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每个人都能成为上帝
1974年6月，李·费尔森斯坦搬到了伯克利一座单间公寓居住，公寓下面是一个车库。这间屋子其实条件并不太好——房间里竟然连自动调温器都没有——不过每月租金才185美元。李·费尔森斯坦甚至可以在屋角放一张工作台并将这里当做自己的家。李·费尔森斯坦喜欢这里的低开销、便捷和实用。
费尔森斯坦心里有一个详细的设计方案——基于Community Memory理念的计算机终端。李·费尔森斯坦讨厌在面对一群毫无心机的用户的时候还要把终端完全保护起来，讨厌把终端做成像黑匣子一般，只会往外吐信息，而丝毫看不到它们的结构。他认为用户应该看一看计算机终端是怎样运行的，使用过程中也必须有人机交互的操作。任何像计算机一样灵活的东西都会激发人们去做同样灵活的事情。李·费尔森斯坦认为计算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主义的模型，他希望通过让普通人都接触到计算机，将黑客道德传遍整个社会，进而不仅给予人们控制计算机的力量，而且赋予他们反抗政治压迫的力量。
李·费尔森斯坦的父亲托人带给他一本依凡·依利希所著的名为《宴饮交际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23的书。作者依利希的论点也证明李·费尔森斯坦的观点是正确的（“对我来说，最好的老师告诉我，我所知道的已经是正确的了。”李·费尔森斯坦后来解释说）。依利希宣称，硬件的设计不仅要考虑用户的易用性，还应该从长远角度考虑人与机器之间最终必然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一论断促使费尔森斯坦去构思一种融合了依利希、巴克·富勒
、卡尔·马克思和罗伯特·海因莱因等人思想的工具。那将是一台为人民服务的终端。李·费尔森斯坦“为了向最先被发现在乱搞这台终端的美国平民英雄致敬24”，给它起了个绰号叫“汤姆·斯威夫特终端”（Tom
Swift
Terminal）。李·费尔森斯坦，就是他，即将引领黑客之梦走向现实。
当时，他靠做一些零散的工程项目维持生计。他曾到Systems Concepts公司找过工作，这是一家小公司，其员工有长期在MIT工作过的斯图尔特·尼尔森（他是电话方面的专家和编写代码的天才）以及对TMRC和TX-0都曾研究过的彼得·萨姆森。费尔森斯坦总是与和MIT沾边的任何事情都保持一定距离；作为典型的硬件黑客，他觉得这些黑客一门心思只钻研技术，一说到要在“失败者”中间传播技术，他们表现出的无动于衷令费尔森斯坦感到受到了侮辱。“一个人生活中如果到处充斥着人工智能，那么他很可能就是个没有任何希望的病人，”李·费尔森斯坦后来解释道，“他们和现实严重脱节，已经无法适应现实世界了。假如他们开始说，‘你需要做的其实就是如此这般……’我就会盯着他的眼睛，告诉他，‘好的，老兄，这只是容易的部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哪里完成工作。’”
在遇到个子矮小，但固执己见的斯图尔特·尼尔森后，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几乎从一开始，两人便谁都不服谁，按照李·费尔森斯坦后来的说法，那场不可思议的技术争论最后演变成一场“典型的黑客间‘我比你更聪明’式的争论”。斯图尔特坚持认为李·费尔森斯坦应该努力研究出些硬件方面的技术诀窍，而李·费尔森斯坦，由于他的工作风格深受童年时期害怕失败的心理影响，则反驳说他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坐在Systems
Concepts公司大得像仓库一样的木质房子内，李·费尔森斯坦觉得这些家伙对向普通人普及计算机技术的想法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正在从事高雅的、令自己心神俱醉的计算机技术表演秀。对李·费尔森斯坦来说，他们就是技术上的耶稣会会员（Jesuits）。他不关心这些人最终能变出何种高级戏法，也不关心受到他们顶礼膜拜的大师是何方神圣。他关心的是平民百姓。
因此，当MIT的正宗黑客——斯图尔特·尼尔森，要对费尔森斯坦进行一次相当于“试演”的测试的时候（让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种硬件产品的设计），李·费尔森斯坦拒绝了。他对尼尔森所追求的那种只想在技术领域天马行空的做法嗤之以鼻。他断然地拂袖而去。
李·费尔森斯坦打算另谋高就。他发现如果自己一年能挣8000美元，那么凭一己之力也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可由于经济不景气，工作很难找，但天无绝人之路。位于伯克利以南50英里的硅谷（Silicon Valley）这时即将展翅高飞。
位于半岛上的帕罗奥图和旧金山湾另一端的圣何塞之间约20英里的地带便是人称“硅谷25”的所在。这一名称源自一种从沙子中提炼和制造出来并用于生产半导体的材料。大约20年前，帕罗奥图这块土地曾孵化出了晶体管，这一进展已经连本带利地催生出了集成电路（IC）——将由晶体管组成的微型网络压缩到一个个芯片上，再用小塑料块将其封装，底部露出一排金属连接针。它们看上去好像没有头的机器昆虫。当时，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三名效力于位于圣克拉拉的（Santa Clara）Intel公司的勇于探索的工程师发明了一种叫做微处理器的芯片：它的内部连接极其复杂。他们三人在这个芯片上完全复制出了计算机中央处理单元（CPU）复杂的电路结构。
而这三位工程师的老板却还在为微处理器的潜在用途冥思苦想。
