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2100年大叛乱
在美国最有趣的城镇——加州伯克利市，有一座老旧的楼房，在其嘈杂不堪的2层大厅内摆放着一台难看的机器，这就是Communty
Memory（社区存储器）项目建立的第一个公用终端。计算机走进伯克利市市民是不可避免的。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从美味珍馐到地方政府。假如在1973年8月，计算机被普遍视为缺乏人情味、死板固执、咄咄逼人的非生命体，那么将一台连接到这种“奥威尔式怪兽”
身上的终端强行安放到一个通常较为和谐的地方，例如杜兰特大街利奥波特唱片店外的大厅内，这一举措本身倒未必会对人们的生活构成什么威胁。那只不过是又一种需要人们适应的潮流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是岂有此理。这台终端好像一架挤压成一团的钢琴，和Fender Rhodes钢琴的高矮相当，可是它没有琴键，取而代之的是打字机的键盘。键盘被一个前面有平板玻璃的盒子保护起来。要想触摸到键，还必须把手伸到小孔里面，就好像你伸手等着别人把你铐在这个电子栅栏里面一样。不过使用这台终端的人都非常熟悉的伯克利风格，即成绺的长发、牛仔裤、T恤衫，还有焦躁不安的目光。而了解他们的人都清楚，这群人其实是为技术发狂。他们孜孜不倦地工作，好像有做不完的事情似的，他们在践行着自己的黑客梦想。
这群人便是Community Memory小组，按照他们散发的一份宣传材料上的说法，这台终端是“一个通信系统，可方便人们相互沟通，无需屈从于第三方的判断中表达彼此之间的兴趣”。这个想法旨在在一个分权治理的非官僚制度下加快信息的流动。是计算机孕育出了这个想法，也只有计算机才能实现这个想法。就事论事，这台计算机就是旧金山一间仓库地下室里的大型分时计算机XDS-940。通过开放一台可以人人动手操作的计算机让大家方便地互相沟通，这种现象进而衍生出了一个说法，即计算机技术可以成为反对官僚制度的游击战武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层最具嬉皮士风格的利奥波特唱片店外的公共区域还是音乐家的广告集散地，一面墙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各种布告，诸如素食歌手要找一份临时工作，监狱乐队寻找感声吉他手，喜爱杰叟·罗图（Jethro Tull）的横笛吹奏手寻求与有类似情结的歌曲作者合作等。这些是传统的寻求合作的方法。而Community Memory鼓励使用现代的方法。可以把布告“贴”在计算机里，那些最需要的人会迅速且准确地获得这些信息。然而不久以后，伯克利人便发现了这台终端的其他用途：
FIND 1984，YOU SAY
HEH, HEH, HEH……JUST STICK AROUND ANOTHER
TEN YEARS
LISTEN TO ALVIN LEE
PART YOUR HAIR DIFFERENT
DROP ASPIRIN
MAKE A JOINT EFFORT
DRIFT AWAY
KEEP A CLEAN NOSE
HOME{ON THE RANGE}
QUIT KICKING YORE HEARTS SEE ME FEEL ME
U. S.GET OUT OF WASHINGTON
FREE THE INDIANAPOLIS 500
GET UP AND GET AWAY
FALL BY THE WAYSIDE
FLIP OUT
STRAIGHTEN UP
LET A SMILE BE YOUR UMBRELLA
……AND……
BEFORE YOU KNOW IT{}{}{}{}{}{}{}{}{}{}
1984
WILL
FIND
YOU！
AND ITS GOBE RIGHTEOUS……
KEYWORDS：1894 BENWAY TLALCLATLAN INTERZONE
2-20-74
以上是一名自称班威14的用户在计算机上留下的话，译文如下：
寻找1984，你说
呵呵呵……再混十年吧
倾听艺术家李·阿尔文
让你的头发再蓬松一点
停止服用阿司匹林
共同努力
渐行渐远
别惹麻烦上身
故乡近在咫尺
不要后悔了，看着我，感受我
美国摆脱了华盛顿
解放印第安纳波利斯500
站起身来，决然离开
在路边摔倒
疯了
直起身来
让微笑保护你自己
……还有……
在你知道之前{}{}{}{}{}{}{}{}{}{}
你
在
1984年
做了
什么！
它的离去是做个正直的人……
关键字：1894 BENWAY TLALCLATLAN INTERZONE
1974年2月20日
