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名真正的黑客
大概在肯·威廉姆斯举行乔迁宴会的那段时间，也就是MIT TMRC发现TX-0的25年后，一名自称是最后一名真正的黑客的年轻人，坐在科技广场大厦9楼的一个房间里——房间内杂乱无章地堆放着打印资料、手册和一个铺盖卷，以及一个与PDP-6的直接衍生机型（DEC-20电脑）相连的闪烁的计算机终端。他的名字叫理查德·斯托曼，他说话的速度很快，音调很高，毫不掩饰自己激动的情绪，他正谈论的话题，用他的话来讲，是“AI实验室的掠夺”。他今年30岁。脸色苍白，凌乱的黑发与炯炯有神的深绿色眼睛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他谈到黑客道德的衰退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理查德·斯托曼在12年前，也就是1971年，来到了MIT。那个时候，他和所有其他的人都还沉浸在发现纯洁的黑客天堂的喜悦中，科技广场大楼就像他们修道的寺院一样，人们为了黑客而生存，为了生存而进行黑客行为。斯托曼从高中开始就对电脑非常痴迷。有一次夏令营，他从指导老师那里借来电脑手册，非常高兴地读完了它。在他的家乡曼哈顿，他发现了一个计算机中心，这又一次激发他新的热情。在进入哈佛大学时，他已经成为汇编语言、操作系统和文本编辑器的高手，他还发现自己非常支持黑客道德，也是黑客道德的严格践行者。为了寻找更有黑客氛围的地方，他离开哈佛大学相对独裁的计算机中心，沿着马赛诸萨大道，来到MIT。
他之所以喜欢科技广场大楼的AI实验室，是因为那里“没有人为障碍，没有那些阻止人们交流的障碍——例如，官僚主义、安全规范、拒绝与他人分享等。”他也很喜欢与那些以黑客为生的人打交道。他坚持在与人交往中，做到有来有往，公平对待。在AI实验室，他很觉得自己的黑客技术得到充分发挥，自己也成了追求卓越的黑客社区的一分子。
他杰出的才能很快凸显出来，拉塞尔·诺夫斯科是AI实验室的主管，他在越战抗议期间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他雇用斯托曼为系统程序员。他经常晚上过来工作，当他以优秀的学习成绩取得了哈佛大学的物理专业的学位时，大家才明白了其中原因，即使那些黑客专家都惊叹不已。
随着斯托曼开始追随理查德·格林布莱特和比尔·高斯珀等人（他觉得他们都是他的良师），他对黑客道德的信仰更加坚定了。他把AI实验室看做是黑客哲学的化身，这里提倡自由，正如他有一次在电脑中的一个文件写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相互抨击。美国社会已经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我们（黑客）希望用建设性合作来代替那些制度41。”
斯托曼喜欢别人叫他名字的缩写（RMS），他登录电脑时使用的就是这个名字，他在编程过程时一直遵循黑客道德，他开发的一个最著名的软件是EMACS，这是一个文本编辑器，允许用户无限制地对它进行自定义——其开放的架构鼓励用户不断添加新功能，以及不断改进程序的功能。他把程序免费发布给那些和他观点一致的用户，RMS写道：“用户反馈了他们实现的所有扩展功能，这样也就能提高EMACS的性能。我把这次组织行为称为‘EMACS公社’，我和他们分享，他们便和我分享，大家相互合作比相互竞争要好42。”EMACS几乎成为高校计算机系的一个标准文本编辑器。这是黑客行为创造的一次辉煌。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理查德·斯托曼注意到自己的产品出现了问题。第一次入侵发生在把密码分配给官方授权用户后，一些非授权用户入侵了系统。作为一名真正的黑客，他不太重视密码，引以为豪的是他负责维护的电脑从来没有用过密码。但是，MIT的计算机科学系（这里的人与AI实验室的人不同）决定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安全措施。
斯托曼开始考虑如何防止入侵。他建议用户使用“空字符串”作为密码——用回车符代替字母。所以当电脑要求你输入密码时，你按回车键就可以登录电脑了。同时，斯托曼也破解了电脑的加密代码，能够打开保存用户的密码的受保护文件。当用户登录系统时，电脑屏幕上就会显示下面的消息：
“我知道你选择了密码[某某]，我建议你把密码改为回车符，它很容易就可以输入，而且也满足没有密码的要求。”
RMS后来骄傲地说：“最后据我统计，会有1/5的电脑用户使用空字符串作为密码。”后来，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在其他的电脑上安装了一个更复杂的密码系统。斯托曼很难破解这个系统，但是，他可以研究加密程序，他后来说：“我发现只要改变程序中的一个词，你的密码就作为登录信息的一部分显示在系统控制台上。”由于任何用户都可以看到系统控制台，因此任何终端都可以很容易访问这个信息，甚至可以把信息打印成复印件，这样通过斯托曼的修改，任何想知道密码的用户都可以散布这些密码。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