李·费尔森斯坦从骨子里就不愿冒险尝试全新的技术。他只使用他认为一段时间内比较可靠的产品，这就是他“废品箱”式的工作风格。微芯片的成功以及芯片批量生产后价格的大幅下降（设计和制造芯片的原型需要花费巨资，但当用于批量生产芯片的组装线出现以后，每个芯片的成本就微不足道了），直接导致了1974年芯片短缺现象的出现。费尔森斯坦对芯片业能否持续足量供应新的微处理器以满足他的设计需要缺乏信心。他形容终端用户看待终端的方式就像黑客看待计算机操作系统一样，即他们都认为只要修改某些部分就能改善整个系统……“那不是一个机械装置，而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他后来如此解释，“这些工具是再生过程的一部分。”那些用户需要能稳定地访问各个部分。他一边等着在微芯片开发的竞争中胜利者脱颖而出，一边利用这段时间思考依凡·依利希教给他的那些东西——这位作者喜欢设计一种工具，它“可以增强普通人以其独特的方式追求各自目标的能力”。在伯克利闲暇的日子里，如果天气风和日丽，李·费尔森斯坦就会带着他的绘画板到人民公园（不久之前的20世纪60年代，他曾帮助解放了这块郁郁葱葱的土地）画些电路图的草图，同时还借着从白色绘图纸反射回来的阳光把自己晒得黑一些。
费尔森斯坦不过是旧金山海湾沿岸地区数百名同类工程师中的一员，他们用尽一切借口宣称只对自己的专业感兴趣。他们喜欢电路系统和电子学中可以自己动手的一面。他们中很多人即使白天要到公司上班（有些公司取了非常新颖的名字，例如Zilog、Itel和National Semiconductor），但晚上下班回家后，便会在布满蚀刻线路和一块一块集成电路、用环氧树脂制造的绢印板上忙个不停，期望做出稀奇古怪的东西。将这些板卡焊接到金属的盒子里以后，它们就能实现奇怪的功能：无线电功能、视频播放功能、逻辑功能等。除了让这些电路板完成各种任务以外，制作这些电路板的行动本身也很重要，那是建造一个能够做事的系统的行动。这个行动就是黑客的行动。假如这么做确实有其目的的话，那就是要在家里建造一台计算机。不是为了实现任何具体的功能，只不过是随便玩玩，探索一下而已。这就是他们心中的终极系统。不过这些硬件黑客不会动不动就将他们的目标透露给外人，因为在1974年，普通人的家里摆着一台电脑的想法简直荒谬绝伦。
诚然，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着。只要这些硬件黑客凑到一处，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份激情。李·费尔森斯坦会在PCC的百味餐会上和别人探讨技术问题。他还会每周六上午到迈克·奎恩的旧货店和那些卖旧货的家伙磨磨嘴皮子。
奎恩的旧货店是一家和剑桥的埃里哈弗伦一样的店铺，TMRC的黑客经常到此淘换纵横开关和步进继电器。这家店坐落于奥克兰机场，是一座巨大的、有着军舰般灰色、类似机库一样的二战时期建筑，维尼·戈登（Vinnie
Golden）便在这间店内“舌战群黑（客）”。他的柜台上乱七八糟地摆着很多盒子，里面装着标价低至仅几美分的电阻和开关。在这里他和被他称为“藏头露尾的吝啬鬼”的硬件黑客讨价还价。他们会为了用过的旧电路板、政府部门多余的示波器以及无数的数字时钟LED（发光二极管）的价格争执不休。来此淘换破烂货的黑客在这间巨大建筑陈旧的木质地板上东转转、西看看，还会从盛放着成千上万的集成电路芯片、电容、二极管、晶体管、空白电路板、电压表、开关、插槽、夹子和电线的几排盒子中拣出几样。一块牌子上用哥特式字体写着：“如果你没有看到你要的东西，那就挖地三尺。”这条格言应该牢牢记住。上百家倒闭的公司把自己已经用不着的东西一股脑地拿到奎恩的商店来出售，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巨大的汽油控制单元、一摞用过的计算机磁带或如文件柜一般大小的旧计算机用磁带机绊倒。留着络腮胡、大腹便便的维尼熊一边拿起你递给他的零部件左看右看，一边在心里估量着它们的用途，还琢磨着是不是能从这个或别的东西上拆下个连接器什么的。他头顶上方有一行标语，那是他矢志不渝的信条：“顾客的态度决定价格”。他和顾客之间在讨论技术问题时经常会争得面红耳赤，最终，妥协的维尼熊只好用含混不清的声音低声咒那些顾客“智商低”。而那些顾客呢，下周还会再来淘换其他的便宜货，继续打嘴仗。
迈克·奎恩旧货店的隔壁是比尔·戈德布的公司。他买的旧货数量更加可观——通常都是政府部门淘汰的芯片和零部件，由于不完全符合具体的功能标准而被扔掉，不过它们完全可以另作他用。戈德布是一名身体结实、说话喜欢直来直去、还能驾驶飞机的飞行员，他隐隐约约曾提到自己参与过一宗国际间谍行动，并为某个他无权透露名字的政府部门工作过。他把这些零部件买回去，和自己的品牌货一道以逻辑电路套件的形式通过邮寄的方式销售。什么样的公司会到他这儿来订货，他们会淘汰哪些东西，戈德布都门儿清得很。他好像对硅谷内的动态了如指掌。随着公司的日益壮大，他已能够给那些心急火燎的硬件黑客提供越来越多的零件和套件了。
李·费尔森斯坦慢慢地认识了维尼熊和戈德布，还有其他几十位各式各样的人。不过，和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一个通过Community Memory终端认识的硬件黑客（当然是在那次实验停止之前）。李·费尔森斯坦当年住在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牛津会堂时就认识他，但当时和他并不太熟。这个人就是鲍勃·马什。
马什个子不高，留着Pancho
Villa一样的胡子，长长的黑色头发，皮肤苍白，谈话时神情紧张，爱说反话。他在终端上给李·费尔森斯坦留言，问他是否愿意参加最近一期《无线电》（Radio
Electronics）杂志刊登的一个项目。那篇文章是一个叫唐·兰卡斯特的硬件黑客撰写的，他在文中描述了怎样制作一台他称为“电视打字机”（TV
Typewriter）的东西——人们可以通过类似打字机的键盘将文字输入到电视机屏幕上，就好像一台奇特的计算机终端。
马什从童年开始就是一个硬件发烧友。他的父亲是一名无线电接线员，他自己则在上学途中研究无线电收发装置。他在加州伯克利分校主修工程学，但却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打台球上。后来他辍学去了欧洲，在那里恋爱，然后又回到了伯克利分校，但这次的专业不再是工程学——当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工程学一点也不时髦，那个专业的学生几乎都是右翼分子。马什后来到一家音响商店打工，销售、维修、安装立体声音响，样样都干。直到毕业并获得了生物学硕士学位，他才离开这家音响商店。刚毕业那会儿，他脑子里满是理想和抱负，一心希望能教贫穷的孩子读书，但当他发现不论怎样努力减少对孩子们的束缚，学校毕竟还是一个系统化管理的单位——学生们都要整齐地坐在座位上，不许交头接耳，他的这个念头便没有持续下去。在电子学那无拘无束的世界里徜徉了几年后，他受到了黑客道德的影响，开始视学校为低效、压制个性的系统。即便他也曾在一所有着开放教室的激进派学校教过书，但仍旧认为那所学校徒有其名，其实与监狱无异。