这是一次爆发，一次革命，是对当权者致命的一击，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自称班威医生的疯狂用户（用户主义就此诞生），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模仿巴洛斯（Burroughs）的小说《裸体午餐》（《Naked Lunch》）中一个病态人物的举动。这个班威所做的每件事都出乎Community Memory项目组内计算机高手的预料，不过这些计算机高手却异常兴奋。
最高兴的莫过于李·费尔森斯坦。他是Community Memory最初的元老之一。尽管未必是这个项目组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但他是将黑客道德带到街头这一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不知格林布莱特和科技广场大楼AI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是否知道，十年后，李·费尔森斯坦将要推出另一个版本的黑客之梦，这一梦想将以其纯粹的技术动机、牢固的政治基础以及首先通过市场来传播计算机福音的执著信念，让他们为之惊骇。不过，李·费尔森斯坦觉得自己不欠第一代黑客任何东西（虽然颠覆了他们创建的格局）。他是新一代黑客，精力充沛地为平民造福的硬件高手。他的使命是把计算机从人工智能的城堡中、从企业财务部门的地下室中解放出来；让人们通过“亲自动手”发现自我。在他斗争的过程中，会有越来越多没有政治企图、仅仅是对黑客行为感到兴奋的、专门研究硬件的黑客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这些人将共同促进现有的机器设备和配件持续发展，通过这些机器和设备，计算这一行为将呈燎原之势，以至这一概念本身也随之发生改变——人们将能更容易地感受到它的魔力。李·费尔森斯坦也会越来越像这支狂热的无政府主义军队的前线总指挥，但是现在，作为Community Memory的一员，他和他的同伴只是刚刚开始打一场MIT黑客们做梦都没有想过要打的重要战斗：让普通人接触计算机进而传播黑客道德。
这正是李·费尔森斯坦对黑客梦想的展望，他觉得自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已经竭尽所能。
……
李·费尔森斯坦童年时可能就已完全够格成为科技广场大楼9层的黑客精英团队的一员。这种执著与他对电子学的迷恋一样，诡异地支配着他的行为，令任何理性的解释都无法自圆其说。李·费尔森斯坦本人后来也试图给他对电子学的钟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时（这些回忆是通过长达几年的心理治疗形成的），他将这种强烈的爱好归结为心理、情感和本能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当然还有老调重弹的“亲自动手尝试”的本能。此外，他所处的特殊环境也足以让他变成与考托克、塞维亚、高斯珀和格林布莱特等人完全不同的黑客。
李·费尔森斯坦出生于1945年，他在费城草莓宅邸区长大，这里毗邻第一代和第二代犹太移民的聚居区。他的外祖父是一位工程师，曾经发明过一种重要的柴油喷油嘴；他的父亲从事商业艺术活动，也曾在当地一家火车头制造厂干过。后来，在一本未出版的自传中，李·费尔森斯坦将其父亲杰克描述为一位“现代主义者”，说他“信仰人类的‘完美性’，并且相信火车头就是人类社会的样板。在他和孩子们戏耍的时候，他经常模仿蒸汽机车车头，而其他人通常扮演动物”。
李·费尔森斯坦在家里并不快乐。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李·费尔森斯坦和年长他三岁的哥哥乔以及一个与他同龄的收养的堂妹之间经常闹矛盾。当他十几岁的时候，他经常躲到满是废弃电视机和收音机零件的地下室工作间里。后来他将这个工作间称为他的修道院，在这个避难所中他发誓要投身于技术。
这里是他哥哥那无可置疑的身体优势以及学术优势无法到达的地方。李·费尔森斯坦在电子学上的技能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战胜了他的哥哥。但这反而令他畏缩不前。他其实制作出了很多东西，但不敢通电实验，生怕一旦失败，便会证实他哥哥的观点，即“那些东西根本不能用”。因此，他转而制作其他东西。
