到深夜。
Sol计算机在这次展示中备受关注。黑客们似乎一致认为，Sol计算机凭借其平易近人的外观、打字机样式的内置键盘及其视频显示器，必定会成为家用计算机的下一个发展方向。不久，处理器技术公司设法让Sol计算机上了电视——汤姆·辛德主持的“Tomorrow”节目。一向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电视节目现在也开始正视黑客梦的最新成果——在一台Sol计算机上运行着史蒂夫·东皮耶编写的名为《Target》的游戏程序。游戏中，用户通过操纵在屏幕底部的大炮来击落飞过屏幕顶部的、成排的、由字母数字字符构成的外星飞船。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史蒂夫·东皮耶后来说：“这个小窍门最后还是让大家知道了。”不管怎么说，编写这种程序的目的就是要看到人们玩计算机玩得开心。
《Target》游戏给汤姆·辛德和电视观众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让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审视原先被渲染为邪恶怪物的那种东西——计算机。想象一下，那些不修边幅的当代嬉皮士竟然有本事把计算机带到电视台，配置好它，然后让一个对计算机技术一无所知的家伙（例如汤姆·辛德）亲自动手操作！汤姆玩得非常投入，在导演喊“插播广告”之前他已经深深地沉浸在击落外星飞船的情境之中了——这绝不是开玩笑——随着游戏的进展，外星飞船会以更快的速度飞过屏幕，甚至还会投放配备有手榴弹的伞兵部队。这种设计增加了游戏的难度，迫使用户要更加专注地应对。在击落外星飞船以后，汤姆·辛德体会到，那是一种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这种感觉会让你稍稍领略到假如用这台机器真正做点事情后的那种欢欣鼓舞。到底这台跟打字机差不多的机器有什么奥妙呢？即使像《Target》这么简单的游戏也能促使人们对这个问题加以思考。“还没有人给出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史蒂夫·东皮耶后来说，“不过我觉得计算机确实有些魔力。”不管到底原因何在，东皮耶说：“工作人员不得不过去把汤姆·辛德从计算机前拉过来，让他把节目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