于是，在尝试开办音响商店失败后——他并不擅长做生意——他又回去钻研工程学了。马什的一个在Dictran公司工作的朋友加里·英迈，为他找了一份开发第一款数字电压表的工作。干了几年以后，他逐渐接受了计算机的思想，并对兰卡斯特的文章惊喜不已。他认为自己也许能把“电视打字机”直接连接到计算机上当作终端使用。
为了提高设备的性能，他从迈克·奎恩的旧货店购买了各种零件，随后埋头苦干了几个星期，努力改进各处的设计。他从来也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成功，但关键是他正在动手尝试和学习。他后来解释道：“这和无线电收发器一样。我不想把钱浪费在广播上，或向人吹嘘我的作品。我只想做一件东西出来。”
李·费尔森斯坦在Community Memory上回复了马什的留言，他们约定在项目小组所在的商店门口见面。李·费尔森斯坦向他介绍了汤姆·斯威夫特终端的设想，这款终端使用家用电视机作为字符显示器，它就是一块“网络技术的积木”，用它可以搭建出任何东西。马什听得津津有味。当时他同样处于失业状态，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湾附近第四大街租来的车库内拼命地鼓捣他的“电视打字机”。马什已婚并有一个孩子——他的手头相当拮据。为此他请李·费尔森斯坦搬到他那里和他一起住，并分担175美元的租金，李·费尔森斯坦当下就将自己的工作台搬到了马什的车库。
于是马什继续他的项目，并且也会编造一个设计，去比尔·戈德布的公司买些数字时钟零件，回来后把它们安装到一个个奇特的木盒子里面。（他有个朋友，是个做木盒子的高手。）与此同时，作为只有一名员工的LGC工程公司（Loving Grace Cybernetics，热爱优雅网络技术）总经理，李·费尔森斯坦继续做他的终端，他这个设计方案一点也不亚于一次哲学冒险。
通常的设计思路是让所有的零部件都由一个中央芯片控制，但李·费尔森斯坦的方案却另辟蹊径，他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多重操作备份系统。系统内用来保存字符的是“存储器”，位于一块电路“卡”或电路板上。其他的电路卡负责收集来自键盘的字符并将字符显示到屏幕上。系统没有使用处理器来控制字符信号的流转，每块电路卡总是处于发送或接收状态。其效果就是，这些卡会对输入设备（如键盘）一直叫着说：“发给我，发给我！”存储器就是终端的十字路口。即使以后给终端增加一块微处理器来执行类似计算机的功能，这块功能强大的芯片也要连接到存储器上，而不能直接控制整个系统（微处理器通常用来控制整个系统）。这是一种体现了分权理念的设计，并且标志着李·费尔森斯坦的偏执已经在他的创造中开始发酵了。他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一块不起眼的芯片。假如这个零件坏了怎么办？如果那个零件坏了呢？他做设计的时候感觉好像他哥哥正站在身后看着他，随时准备在系统崩溃的时候甩给他几句尖酸刻薄的讥讽。
但是李·费尔森斯坦最终想出了怎样才能让汤姆·斯威夫特终端存在下去的点子。他的设想是把终端作为一个系统，人们可以用它建立各类俱乐部，那注定是所有知道并喜爱可爱的汤姆·斯威夫特终端人士的活动沙龙。这会让Community
Memory项目重新焕发青春，让世界从睡梦中醒来，让这一理念成为迈克·奎恩旧货店内以及PCC百味餐会上的焦点话题，甚至为普通人使用计算机的远景打下基础——而最后这一点最终必将动摇由IBM产品一统天下的格局，摈弃网络官腔并打破市场垄断。
不过，当李·费尔森斯坦的鼻子被他意义非凡的终端设计图纸所反射的阳光越晒越红之时，1975年1月的《大众电子》杂志也正朝着50万订户数稳步前进。当期杂志的封面刊登了一台机器的照片，它对众多订户所产生的影响与李·费尔森斯坦期待“汤姆·斯威夫特终端”可能带来的影响一样巨大。这台机器是一台计算机，其价格仅为397美元。
……
这台计算机的概念是一家位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由一个与众不同的佛罗里达人开办的公司首先提出来的。这个佛罗里达人就是爱德·罗伯茨，他的公司名为MITS（Model Instrumentation Telemetry Systems，模型仪表遥感勘测系统），不过有些人认为那是“Man In The Street”（大街上的人）的首字母缩写。说起爱德·罗伯茨，哪怕是最亲近的朋友也认为他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但正是这个人激励了人们进行这种思考。他本人是个大块头，身高6英尺4英寸（约1.93米），体重超过250磅（约113公斤）。他精力旺盛，对任何事情都充满好奇。如果他对某个题目产生兴趣，就会如饥似渴地投入其中，浑然忘我。“我甚至会翻遍图书馆书架上的每一本书。”他后来解释说。假如某天有什么东西勾起了他对摄影的好奇心，那么不出一个礼拜，他不仅会拥有一间彩色冲印暗室，而且准能用行话和专家交流。然后，他也许会研究蜜蜂饲养技术或美洲历史。不过最令他着迷的课题莫过于技术及其应用。用一位MITS公司早期员工大卫·邦内尔的话说，他的好奇心“使他堪称世界上的终极痴迷者”。在那个时候，成为一名数字电路的痴迷者意味着你八成就是一名硬件黑客。
是火箭技术模型引领他开办了MITS公司。公司开始只是为火箭飞船迷制造闪光装置，让待在后院的沃纳·冯·布劳恩能够拍下他们制造的火箭划破夜空的轨迹。从这个产品开始，罗伯茨的MITS开展了设备测试的业务——温度感应器、音频扫频仪以及类似的设备。后来罗伯茨开始对使用LED的东西产生兴趣，于是MITS又开始制造数字时钟，既卖成品，也销售零配件。后来，公司借着微处理器技术快速发展的东风生产小型数字计算器。当然他也卖计算器零件。继而，公司开始壮大，员工总数接近100人。可就在这时，大企业也参与进来了，如德州仪器这样的巨无霸可以生产自己的微型芯片，因此小企业生产的计算器只能降价处理，这样一来MITS公司就有点扛不住了。“我们生产的计算器，邮购价是39美元，可在杂货店只花29美元就能买到具有同样功能的计算器。那段时间我们过了一段苦日子。”罗伯茨后来回忆道。这种打击是致命的。到1974年年中，爱德·罗伯茨公司的负债已经高达36.5万美元了。