他热爱电子学的各种思想，在他六年级笔记本的封面上画满了电子图表。他到他家附近的费城自由图书馆分馆，一页一页地翻阅《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手册》（Radio Amateurs Handbook）。在一本Heath Company出版的指导手册中学到了制作短波接收器的方法，这让他欣喜若狂。Heath Company专门出版电子类DIY设计方案，在这本手册中有详细的电线以及连接方法的图解。这个设计需要5个电子管，将实物和那张详尽的图表对比着研究，这个八角形连接到那个八角形上，李·费尔森斯坦终于弄清楚了连接的方法……示意图上的这根线原来代表电子管插座上的那个引脚！这一发现使他极度兴奋，他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了自己对电子世界的幻想。无论走到哪里，这本小册子都和他形影不离，就像朝圣者随身携带的祈祷书一样15。
不久，他完成了自己的设计，并且他的努力也终于得到了认可——刚刚13岁便因设计出了宇宙卫星的模型而获奖。他将这个模型命名为Felsnik，用于表达对俄罗斯母亲的敬意。
尽管李·费尔森斯坦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认识自己，但是他设计制作的每一件新东西都可以说是一种偏执的冒险，因为他还是担心自己无法让这些发明创造产生预期的效果。“我总看到《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上说，‘如果你有这种晶体管，就能做出一台梦寐以求的标准无线电对讲机，跟你的朋友讲话，还能交上新朋友’等，可是我根本不可能有那种晶体管，也不清楚怎么才能弄到它，或者说我没钱去买。”他总是回想着哥哥那嘲弄的口气，给他扣上失败的帽子。
中央高中是费城一所专门招收理科男生的高中。李·费尔森斯坦刚刚进入这所高中的时候，他的哥哥乔已经是一名高三的学生了。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当时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学校计算机俱乐部的首席工程师，他给李·费尔森斯坦看一张画了几个过时的触发器的图解，问李·费尔森斯坦有没有本事弄出来。李·费尔森斯坦非常害怕这位兄长，不敢不答应，但是最终也没有做出来。这次不成功的努力让他在10年内都对计算机敬而远之。
但高中生活也帮助李·费尔森斯坦成长起来，他参加了政治组织，为学校的回旋加速器做了些工作，而且阅读了很多书籍，特别是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一些小说。
其中的一部就是《2100年大叛乱》（Revolt in 2100），小说中有一个身材瘦小、戴着眼镜的男孩，这个特别纯洁的年轻士兵就是未来的男主人公。小说的背景是21世纪的一个独裁制度下，有个奋不顾身、由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地下组织正酝酿一场反抗先知（即集权制度中无所不能的恶棍，他得到一大批头脑简单的群众的支持）的战斗。小说的主人公偶然发现了先知邪恶的一面，并且被迫在善与恶之间做出抉择。最终他断然加入了革命的Cabal组织，这让他接触到了新的观念，进而动摇了此前的想法。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读到这些被先知所禁止的东西，这对我思想上造成的冲击可谓天翻地覆。有时我不禁回头看看有谁在监视我，甚至连自己都害怕自己。我开始隐隐约约觉察到一切专制的核心便是保密16。（援引自《2100年大叛乱》）
他还读了另一本小说《陌生大陆的陌生人》（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作者海因莱因在这本书中塑造的外星人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对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精神组织的领袖），李·费尔森斯坦开始从科幻小说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生命。他后来说，这两本小说给了他勇气，让他不仅敢想，而且敢于尝试冒险的方案，并克服了内心的矛盾。这场大战绝不限于内心深处，它的影响要深远得多——这是在正义与邪恶之间所做的选择。李·费尔森斯坦牢记上面那条不太切合实际的观念，认为自己就是具有某种潜质的普通人，受环境所迫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正义之路，并踏上推翻邪恶的漫漫征程。