密码的使用开始普及。社会上对安全性和官僚主义的重视影响到了电脑行业。对安全性的高度重视甚至影响了神圣的AI实验室的电脑。国防部曾经威胁要切断AI实验室的计算机与ARPAnet网络的联系——将MIT与高度活跃的电子社区分离，而这个社区由美国各地的黑客、用户以及以前的计算机科学家组成——这样做是因为AI实验室坚决拒绝对自己的计算机设置限制。国防部的官僚主义者很愤怒：走在大街上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AI实验室的机器来连接到国防部网络。斯托曼和其他人认为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后来发现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核心黑客离开了MIT，那些发扬黑客文化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黑客道德的人都走了。
去年的那些黑客现在都在做什么呢？很多人去做生意了，表明他们接受了这种工作的妥协。彼得·萨姆森是旧金山的一名TMRC黑客，他是第一批发现TX-0的人，他与电话黑客专家斯图尔特·尼尔森合伙创办了Systems Concepts公司。萨姆森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人们现在没有把精力放在研究黑客技术，而是把精力放在生活上——为生计奔波，结婚生子。我现在的时间和精力已经大不如从前。”这是一个普遍的结论，萨姆森在TMRC的同事鲍勃·桑德斯（在惠普公司工作，两个孩子在上高中）、大卫·塞维亚（以前在AI实验室工作，现在在剑桥经营一个小的机器人公司），斯拉格·拉塞尔（《太空大战》的作者，利用他的Radio Shack家用电脑，为波士顿郊区的一家公司编程）和萨姆森的情况有些类似。即使1983年还是单身汉的斯图尔特·尼尔森，也不禁感慨他无法像以前那样编程了。“几乎每天都是谈生意，我们没有时间去从事我们喜欢的技术工作”，讲话的这个人在20年前使用PDP-1发明了电话系统。
永远也找不到像他们这代人一样的黑客了。每次他看到新一代的黑客自由地使用AI实验室的电脑时，斯托曼都会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似乎并不像前辈一样非常愿意或渴望沉浸在黑客文化当中。以前人们似乎觉得开放系统是对用户的一种邀请，让他们可以开发一些有用的程序，学习知识，最终可能会成为真正的黑客。但是现在，这些新用户却不能处理好这种自由度，他们总是浏览开放系统中的文件。斯托曼承认“外部用户对电脑的干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盗用别人的电脑系统，当然，其他用户也会在别处修改你的文件，而你对此毫无办法，每5分钟就会受到一次攻击。像以前那样成长起来的人越来越少了，其实，人们都知道以前的成长之路是可行的，而且是合理的。”
斯托曼继续为黑客道德而奋斗，他说：“我要用各种方法阻碍这种法西斯的进程。”虽然他同时在为计算机科学系和AI实验室做系统程序设计，但是，他还是反对AI实验室，支持计算机科学系，因为他们实行安全策略。当他开发出EMACS编辑器的新版本时，他拒绝让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使用它。他觉得这是在惩罚使用电脑的用户，而不是执行安全策略的人。他后来说：但是，我能怎么办呢？那些遵守安全策略的电脑用户没有战斗力。很多人都迁怒于我，说我试图把他们当成人质或者敲诈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这样。我之所对他们施加暴力，是因为他们正在对每个人都施加暴力。
密码问题并不是理查德·斯托曼面对的唯一难题，MIT提倡黑客道德的人越来越少。
实验室的很多新人在小型机上学习电脑知识，没有受过黑客的教育。像第三代黑客，他们根本没有程序所有权的概念。虽然这些新人们可以编写出像前辈一样优秀的新程序，但是他们还有了一种新意识——只要程序发布出来，就会提出版权声明。版权声明！对于RMS，他仍然坚持信息应该自由流通，版权声明无异于是亵渎神灵。很多年以后，在1983年，他曾经说：“我相信软件不应该属于某个人。因为这种做法有悖于人道主义。它使用户无法从程序中获得最大化的利益。”
在理查德·斯托曼看来，这种商业主义对自己深爱的理想社区是致命的打击。他觉得这是一种邪恶的表现，使其余的黑客陷入怀恨和冲突。而这一切都源于格林布莱特的LISP电脑。
……
很多年过去了，理查德·格林布莱特仍然十分怀念当年科技广场大厦9楼的黑客的辉煌。现在，他已过而立之年，主要从事象棋机器和MacLISP的相关工作，他一直在调整自己极端的个性，经常去理发店修剪自己的短发，经常更换衣服，甚至开始与异性交往。但是，他仍然是一个黑客精灵。现在，他想去实现自己多年前的梦想——生产一个功能全面的黑客电脑。