不过，爱德·罗伯茨确实有一套。他十分了解Intel的新型微处理器芯片，并且知道只要用一块这样的芯片作为核心就能制造出一台电子计算机。是的，一台电子计算机。自从在空军服役期间第一次接触计算机以来，他就被计算机的力量所深深折服。与此同时，他又对使用计算机之前的繁琐手续深恶痛绝。大约在1974年，爱德·罗伯茨就时不时地与远在佛罗里达州的儿时伙伴埃迪·库里长时间煲电话粥。为了节省长途电话费，他们开始以交换盒式录音带的方式聊天。后来配上音效的磁带（背景音乐和声情并茂的朗读）索性变成他们唯一的联系手段了。有一天，埃迪·库里收到爱德·罗伯茨寄来的磁带，发现有些不同。据库里后来回忆，爱德用极其兴奋的语调谈到制造人人都能使用的计算机的事情。这件事一旦做成，将会让那些曾“拥（计算）机自重”的组织彻底见鬼去吧。他打算给世界奉献一台用新型微处理器技术制造的计算机。这种计算机价格便宜，普通人完全可以负担得起。
寄出磁带后，他又迫不及待地给库里打了电话。假如每台计算机只卖500美元，你会买吗？400美元呢？行将倒闭的公司里到处都是员工留下的杂物（员工总数现在已经锐减到不足5人），而他却滔滔不绝地谈着他的梦想。MITS的员工大卫·邦内尔后来回忆道：“我们认为他的情绪失控了。”
可是，一旦爱德·罗伯茨打定了主意，就是八匹马也拉不回来。他要造一台计算机，就这么回事儿。他知道Intel公司目前的8008芯片功能还不够强大，不过当Intel推出了新型的8080芯片（它能够支持更多的内存以及其他硬件设备）后，罗伯茨就开始给这家公司打电话讨论购买事宜。假如少量购买，这种芯片的价格为每块350美元。可罗伯茨根本不考虑什么“少量购买”，最后他将价格砍到每块75美元。
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他要求公司的工程师比尔·耶茨设计一种硬件的“总线”，也就是一套用于将芯片上的连接点用电线连到输出端（“引脚”）的连接装置，用这种方式从根本上实现支持计算机存储器以及各种外设的功能。总线的设计不能说特别完美——事实上，后来的黑客几乎毫无例外地对这位设计者的随意表示不满，他凭什么将芯片上的这一点连接到总线上的那个位置？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爱德·罗伯茨要立刻做成这件事的坚定决心。用一块这样的芯片就能搭建出一台计算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可至今还没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计算机王国中的大企业，特别是IBM，认为这一观念本身便荒诞不经。哪个人会要一台小巧的计算机呢？就连芯片制造商Intel公司也认为自己应该定位于为交通信号灯控制器生产芯片，而不必专为小型计算机生产芯片。尽管如此，罗伯茨和耶茨仍旧继续改进着他们的设计，邦内尔在对那些大企业进行猛烈的批评时强烈建议罗伯茨将他们设计的计算机称为“小弟”（Little Brother，与“Big Brother”（大哥）一词相对应）。罗伯茨相信，产品一旦以计算机组装件的方式推向市场，人们一定会购买。第一年说不定就可能有几百个用户。
正当爱德·罗伯茨埋头于他的原型机时，纽约一个身材矮小、头发渐秃的杂志编辑也在思考着和罗伯茨同样的事情，他就是莱斯·索罗门。他在伯纳德·马拉默德的笔下是一个居无定所之人。莱斯·索罗门出生于布鲁克林，曾经做过工程师，是一个有本事在不幸中找到欢乐的幽默之人。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自诩曾做过犹太复国主义的雇佣军，在巴勒斯坦打过仗。1974年，他正在找一个能够设计计算机的人，他想让这个人设计出的计算机成为他所效力的《大众电子》杂志那些热爱电子学的读者们的有力工具，使他们成为技术领域的先锋，并且能够用这样的计算机来建立各种神奇的项目。从那以后，索罗门就不再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事情了。“人生之乐事有二，”他后来说，“实现自我和获得金钱。仅此而已。假如二者兼得，那这笔生意相当划算。我的工作是耍笔杆子。还有一家杂志（他指的是《无线电》）也对数字技术感兴趣，他们介绍了一种基于Intel
8008芯片的计算机组装套件。而我知道Intel
8080芯片的性能会更好。爱德·罗伯茨以前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过介绍他的计算器产品的文章。我也和他聊过他的计算机。对我们杂志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专题。希望这个专题做下来，老板能给我加薪。”
索罗门很清楚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专题。实际上，除了实现自我和获得金钱以外，还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这可是一台计算机呀！从此以后，如果有人请索罗门简要说明一下他打算介绍给读者的关于计算机的方案时，他就会说：“计算机就是一个魔术箱。它本身是个工具，是一种艺术形式，是终极军事艺术……计算机里面没有谎言。假如不说实话，计算机就不会工作。你没法欺骗计算机。这个二进制位要么在，要么就不在。”他清楚创新是怎么回事，清楚那是由黑客对计算机的摸索及其执着的激情长期积累得来的。“这充分体现了那句话：每个人都是上帝。”莱斯·索罗门说。
于是，他热切地盼望见到爱德·罗伯茨的计算机。爱德·罗伯茨通过航空货运的方式将唯一的原型机寄给他，但在运输途中不幸弄丢了。那是唯一的一台原型机啊！没办法，索罗门只能看设计图纸，并相信罗伯茨给他的保证：这台计算机是可用的。他相信了罗伯茨的话。有天晚上，他不经意地问他女儿应该给这台机器起个什么好听的名字时，她提到了当晚的电视剧《星际旅行》中有一艘很棒的“企业号”宇宙飞船被发射到一个名叫Altair的星球上的事。于是，爱德·罗伯茨的计算机便被命名为Altair。
罗伯茨和他的设计助手比尔·耶茨一起写了一篇文章来介绍这台计算机。1975年1月，索罗门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留下了MITS的地址并承诺该公司愿意以每套397美元的价格销售基本的组装套件。那期杂志的封面是一幅虚构的Altair 8800的照片，照片中是一个只有空调一半大小的蓝色箱子，迷人的前面板上镶嵌着小巧的开关和两排红色的LED灯。（这个面板可以换成另一种更加漂亮的款式，用镀铬的细条固定住，细条上有MITS的标志以及用类似计算机屏幕使用的字体配以五彩斑斓的颜色书写的“Altair 8800”字样。）