不久，李·费尔森斯坦就能够将这条暗喻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了。高中毕业后，他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电子工程系录取。他没有得到奖学金。大一的经历也没法同典型的MIT的黑客相提并论：他的表现或多或少有些平庸，因期末考试几分之差而没有获得奖学金。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得到了一份在位于莫哈维沙漠边缘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飞行研究中心的工作。对李·费尔森斯坦来说，这无异于得到了进入天堂的通行证——那里的人整天都在谈论着电子学、火箭电子学等，他曾经钻研过的示意图即将变为实实在在的、科幻小说中所描述过的那些东西了。他为此兴奋和陶醉——那里有冷水机，还有和他一样的工程师，他们喜欢打着领带，从办公室中出来，欣赏着成排整洁的办公室。海因莱因早就被李·费尔森斯坦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正在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努力成为和其他工程师一样的人。这正是在先知本人的帮助下实现的，他为此欣喜若狂。然而在被他后来称为“第七层天堂”的地方待了两个月后，他被叫去面见一位负责安全的官员。
这位官员看上去有些不安。还有一位证人一起陪同问话。那位官员进行笔录，每记完一页，就让李·费尔森斯坦在那一页上签字。他甚至连李·费尔森斯坦进入爱德华兹空军基地时填的“第398号安全表格”也带来了。他们询问的都是关于李·费尔森斯坦父母的政治倾向问题，但他总是表示不知情。
“就这样，我被从天堂踢了出来，”李·费尔森斯坦后来说，“这位安全主管告诉我，‘你要再老老实实地过上几年才能再回到这里工作’。然后我就一直坐在那里等着被开除，我希望被开除。突然之间，我被开除了。准确地说，是被扔到了荒郊野外。知道吗，外面就是莫哈维沙漠！”
1964年10月14日晚上，李·费尔森斯坦这名失魂落魄的工程师乘火车回到伯克利。他从收音机中得知两周前学生们在此举行示威游行。李·费尔森斯坦对他们的行动不以为然。但是当他回到伯克利后才发现整个社区都被“言论自由运动”淹没了。“一切专制的核心便是保密”，这是海因莱因所著《2100年大叛乱》中主人公所说的话，它不仅表达出了伯克利革命的呼声，而且还召唤着黑客道德。李·费尔森斯坦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他索性加入了Cabal组织。不过他要将自己的热情与特殊才能结合起来，他打算利用技术手段为示威活动加油助威。
李·费尔森斯坦有一台磁带录音机，因此他来到新闻中心（就是这次运动的媒体中心），自称是一名音响技师。他无论什么事都亲力亲为，除了油印还有很多其他又脏又累的活儿。他被“言论自由运动”的分权结构深深鼓舞。1964年12月2日，800多名学生占据了Sproul大会堂，当时李·费尔森斯坦带着他的磁带录音机也在现场。当然他被逮捕了，但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妥协。战斗胜利了，但战争才刚刚开始。
此后几年，李·费尔森斯坦一直有两个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身份——政治活跃分子和隐居于普通人当中的工程师。但他恰当地协调好了这两个身份。政治运动的参与者中没有几个对技术感兴趣的，他们认为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技术是一种邪恶的力量。李·费尔森斯坦拼命工作，以便将人们组织起来到他的多用途宿舍——牛津大会堂（也是校园中政治活动的中心）。他还承担起政治积极分子办的宿舍报纸的编辑工作。不过他也没忘学习电子学，摆弄电子设备，并沉浸在电路和二极管的逻辑世界中。他竭尽全力将他在政治和技术两个方向上的追求结合起来。例如，他设计出了一种将手提扩音器和棍棒绑在一起的设备，专门用来抵挡警察。但与很多其他政治活动分子不同的是，李·费尔森斯坦并不是特别喜欢伯克利狂热、随意的社交活动，他总是避免与别人保持过于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女性。李·费尔森斯坦穿着工作服，自觉地按照传统观念中邋遢的工程师那样生活。他不会按时洗澡，大概一个月才洗一次他那一点也不时尚的短发。“我害怕女人，我不知该怎么跟女人相处。”他后来这样解释道，“我的性格中有一种反对享乐的倾向。我不允许自己享受快乐。只有工作才快乐……就好像表现我自己潜能的方式就是制作出可用并且其他人也喜欢的东西。”