他逐渐意识到LISP语言是可扩展的，而且功能很强大，允许用户构建和浏览各种系统，满足黑客的求知欲。但是，问题是没有电脑能够方便地操作机器上的大量LISP命令。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格林布莱特开始设计一台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处理LISP的电脑。这是一台单用户电脑——在分时系统中，黑客从心理上觉得无法完全控制电脑，这台电脑要解决这个心理问题。通过运行LISP人工智能语言，这台电脑将成为下一代电脑的开路先锋，它具有学习能力，可以与用户进行智能对话，从电路设计到高等数学，无所不通。
于是，靠着很少的拨款，他和其他的黑客——特别是汤姆·奈特，他很擅长设计（和命名）不兼容的分时系统——开始工作。这个项目进展得很慢。但是，到了1975年，他们买了一台所谓的“Cons”机（根据LISP中一个复杂的“构造函数操作符”函数而命名的）。Cons机不能独立运行，必须要连接到PDP-10才能运行。它大概有两个隔间那么宽，电路板和乱七八糟的电线都暴露在外边，他们在科技广场大楼的9层构建这台机器，下面还安装了空调。
它的功能正如格林布莱特所料。格林布莱特后来回忆说：“LISP语言实现起来非常方便。很多时候，一些黑客经常花几周的时间在其他电脑上编写LISP程序。‘看，我的LISP系统。’但是，这与真正实用的系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Cons机（也就是后来独立的LISP机）是一个实用系统。它有所谓的“虚拟地址空间”，保证了空间程序不会像其他LISP系统一样把整个机器的空间都占满。用LISP开发的系统更加复杂。在这种机器上工作的黑客就像火箭飞行员一样，在无限扩展的LISP的宇宙中飞行。
他们接下来几年工作的重点就是把这种机器变成单机。MIT为他们支付薪水，当然，他们开发的系统在ITS上运行，偶尔也研究一些关于AI的系统。有一次，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ARPA）投入资金让他们制造6台机器，每台机器5万美元，这时，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后来又订购更多的机器，这样资金就不断流入。
最终，MIT的黑客制造了32台LISP机。从外面看，LISP计算机就像一个中央空调单元。在一个远程终端可以观察到所有的图像。这个终端包含一个光滑的、装有功能键的长键盘和一个超高分辨的位图显示器。在MIT，他们把几台LISP计算机组成一个网络，这样每个用户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LISP机，同时作为社区中的一员，也能对其他计算机进行访问，这种由信息自由流通而升华的价值观应该一直保持下去。
LISP计算机是一个重要成就。但是，格林布莱特意识到应该再制造几台机器，并在这些机器上做出一番事业。LISP计算机基本上是一个十分灵活的世界建设者，是黑客梦想的化身……但是，它的优点是一台“会思考的计算机”，这是美国的人工智能水平领先于日本的重要原因。LISP计算机的影响力已经超过AI实验室，当然，像这样的技术通过商业部门可以更好地传播。格林布莱特说：在整个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们将来要创办一家公司，而且要将LISP计算机投入市场。这是迟早的事情。为了让这台机器的功能更加完善，我们开始四处网罗人才。
拉塞尔·诺夫斯科就是这样加入进来的。他以前是AI实验室的主管，1973年，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到加州经商。他经常回到剑桥，来到AI实验室看一下实验室的员工在忙什么。他非常喜欢LISP计算机的理念，而且，想帮助黑客成立公司。
格林布莱特后来回忆说：“一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他，他离开了实验室的时候，我和他的关系最好。很多人非常讨厌他，他做了很多偏执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应该给他个机会”。
于是，大家给了诺夫斯科这个机会，但是，诺夫斯科和格林布莱特发现他们在公司定位方面的观点不一致。格林布莱特作为一个黑客，不愿意接受传统的商业模式。他希望“遵循AI模式”，不想接受大量风险资金。他希望公司自力更生，接受订单，然后制造计算机，有一定比例的固定存款，然后利用这些资金经营公司。他希望公司和MIT保持稳定的关系，甚至设想过把公司作为AI实验室的一个部门。格林布莱特不愿意离开AI实验室，他认为这里才是他的乐土，他已经为自己的个人世界设定好了各种参数。他的想象力在电脑的世界里自由发挥，而他的物质世界却仍然在杂乱无章的办公室里，电脑终端在科技广场大楼的9层，这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从一名退休的牙医（现在已过世）和牙医的妻子那里租来的。他去世界各地参加人工智能会议，但是，会议中讨论的问题都是他在实验室思考的问题或者在ARPAnet电脑邮件中提到的问题。他忠于黑客组织，然而为了传播LISP计算机的福音，必须要在某种程度上实行商业化，但是，他不想让黑客道德做出任何不必要的妥协：像系统程序中的代码行，如果妥协了，就会大大削弱功能。