那些看到这篇文章的读者会发现这台机器内仅配备了256字节（1字节有8个数位）的存储器，并且根本没有输入和输出设备。换句话说，除了前面板上那些开关以外（你必须通过开关不辞辛劳地将信息直接输入到存储器的特定区域），这台计算机根本没办法和外部世界交换信息。它与你沟通的唯一方式就是前面板上闪烁的灯。对于一切有实际意义的应用来说，它就是一个无法与外界交换信息的机械装置。不过，就像四肢瘫痪、头脑健康的人一样，这台计算机根本无法传递任何信息的外壳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它内部的大脑仍旧“活着”，它还在不停地“思考”。这是一台计算机，至于黑客能够用它做什么，那就要看他们的想象力有多么丰富了。
一方面，罗伯茨期望订单数能逐步攀升至400台，另一方面，MITS也在完善他们的组装线，做好为痴迷的电脑爱好者加工出可靠的计算机组装套件的一切准备。他很清楚自己是在用Altair赌公司的命运。在最初的讨论会上，他谈起过将计算能力传播给普通老百姓，让他们直接与计算机进行交互操作，唯有如此才能将黑客道德传遍整个美洲大陆。他后来承认，这种说法有推销的成分在内。他想拯救自己的公司。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前，他夜不能寐，总是担心一旦破产，他只有被迫退休这一条路可走。
订户拿到杂志的那天，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天并没有塌下来。电话铃开始响了起来，并且一直不停地响。邮件里面装着订单，每张订单都附有支票或汇票，指名道姓要购买MITS公司那种价值几百美元的设备——除了计算机本身，还包括能让计算机用途更加广泛的附加电路板。要知道这样的电路板还没有设计出来呢。某天下午，MITS接到了一个订购400台机器的订单——爱德·罗伯茨敢于奢望的订单总数也不过如此啊。此外还有好几百台的订货，这意味着全美有好几百人正心急火燎地等着组装他们自己的计算机呢。三周后，MITS的经营状况大有起色，其银行账户余额从负转正，达到了25万美元。
莱斯·索罗门是怎么形容这一现象的呢？“我脑海中只有一个词——不可思议。你买了Altair后，要把它装好，然后还要配备其他的电路板，将它们插到机器里，才能让它工作。你真的是个十足的怪人。因为只有怪人才会晚上花好几个小时坐在厨房、地下室或其他什么地方，把电子器件逐一焊接到电路板上，最终让机器运行起来。最让人感到震惊和恐惧的是谁也不知道这家位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公司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们攒出来了一台机器，那竟然就是计算机。刊登这篇报道的杂志把它印在封面上，然后宣告：‘您只需花400美元就能组装一台自己的计算机。您要做的只不过是给位于阿尔伯克基的MITS公司寄一张支票，他们就会给您送来一箱零件。’绝大多数人甚至不愿为了一个闪光灯旋钮付给生产厂商15美分，对吗？可大约有2000人（这种情况前所未见）竟然以每套300、400或500美元的价格把支票或汇票寄到一座没怎么听说过的城市里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准确地说，他们对它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些人确实与众不同，他们是未知领域的探险者。最早来到美国西部冒险的是一帮怪人，他们决心要到加州、俄勒冈或只有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去。那些从MITS购买计算机的人和这些怪人骨子里都属于同一种人。”
他们就是黑客。他们和MIT的黑客一样对各种系统充满好奇，只不过这些人没办法每天都有机会使用PDP-6计算机罢了，他们不得不构建自己的系统。这些系统有什么用吗？与理解、探索和自己动手修改系统的行为相比，那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是一种在计算机那充满逻辑、准确无误的世界中仁慈地使用这种力量的行为。要知道在计算机的世界中，真实、公开和民主是以一种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纯粹的方式存在着。
爱德·罗伯茨后来对计算机的力量是这样表述的：“每当说起财富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说，‘你控制了多少人？’假如我给你一支一万人的军队，你能造一座金字塔吗？计算机给了普通人，或者刚上高一的学生这种力量，让他有能力在一周内完成所有从远古直到30年前的数学家都无法完成的任务。”
被Altair相关的报导触动的一个典型人物是一个名叫史蒂夫·东皮耶的30岁的伯克利建筑承包商。他留着黄色的长发，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绿色眼睛。《大众电子》的那篇报导发表一年之前，他开车在伯克利通向劳伦斯科学大厅（LawrenceHall of Science）的陡峭、蜿蜓的公路上疾驰。这个大厅是一座高大、阴森、好像地堡一样的建筑，有一部讲两台智能计算机合力控制世界的、名叫《佛宾项目》（The Forbin Project）的电影曾在这里取景拍摄。这座博物馆兼教育中心是由一个致力于普及科学知识的基金资助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里的计算机教育项目由鲍勃·阿尔布莱特最初的演示宣传员鲍勃·卡恩负责管理运营。这里有一台HP大型分时计算机，连接了几十台灰色的电传打字终端。史蒂夫·东皮耶第一次到这座大厅来是为了买一张价值50美分、可以使用1小时计算机的票，这和买“过山车”的票看上去差不多。他一边等着操作终端，一边打量着大厅内的布置。等轮到他了，他走进一间有30个噼啪作响的电传打字机的房间。在这里感觉好像是在一个水泥搅拌机里面。他轻敲终端，信心满满地看着行式打印机打出一行字：“你好。你叫什么名字？”他敲入了自己的名字“史蒂夫”。行式打印机又打出了一行字：“嗨，史蒂夫，你想做什么？”看到这句，史蒂夫·东皮耶十分震惊。