1967年，李·费尔森斯坦从伯克利退学，开始了一边从事与电学有关的工作，一边参与社会运动的生活。1968年，他加入了一个地下小报《伯克利倒钩》（Berkeley Barb）并任“军事编辑”。李·费尔森斯坦发表了一系列评价各种游行示威的文章，但他着重讨论的不是引发游行的原因，而是按照完美系统的标准探讨游行的组织和结构。李·费尔森斯坦在1968年最初发表的几篇文章中谈到了即将举行的“停止草案周”（Stop- the-Draft Week）游行活动，指出该活动可能计划不周，还记录下了组织者间的口角：“这次活动可能跟其他所有游行一样欠缺周密的计划而混乱不堪。支持游行的政治家似乎没有认识到在现实社会中，一项行动的开展靠的不是在意识形态的细枝末节上斤斤计较，而是时间和物质资源……作为技术专家，我的责任不是简单地批评了事，我还要给出建议……”
他确实给出了他的建议。他坚定地认为，整个游行的运作应该像由精确的电路图定义的逻辑电路一样整齐有序。当示威者打碎“应该打碎的玻璃窗”（银行的，而不是小商店的）时，他大加赞扬。他拥护完全旨在驱逐敌人的袭击行为。他把向征兵局扔炸弹称为“革新”。他在其专栏文章“军事编辑的内部提示”中建议：“记住天热的时候，每隔一周就要把囤积的炸药翻动一次，这样可以避免硝酸甘油结块。”
海因莱因所著《2100年大叛乱》一书中的主人公曾说过：“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几个反叛者围在废墟上一根摇曳的蜡烛旁密谋而取得。革命需要大量的补给、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以及先进的武器……而且必须忠诚……此外还要有超群的人事组织能力。”1968年，李·费尔森斯坦写道：“革命绝不仅仅是街头随意的争吵，它需要组织、金钱、矢志不渝的决心，无怨无悔地接受一切后果并愿意在过去灾难的废墟上从头再来。”
费尔森斯坦的工作确实产生了效果。在Oakland Seven的庭审中，辩护律师辩解道：“待在这里的不应该是这些被告……而原本应该是李·费尔森斯坦。”
……
1968年夏天，李·费尔森斯坦在《倒钩》上发布了一条广告。广告本身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多才多艺的人，工程师，革命者，寻求交流。不久，一个名叫朱迪·密尔顿的女士看到了这条广告。在她看来，这则广告和其他《倒钩》各版的背面所刊登的廉价招徕广告不同，这似乎是个正派人发的广告。在那个喧嚣不堪的年头，这恰是朱迪所需要的——一个经验丰富且长期活跃的民权运动人士，因为1968年发生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已经让她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了。整个世界似乎要爆裂一样。
朱迪本人不仅是一名激进分子，还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她和一个叫埃伟霍姆·利普金的男子关系密切。这名男子也参与了民权运动，并且是一名计算机高手。他会给朱迪出些有趣的谜题，为此朱迪常常彻夜钻研直至黎明。朱迪学过编程，发现编程其实很有趣，但她还是搞不懂为什么黑客对编程的喜爱竟然能到达痴迷的程度。利普金几个月后就要从东海岸过来陪她，但她感觉实在太寂寞了，因此还是与《倒钩》上发布广告的那个人取得了联系。
朱迪是一个身材修长、金发碧眼又胆量过人的姑娘，她第一眼就认定李·费尔森斯坦是一个“典型的搞技术的家伙”，但是他又独具个性。渐渐地，随着相处日久，特别是受到朱迪始终如一的坦率态度的影响，再加上在不同人群中经过无数次自我评价之后，李·费尔森斯坦慢慢地开始改变自己性格中害羞的一面。那时，两人的友谊甚至比情人还要密切，并且一直维持到朱迪的朋友利普金从东海岸到来以后。李·费尔森斯坦和利普金成了朋友，利普金不仅是一个激进分子，还是一名计算机黑客。他并不赞同李·费尔森斯坦关于技术能够帮助世界的信仰，但李·费尔森斯坦长达10年的对计算机的戒备心理就此完全解除了。因为1971年，李·费尔森斯坦有了一位新的室友——一台XDS-940型计算机。
这台计算机属于一个名为“资源一号”（Resource One）的小组，那是加州海湾地区“工程一号”（Project One）项目众多小组中的一个，这个工程旨在推进人文主义项目和社区激进主义。“一号”是由一位架构师率先启动的，他希望让失业的专业人员发挥自己的专长，做些有用的事以服务社区，并驱散“精英优越论和围绕在技术领域周围的神秘感”。旧金山一个工业区内有一座五层高的、呈芥末黄色的楼房，“工程一号”所属各个项目都聚集在此，其中也包括“资源一号”。“资源一号”小组由那些“相信技术工具一旦被人民掌握，便可以成为社会变革工具”的人组成。这帮人巧舌如簧，说服了Transamerica Corporation借给他们小组一台全新的XDS-940分时计算机，这样一来，“资源一号”小组便可以开始收集可供选择的邮件清单，开办计算机教育课程，成立经济研究项目，以及对公众进行普及教育。