诺夫斯科觉得他的想法不切实际，他的观点已经影响到参与项目的其他黑客。除了汤姆·奈特以外，其他人包括一些年轻的黑客，他们并没有经历过9楼的黄金时代，他们想用更务实的方法实现目标。汤姆·奈特后来说：“我的看法是（格林布莱特的观点）创立一个生产LISP计算机的公司，就像刚起步的那些小公司一样。很明显，这并不切合实际。整个市场并不是那样的，公司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找到为公司盈利的企业家。”
奈特等人都觉得格林布莱特提出的模式和旧金山Systems Concepts公司的模式有些相似，MIT的前任黑客斯图尔特·尼尔森和彼得·萨姆森就在这个公司。Systems Concepts公司是一家小规模的公司，公司的指导原则不是让员工的钱袋鼓起来。“我们的最初目标不是要变得多么富有，”公司的合伙人迈克·罗维特在1983年说道，“而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没有负债。”但是，10年以后，MIT的黑客询问Systems Concepts公司的情况时，他们说这家公司的规模还是很小，而且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在奈特看来，Systems Concepts公司——“低风险，没有任何外部资金，不雇用不熟悉的人，而这种模式不能让公司发展壮大。”对于LISP计算机公司，他们有更远大的期望。
拉塞尔·诺夫斯科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发现很多黑客不愿在格林布莱特领导的公司中工作。格林布莱特太专注于制造LISP机，专注于黑客行为的使命以及那些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但是他却经常忽视人性。随着以前的黑客越来越老，这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诺夫斯科后来说：每个人都容忍他是因为他的才华和效率。（但是）最后他开始用粗暴的方式鞭策员工。以前他没有斥责过员工，现在开始训人，他像对待干活的骡子一样对待他的员工。最后，他们彻底决裂了，为了离开理查德，员工甚至采取了最极端的方式离开了9楼。
1979年2月在一次会议上，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程度，很明显，格林布莱特想创办一个黑客类型的公司，而且要拥有公司的管理权。这是一个尴尬的要求，正如奈特所说，“实验室长期以来都信奉平等自由的原则，这主要是基于多年形成的对黑客技术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但是，对于我们公司，平等自由并不是好事情。对于许多人，格林布莱特的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奈特说：“坦白地讲，我认为他并不能胜任总裁这个职位。”
诺夫斯科说：我们都劝他改变这种观点，接受大家平等的观念，这样我们可以享受专业管理。但是，他拒绝接受。于是，我们问了房间里属于技术组的每个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格林布莱特需要）的条件，每个人都说他们不想进入这种冒险的公司。
现在形成对峙局面。很多黑客都不支持格林布莱特这位LISP计算机之父。诺夫斯科和其他人表示，他们给格林布莱特一年的时间创办他自己的公司，但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发现，格林布莱特和他领导的黑客创办的LISP机器公司（LMI）并没有取得“胜利”，因此，他们成立了一个具有浓厚资本化气息的公司，取名为Symbolics。格林布莱特曾经为LISP计算机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们现在生产和销售这个机器，觉得很过意不去，但是他们又不得不这样做。LMI公司的人感觉被出卖了，每次提起这次分裂，格林布莱特的口气就会变得缓慢，开始支支吾吾，想办法转移话题。痛苦的分裂是做生意时经常会发生的，或者在人际交往中，人们投入感情后分开，也会很痛苦，但是在黑客的生活中，不会出现这样痛苦的分裂。