他后来这样说：“那是一台充满魔力的机器，它有智能。当然我不清楚它是怎么工作的。在前四五个月内，在每个人的脸上你都可以见到同样的表情，不过后来他们终于明白了那根本不是智能。当这台机器对你说话，并且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做出数学题的时候，你会感觉这简直就是魔法，是最令人上瘾之处。”而对于史蒂夫·东皮耶，他的瘾还在持续发酵中。他在机器上玩《星际旅行》游戏，或和约瑟夫·魏泽鲍姆编写的ELIZA程序对话。他买了一本介绍怎样用BASIC语言编程的书，试着编写一些小程序。他看了《Computer Lib》后也接受了技术可以影响政治的观点。他甚至在家里添置了一台电传打字机，这样就能通过电话线连接到劳伦斯科学大厅的计算机上——他曾经连续几个小时泡在那儿玩新一代太空游戏《Trek73》。最后，他听说了一种叫Altair的计算机。
他立刻抄起电话打到了阿尔伯克基，向他们索要产品目录。看到目录以后，他觉得上面每样东西都很有吸引力——计算机组装套件，可选的磁盘驱动器、内存条、时钟模块等。于是他一股脑订购了目录上的所有产品，一共4000美元。他给自己找的理由是他要用这个新计算机系统把所有《大众科学》杂志（Popular Science）汇编成目录。假如想知道某篇报导（例如，热管道（Heat Pipes））在哪一期，他只需在计算机里输入“HEAT PIPES”，计算机就会告诉他：“在第4期的第76页，史蒂夫！”10年后，当他有了很多台计算机以后，他仍然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因为他打从心眼里希望弄清楚计算机的秘密，而不是做什么愚蠢的索引目录。
MITS给他回信说他付的钱太多了，他订购的东西中有一半还仅仅处于早期设计阶段，另一半也没有实物，不过MITS正在为此而努力。于是史蒂夫·东皮耶开始等待。
那年的1月份过去了，2月份也过去了，进入3月份以后，这种等待变得好似百爪挠心般难受。他索性开车到机场，跳上一架班机，飞到阿尔伯克基，再租了一辆汽车，凭着仅有的街道名称，开始在阿尔伯克基的大街小巷寻找这家计算机公司。他去过硅谷的各式企业，因此自认为知道这种企业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座长长的、有现代化气息的平房，四周是大片的翠绿草坪，草坪内喷水器还在不停地旋转，前门外有块粗糙的木板，上面凿刻着“MITS”。但是在那个地址附近找了个遍，也没看到哪个地方和自己的想象一样。他开车又来回转了几圈才看到一个小小的标志。“MITS”的牌子设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商店橱窗的一角，这家小店一侧是按摩中心，另一侧是自助洗衣店。假如他事先看一下附近的停车场，就会发现那里停着一辆房车。有个痴迷的黑客已经在此安营扎寨了3个星期，等着他的机器出厂的那一刻。
东皮耶走进MITS的总部，发现这里只有两间很小的办公室，一名秘书刚放下电话，便有另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她一遍遍地向电话另一端的人保证：“没问题，再过一天您准能收到您的计算机。”东皮耶见到了爱德·罗伯茨，他对眼前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罗伯茨接着描绘计算机未来的美丽神话，以及MITS怎样才会变得比IBM更强大等。然后他们来到后面的房间，这里堆着各种零件，几乎触到了屋顶。一名工程师一手拿着一块前面板，另一手攥着几个LED灯。这就是迄今为止他所看到的Altair的生产过程。
MITS计算机组装套件的发货流程并不完全符合美国的邮政法规，该法规禁止通过邮局接收用来购买根本不存在的物品（除了杂志封面上那张照片以外）的汇款。不过邮局尚未接到太多投诉。在此危急时刻，爱德·罗伯茨的朋友埃迪·库里加入公司来帮助他摆脱困境。库里发现，MITS公司部分芝加哥客户的遭遇非常有代表性：其中一个人抱怨说一年前就交了1000美元，但从此没了下文。“你们这不是明抢吗？连钱也不退给我！”他大声咆哮道。库里说：“别着急，告诉我你的名字，我让财务处马上给您发一张支票，包括您的利息在内。”这个人的态度立刻变了。“哦，不必了。我不想要钱。”他想要的是他的计算机。“大家都是这种心理，”库里后来回忆道，“人们想要得到计算机的迫切心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爱德·罗伯茨那时情绪高昂，每天忙生产忙得四脚朝天，根本没有时间担心他的生产进度已经远远赶不上订单的增加速度。他已经有了100万美元的订单，并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每一天，新发生的事似乎都在越来越清晰地证明一件事，那就是计算机革命已经在这里发生了。甚至《Computer Lib》的作者泰德·尼尔森都这样认为并给予了祝福。鲍勃·阿尔布莱特也持相同的观点，并说假如罗伯茨能给他弄一台切实可用的Altair以便让PCC研究一番，那么他就会用这台计算机写一本关于电子游戏的书。
最后，MITS设法找了些配件出来并且直到罗伯茨同意给史蒂夫·东皮耶足够组装部分计算机的一塑料袋零件后，他才离开这间办公室。几个月后，各种配件通过UPS快递送到东皮耶手中。后来，东皮耶终于有了组装一台Altair计算机的所有配件，他这台计算机的序列号为4。序列号为3的那台由停车场里的那名黑客获得，这个人使用由电池供电的电焊工具进行组装。每次他有问题，就会跳出车外，缠住一名MITS的工程师，直到他完全弄明白为止。人民计算机公司得到了一台较早组装的原型机，它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势，即无需自己动手组装，因为这是一台已经组装好的计算机。
组装一台Altair并不容易。埃迪·库里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使用组装件的好处（从MITS公司的观点来说）就是你无须测试你发出的那些配件，也无须测试每个独立的部分，更加不必测试组装后的整机。只需把所有的东西放到封套里，然后发给用户就行了。而可怜的用户要自己弄清楚怎么把这一袋子破烂拼装到一起。”（实际上，爱德·罗伯茨解释说，在工厂组装其实成本更低，因为组装不成功的电脑迷常常会把他们的半成品送回MITS，这么做从成本上考虑并不划算。）
（让用户自己组装计算机）这种做法就其本身来说也是一种教育行为，用户可以借此学习数字逻辑、焊接技巧和创新的思考方式。再怎么说，计算机还是能够组装成功的。问题是，组装完毕以后，你拥有的不过是一个有着闪烁灯光的、仅有256字节存储器的盒子。你可以通过拨动那些细小的、会“咬”到手指的开关来输入八进制数，用这种方法编写并运行一段程序；你只能通过翻译LED灯（这些LED灯也是按照八进制方式设置的）的闪烁来得到问题的答案。哼，那又怎么样？这只是个开始。它的的确确就是一台计算机。
在PCC, Altair 8800的横空出世让大伙好好庆祝了一番。每个人都知道有人正在致力于用功能不太强的Intel 8008芯片制造计算机系统。《人民计算机公司》有个非正式的姊妹杂志《Micro-8通讯》，其中的文章都是以拜占庭风格进行编排的，是典型的小版面出版物。该通讯的出版人是加州隆波克的一名教师，而且还是一个8008迷。不过，因Altair计算机难以置信的低廉价格以及使用先进的8080芯片，人们在谈到它的时候无不对其充满敬畏。
1975年第一期《人民计算机公司》用了一整页介绍这款计算机，并强烈建议读者去找一本《大众电子》来看一看那篇报导。那期《人民计算机公司》还有一段鲍勃·阿尔布莱特的手书附言：“我们把筹码全压在这块芯片上。如果你正用Intel 8008或Intel 8080芯片组装家庭计算机、校园计算机、‘Community Memory’计算机……‘玩游戏和爱快乐’计算机……那么请给PCC Dragon写信告知！”
李·费尔森斯坦当时正为《人民计算机公司》做硬件评述专题，他迫切地想亲眼看看这台机器。在此之前，最重要的事是他的车库室友鲍勃·马什一直埋头制作的“电视打字机”。李·费尔森斯坦和“电视打字机”的设计者唐·兰卡斯特一直保持着联系。他的这一设计似乎在每页文本的末尾处清空内容时有个致命的缺陷——当屏幕刷新时用新的输出清除此前显示的内容，即“旋转的托钵僧”方案。李·费尔森斯坦一直在考虑设计一块电路板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Altair横空出世以后，所有的想法都烟消云散了。费尔森斯坦和马什读了《大众电子》的那篇报导后，立刻认识到杂志封面上的那个模型不是实物；就算摆在眼前的是一台真正的Altair，那也不过是一个有着闪烁灯的盒子而已。它的里面其实什么也没有！那只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逻辑扩展，可是没有人敢于利用这一点罢了。
这一事实并没有让李·费尔森斯坦对Altair产生丝毫的鄙视。他知道Altair的意义并不是它的技术有多么先进，或它的实用价值。它的意义在于其价格和承诺——凭借这两样，就足以吸引人们去订购组装套件来组装他们自己的计算机。李·费尔森斯坦一向对一流大学（如MIT）高材生出身的黑客精英没有什么好感，但却欣然进入了“Altair大学”的“硬件研究专业”学习。在这所“大学”中，只要完成了“焊接技术”、“数字逻辑”、“技术实践”、“调试”和“怎样获得帮助”等课程以后就可以得到学位。此后，你下半生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朝着“让这玩意儿能做点什么”专业的博士学位努力了。
在MITS将第一批组装的计算机中的一台送到PCC以后，鲍勃·阿尔布莱特同意借给李·费尔森斯坦用一周时间。李·费尔森斯坦带着这台计算机回到埃弗雷姆·利普金的车库，两人像对待奇珍异宝和雕塑品一样小心地把它卸下车。李·费尔森斯坦把这台机器拆开，开始琢磨着怎样给这台机器添些东西让它变成一个系统。李·费尔森斯坦在《人民计算机公司》杂志上发表了他对这台机器的研究评论，并配发了一张闪电击中一个小镇的照片。他写道：“Altair 8800（至少）有两样值得鼓励：第一，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第二，它确实能够运行起来。仅这两样就足以保证，至少到第二年它将一直是业余计算机爱好者梦寐以求的计算机……”
《人民计算机公司》用了好几页介绍和评论这台业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计算机革命焦点的计算机。不过，虽然鲍勃·阿尔布莱特对Altair同样充满热情，但他觉得公司的工作重心还应该是向普通人普及有关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而不是向他们传授那些争先恐后订购Altair的硬件黑客用电线焊接芯片的狂热做法。有大量的硬件爱好者整天都在PCC流连，其中有个叫弗莱德·摩尔的理想主义者，他也同样以政治的眼光审视计算机的发展。有一次，他问阿尔布莱特是否可以在PCC开一个计算机硬件方面的学习班时，阿尔布莱特没有答应。
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黑客与计划者之间的矛盾。阿尔布莱特作为计划者希望把计算机的知识普及得越广越好，将狂热的高级别黑客的要求列为次要问题。硬件黑客则希望用一切办法将计算机的每个犄角旮旯研究个透，直到计算机的世界呈现出其最最本质的形态，用莱斯·索罗门的话说，就是“这个二进制位要么在，要么就不在”。这样的世界还是个任何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都没有用武之地的世界。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弗莱德·摩尔其实是想向大众揭开硬件的神秘面纱，因为从摩尔的方式方法来看，他绝对应该是一个计划者而不是黑客。