AI实验室变成两种观点和两个公司之间的虚拟战场，尤其是Symbolics公司，挖走了AI实验室的很多黑客。比尔·高斯珀那段时间在斯坦福大学和施乐公司工作，最后也加入了位于帕罗奥图的Symbolics公司这个新的研究中心。当Symbolics公司抱怨AI实验室的人员与LMI公司的员工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时（他们觉得MIT给LMI的兼职人员发薪水，这样等于资助他们的竞争对手），这些黑客仍然和AI实验室有联系，包括格林布莱特，不得不做出让步。
每个人都感觉很痛苦，当两家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生产出类似的机器时，很明显，这个问题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格林布莱特在商业计划上做了一些妥协——例如，与MIT公司进行合作，获得了得州仪器公司的支持，作为交换，他们为该公司提供了1/4的货物——这样，公司才得以生存。Symbolics公司更加大方，它聘请了很多黑客精英，甚至和MIT签订协议，向其出售计算机。最糟糕的是，在黑客的理想社区中，用爱德·弗雷德金的话说，“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不再只是泛泛之交了。“我很喜欢与（格林布莱特）交谈，”高斯珀说，他代表了很多Symbolics公司的黑客的想法，这些人实际上与那些权威的黑客是同时代的，但是，他们的信息沟通被切断了。“他把我扔进了坏孩子堆里，我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但是，我觉得很抱歉，我觉得他们这次是对的。”
但是，即使公司的员工互相交流时，他们也从不讨论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所发现的计算机系统内部的秘密。这些秘密是商业机密，不能让竞争的公司看到。但是，通过在这些公司工作，追求纯粹的黑客氛围的那些黑客已经放弃了黑客道德中关键的要素：信息的自由流通。计算机内部的世界被外部世界同化了。
……
这次分裂影响到了AI实验室，理查德·斯托曼是受这次分裂的影响最大的人。他对实验室在支持黑客道德方面的失败而感到悲哀。RMS告诉陌生人他看见自己的爱人死了，又谈了一会，这个陌生人才发现这个瘦弱而悲伤的年轻人指的是制度的灭亡，而不是一个不幸丧生的新娘。
斯托曼后来把他的感受写入计算机中：
我不愿意回忆那段时光，现在留在实验室里的人是一些教授、学生和没有黑客经验的研究人员，他们不知道怎么维修系统或硬件，而且也不想知道。机器总是出故障，却没有人修理。有时就只能淘汰这些机器。软件中需要的更改也无法进行。基于这种情况，那些不是黑客的人就会求助于商业系统，随之而来的是授权协议。晚上的时候，我经常在实验室的房间里溜达，以前房间里坐满了人，大家都在思考问题，而现在这里却空空荡荡。“天啊，我可怜的AI实验室，你即将死亡而我却不能挽救你。”每个人都觉得即使他们培养更多的黑客，Symbolics公司也会把他们挖走，所以，这似乎不值得一试，整个文化毁灭了43。
斯托曼觉得很可惜的是，以前大家经常互相拜访，在晚餐时间打电话，找一帮人去吃中餐，而现在很难再有这样的联系了。他会拨打AI实验室的号码，最后四位数是6765（20的斐波纳契数，人们以前的记录方式，反映了一些早期的随机数学黑客发明的数字的特点），而现在找不到人一起吃饭谈心了。
理查德·斯托曼觉得自己已经找出了破坏实验室的罪魁祸首：Symbolics公司。他发誓：“我决不用Symbolics公司的LISP机器，也不会帮助其他人使用这种机器，我不会和Symbolics公司的任何员工和合作伙伴打交道。”另外，他也不喜欢格林布莱特的LMI公司，因为这个公司以销售电脑程序为生，而斯托曼觉得电脑程序应该是免费的，他觉得LMI公司不想伤害AI实验室。但是，在斯托曼看来，Symbolics公司正在蓄意夺取AI实验室的黑客，不让他们主宰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为公众服务。
斯托曼想要实施反击。他的攻击目标是LISP系统，一开始，MIT、LMI公司和Symbolics公司可以共享这个系统。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Symbolics公司坚称自己公司开发的产品应该属于私有资产。为什么Symbolics公司的黑客提高了产品的性能，却让LMI公司从中获利呢？因此，他们不想再与他人分享。这两个公司没有齐心协力地开发了一个出色的操作系统，而是各自独立开发，虽然他们都是在提高产品性能，但两家公司做着一样的事情，导致了重复和浪费。
这是RMS报仇雪恨的机会。他把对LMI公司的疑虑放在一边，与它进行合作。因为他仍然在MIT和Symbolics公司工作，在MIT计算机上安装新功能，斯托曼仔细地重建每一个新功能，或修复小错误。然后他就会思考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自己调试程序，然后把自己的程序放在LMI机器上运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不仅要复制这些新功能，而且还要使用不同的方法实现程序。他说：“我不觉得复制代码是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复制了他们的代码，他们就会控告LMI公司，因此，我必须要用自己的方法实现程序。”就像约翰·亨利一样，在1982年和1983年期间，RMS自己一个人完成的代码相当于十几个一流水平的黑客的工作量。格林布莱特说：“他比一群黑客加到一起还要出色。”
Symbolics公司的一些黑客并没有抱怨斯托曼的做法，但是他们不同意斯托曼在实现过程中用到的一些技术。比尔·高斯珀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拿自己开玩笑。”他不知道应该忠于Symbolics公司，还是应该欣赏斯托曼的高深黑客技术。他接着说。“或者，这件事是否公平。我可以看见斯托曼编写的程序，我可能会认为这个程序并不好（或许我没觉着它不好，但其他人的观点会使我确信这个程序是糟糕的），我仍然会说。‘大家安静——斯托曼整个晚上都没有和任何人讨论如何开发程序。他是自己完成这个程序的！这多么难以置信啊！’”
Symbolics公司的总裁拉塞尔·诺夫斯科并不像格林布莱特和高斯珀那样崇拜斯托曼。他坐在Symbolics公司的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比一英里之外摇摇欲坠的LMI总部要舒服一些，装修得很豪华，他与斯托曼交谈时，孩子气的脸上充满专注的表情。“我们想为我们的操作系统开发一个程序，或者说是一个增强版本，并在操作系统上运行它，项目的周期是3个月，按照我们和MIT的协议，把这个程序交给他们开发。接下来，（斯托曼）把这个系统和以前的系统对比一下，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然后（在LMI计算机）上重新实现它。他把这种做法称为逆向工程，我们称之为商业窃密。MIT不会怀疑他有什么目的，因为我们已经把功能（交给MIT）去实现。唯一会怀疑他的目的的对象是格林布莱特公司的人。”
这正是他的目的。斯托曼并不奢望自己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改善整个电脑行业。他已经认识到AI实验室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想以牙还牙。他知道他不能一直这样做下去。他为自己定了一个期限：1983年底。1983年以后，他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自认为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名黑客。他说：“AI实验室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它是一个平等的机构，也是一个很优秀的机构。如果我告诉人们，不用在电脑中设置安全功能，没有人会一直删除你的文件，老板不会阻止你做的事情，至少我可以指着AI实验室说：‘看，我们就是这样的。欢迎使用我们的电脑！看吧！’但是，我已经没法这样说了。没有了这个示例，没有人会相信我。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将从哪里开始呢？前几天，我读了一本书《最后的亚希人易希》（Ishi, the Last Yahi），内容讲述的是印第安部落的唯一幸存者的故事，他一开始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是慢慢地，他的家人一个个都去世了。”
这就是理查德·斯托曼的感受，就像易希一样。
RMS说：我就是垂死的黑客文化的唯一幸存者，我并不真正属于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也应该去世了。
理查德·斯托曼离开了MIT，但是他还有一个没有实现的计划：编写一个在流行的专用电脑操作系统UNIX，把这个系统免费送给那些需要的人。他开发GNU程序（表示GNU is Not Unix），表明他能够“继续使用电脑，也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可见，虽然黑客道德曾经在MIT受到大家的推崇，但是，它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他意识到通过很多小事（像他做的那样）可以把黑客道德传播到外部的世界，从而让黑客道德得以继续生存下去。
……
斯托曼所能做的就是就加入到现实生活中的黑客主义的大量活动中，因为黑客主义是他难以割舍的东西。25年前，黑客主义刚刚在MIT出现的时候主要是专注于体验计算机的魅力；吸收、探索和扩展那些迷人的系统的精髓，并利用这些完美的逻辑系统来创造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正是这些目标吸引了李·费尔森斯坦和一些硬件黑客从阿尔伯克基来到加州海湾地区。这些黑客的行动产生了快乐的副产品，也就是个人电脑产业，向千千万万人展示了电脑的魅力。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新电脑用户体验到了MIT黑客的激情，不过，每个人有机会体验它……很多人都可以窥探到电脑的神奇魔力。这可以扩展他们的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学习新的事物，当然，如果他接受，还可以了解黑客道德。