弗莱德·摩尔对计算机的兴趣不仅仅因为它们能够给予全身心投入的程序员以快乐，而且还来自于计算机将人们集结在一起的能力。摩尔不仅是个四海为家的激进分子，还是个持非暴力观念的学生，相信只要人们走到一起进行交流和分享解决办法，那么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有时，出于这种信念，弗莱德·摩尔也会做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他做得更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发生在4年前的1971年，《地球目录大全》停刊聚会期间。编辑斯图尔特·布兰德宣布，他要拿出2万美元送给一个人：至于送给谁，由1500名与会人员决定。他的这一声明使向《地球目录大全》告别的聚会陷入一片混乱。他宣布的时间是晚上10点半，在随后的10个小时内，整个集会变得千奇百怪，从乡镇聚会变成议会会议，从争论到怒骂，从马戏团到诉苦会。后来集会的人越来越少：大约在凌晨3点左右，人们开始掷骰子，但依旧没个结果。就在此时，弗莱德·摩尔说话了。后来一位记者这样描述当时摩尔的样子：“卷发，留着胡子，脸上是一幅急迫的表情”。金钱打上了救世主的标签，人们正围着它团团转，摩尔对此极为不安。他觉得整件事情正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他对着人群大声说，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当前这场集会。他注意到有个诗人请求拿到这笔钱来出版一本诗集。接着就有人说：“我知道从哪里能弄到纸。”另一个人还推荐了一款便宜的打印机……摩尔认为也许人们不需要花钱就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只靠他们自己就行了。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开始焚烧美元纸币。接着人们决定投票决定是否还要为这笔钱的去处而烦心。摩尔反对投票，因为他认为投票是一种让人民对立的手段。摩尔对投票的反对态度让大伙对这个问题感到迷惑不解，怎么连投票表决也没用了呢？随后，又争论了半天之后，摩尔开始散发一份请愿书，上面写道（仅摘录部分内容）：“我们觉得今夜人们在此结盟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金钱所能带给我们的，这才是一个更有价值的资源。”他还敦促人们在一张纸上签名，通过一种实实在在的网络保持联系。最终，黎明以后只剩下大约20个人了，他们发誓要坚持这个信念，并将钱交给了弗莱德·摩尔。下面引用一段《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记者的记述：“摩尔，因为他的执著，好像就是大家公认应该拿到钱的人……摩尔溜达了一会儿，显得既困惑又有点害怕，他想搭车返回帕罗奥图，不清楚是否该把这笔钱存到银行里……后来他终于想起来他根本没有银行户头26。”
弗莱德·摩尔从来没有真正把钱存入银行（“钱会被用来打仗。”他说），不过最后还是将数千美元分给了几个实至名归的团体。这次经历让他看清了两个事实。第一，金钱是邪恶的。第二就是团结起来力量更大，以及没有钱的时候，人们怎样做事——他们会团结起来利用他们身边的一切资源去完成一件事。这就是为什么弗莱德·摩尔对计算机如此激动兴奋的原因。
自从1970年无意中踱进斯坦福医学中心的计算机中心后，摩尔在以后的几年间便和计算机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年他正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坐在公共汽车里旅行。他有时候会留下女儿一个人待在汽车里，自己则跑去玩计算机。有一次他正玩得入迷，有个警察走进计算机中心，问谁认识这个被丢在停车场的小女孩……
他视计算机为不可思议的便利工具，是一种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他在PCC开设了几个班的计算机课，在教班里的孩子们玩游戏的过程中找到了证据。孩子们会着迷地玩游戏而且很开心。他每周要上大约13节课，并一直思考着怎样利用计算机将有着非主流思想的人集中在一个大数据库里面。随后，Altair问世了。他认为人们应该组织起来相互学习使用计算机的技巧。他对硬件了解不多，基本不太清楚怎样组装Altair计算机，可他认为班里的学员应该会相互帮忙，直至组装成功。
鲍勃·阿尔布莱特并不赞同这种想法，于是开办硬件培训班的计划也就告吹了。
弗莱德·摩尔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另一个在PCC转悠的咨询工程师戈登·弗伦奇。他也一向不得志，想在这里找些机会。他以前用8008芯片作为核心制作了一台时灵时不灵的计算机——其他的硬件黑客把他的机器称为“家酿”计算机。他给他的系统起名为“雏鹰”。戈登·弗伦奇喜欢组装计算机，就像人们喜欢把汽车发动机拆下来再重装一样。他身材瘦长，笑的时候嘴角弯起来，嘴咧得很大，头发很长，呈胎毛般的嫩灰色。他喜欢谈论计算机。要是戈登·弗伦奇打开话匣子，有时候会像开闸放水一样滔滔不绝，非得来一队拿着大扳手、穿着橡皮工作服的水管工关上水龙头才算罢休。他喜欢和有共同语言的人聚会，就为这他才会到PCC来，可是弗伦奇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成为PCC的名人。此外，周三的百味餐会有日趋没落之势，这也让他怅然若失。Altair计算机开始销售了，大家为此欢呼雀跃，这正是让大伙聚在一起的好时机，可是万事总要有个由头吧！于是弗伦奇和摩尔决定召集对制造计算机有兴趣的人成立个兴趣小组。这是他们自己的硬件小组，成员之间讨论的都是计算机的相关话题，还可以分享电子技术，甚至演示一下新近购买的几样好东西。只有几个硬件黑客觉得这个小组的聚会比那种多少有点儿漫无目的的聚会更有意义。
因此在本地区几处至关重要的公告牌上——包括PCC、劳伦斯科学大厅、少数几所学校和高技术企业——弗莱德·摩尔用大头钉发布了一则启事，内容是27：
业余计算机用户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随你怎么叫都行
你在制造自己的计算机？终端？电视打字机？I/O设备？还是其他的数码魔术黑盒？
或者，你正在某个分时服务系统上购买服务时间吗？
如果是这样，你也许愿意参加一个志同道合者的聚会。交换信息，交流思想，解决项目中的难题，等等这个聚会定于1975年3月5日，在弗伦奇位于门罗公园的住处举行。弗莱德·摩尔和戈登·弗伦奇仅搭建了一个舞台，他们等着黑客之梦再次开花结果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