随着计算机改革在硅脂、金钱、大肆宣传和理想主义方面的螺旋式发展，黑客道德可能变得不再那么纯洁，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与外部世界的价值观产生冲突。但是，每次用户打开电脑，屏幕上就会显示出生动的文字、想法、图片，有时是利用想象力精心设计的世界——这些电脑程序可以让任何男人（或女人）成为电脑世界的主宰，黑客道德的思想还是得以广泛的传播，有时，那些纯粹的黑客先锋会对他们的后辈感到震惊。例如，比尔·高斯珀就在1983年春天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尽管高斯珀仍然在Symbolics公司工作，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在商业部门的程序设计，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他还是那个像代码炼金师一样坐在9楼的PDP-6面前的比尔·高斯珀。凌晨的时候，你可以在帕罗奥图市的皇家大道的二楼办公室里看到他，他破旧的沃尔沃汽车就停在这座不起眼的二层小楼的外面，现在只有他的汽车还停在那里，这座小楼就是Symbolics公司在美国西海岸的研究中心。高斯珀已到不惑之年，他棱角分明的脸隐藏在他巨大的框架眼镜后面，他的马尾辫垂在后背1/2的位置。他还在钻研《LIFE》游戏，当他在LISP计算机上延续了数十亿代《LIFE》殖民地时，他感觉非常开心。
高斯珀说：“当我去看《绝地归来》的时候，我感觉非常惊讶，我旁边坐着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我问他为什么他来看这部电影，他说：‘哦，我基本上是一个黑客。’我差点跌倒在地。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狂妄的言语了。”
当然，这位少年没有吹牛，只是表明了他的身份——第三代黑客。将来还会有第四代、第五代……
对于像李·费尔森斯坦这样的先行者来说，黑客成员的不断发展壮大就是他们的目标。李·费尔森斯坦是Sol和奥斯本1的设计师以及Communty Memory项目的共同创办人，他还是他自己假想出来的海因莱因小说中的英雄，这一切无不展示出他的创造力，而且，他亲眼看到了繁荣所产生的效应，真切地看到繁荣的局限性和一些微妙之处。他在奥斯本赚了钱以后，却看到这些资金又很快地消失了，由于混乱的管理和对市场的过于自信导致Osborne Computer公司在1983年的几个月时间就破产了。他没有为财富的损失而懊恼，相反，他很骄傲地说，“大型机（Hulking Giant，可能是有牧师才能接近它）力量无穷的神话已经破灭了。我们可以放弃对机器的膜拜。”
李·费尔森斯坦学会了熟练地穿西装，向女孩献殷勤，取悦观众。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电脑及其对用户的影响。他在计划下一步的工作。在Osborne Computer公司破产后不久，他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需要找到电脑和用户之间一个更共生的关系。一个神话破灭了，你必须要找到另外一个神话。我想看到你们如何设计未来，创造未来。”
令他感到骄傲的是，他的第一场战役——为用户提供电脑已经取得了胜利。正如他所说的，第三代黑客之所以成为新闻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游戏设计超级明星，更是一种文化英雄，他们突破限制并探索电脑系统。在一部轰动一时的电影《战争游戏》中，主人公就是第三代黑客，他没有斯图尔特·尼尔森或嘎吱船长的高超技术，而是凭借亲自动手尝试的好奇心进入电脑系统，这是电脑传播黑客道德的又一例证。
费尔森斯坦说：“技术绝不仅仅是死气沉沉的硬件。它还是人们思想的展现。《战争游戏》等游戏所缔造的神话无疑是众多平庸产物当中的成功者。（神话）说明了传统智慧和常识未必尽然。这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可能是人类的人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仅仅）是活着，而人性更加珍贵，也更加脆弱。所以我们必须要向那些墨守战规的文化挑战，用我们自身的创造力向它挑战。要并且用我们自己的创造力去取得突破……这才是实质。”
当然，这就是黑客道德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