这台计算机是一个价值80万美元、技术上早已过时的庞然大物。它占据了整整一间屋子，还要总重达23吨的空调为其降温。不仅如此，还必须有一名专职的系统管理员才能确保它持续运行。“资源一号”需要一名黑客，而李·费尔森斯坦看起来便是顺理成章的人选。
系统软件由一名Xerox PARC（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帕罗奥图研究中心）的计算机专家安装调试，他曾在伯克利编写了最初的分时系统程序。他留着长长的头发和络腮胡子，名叫彼得·多伊奇，就是那个12年前（那时他只有12岁）就已经偷窥过TX-0控制台的人。他毕业于伯克利，曾设法将全加州的生活方式融入紧张的PARC黑客工作中。
但李·费尔森斯坦才是这台机器的负责人。在继续将自己的生活神化成一本科幻小说的情节时，李·费尔森斯坦认为这段时期他再次成为与世隔绝的人，他最好的朋友就是那台计算机。他作为一个技术上的美学家，牺牲自己的一切为Cabal组织服务。这次，他的修道院是在“资源一号”库房的地下室里，每个月要付30美元的房租。这间地下室居然位于下水道的下面，因此没有自来水，肮脏不堪。但对李·费尔森斯坦来说正是求之不得——“我会成为一名隐身的服务员。我就是这台机器的一部分。”
但“资源一号”小组让李·费尔森斯坦失望了。他看到的比小组内其他成员远得多。李·费尔森斯坦认识到，社会大众对技术的使用应该践行黑客道德。但小组内的其他人并没有成长为真正的黑客，他们并不热衷于亲自动手钻研技术……小组成员并不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计算机，而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智力活动罢了。因此，组员们本应该积极地讨论怎样使用计算机，而不是把盖布一掀，直接就用。这种状况让李·费尔森斯坦难以容忍。
李·费尔森斯坦后来解释说：“我们那时是一群自命不凡者，是一群目空一切的美学家。任何想用计算机的人必须在跟我们见面前把他们的需求说清楚。他们只能求着我们才能使用计算机。”李·费尔森斯坦想将小组的观念转变到追求人人可以动手使用计算机的开放性思路上来，这样才更像黑客，但是他缺乏这种鼓动其他人的勇气——这令他的自尊心降到最低点。他甚至都没有勇气走出大楼去看看这个世界——如果这么做，他就会沮丧地注意到那些在不堪的街区上晃荡的懒鬼看上去也比他有出息些。他的同事想让他高兴起来。一次会议期间，他们从楼上的视频小组借来一部电视摄像机。每当他们将镜头对准李·费尔森斯坦拍摄特写画面时，整个小组总是笑声不断，因为李·费尔森斯坦永远都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事后看着录像带，李·费尔森斯坦发现他自己竟然变得如此没精打采了。“我感觉我没法鼓起勇气，”他后来说，“我能够看到我正在失去勇气，但我只是把它们推开不看。”
那次经历以后，李·费尔森斯坦试着用更加积极的方式去影响整个小组。一次，他碰到一个整天都在优哉游哉喝着咖啡的偷懒的家伙。“你一直在做什么？”李·费尔森斯坦质问道。那个家伙开始说些不着边际的想法，但李·费尔森斯坦说：“我没有问你想做些什么，我问你已经做完了什么。”不久他就明白惩罚别人的过错没有用：这个小组就好像一台效率不高的机器，它的结构本身有毛病。这是一种官僚制度。李·费尔森斯坦内心深处的黑客理念是不会容忍这种情况的。幸运的是，就在那段时间，也就是1973年的春天，埃弗雷姆·利普金也来到了“资源一号”，来解救李·费尔森斯坦，并使得Community Memory计划开始腾飞。
埃弗雷姆·利普金有一张闪语族人的脸，当他用那双似乎用头巾遮住的眼睛看着你一句话都不说的时候，就能让你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糟糕，而你自己也不例外。那是一种似乎永远也达不到其标准的纯粹主义者的气质。利普金刚从波士顿回来，他在那里的一家计算机咨询公司工作。那家公司一直在做军方的项目，利普金已经离开了那家公司。这位满脑子理想主义的程序员没有跟他的老板打招呼就离开了——他就是不去上班了，希望项目因他的离开而逐渐停滞不前。过了9个月，由于项目几乎没有增加一行代码，公司方面猜他可能是不辞而别了。公司的老板亲自来到他在剑桥那蟑螂横行的蜗居找他，问：“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告诉利普金，自从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他就成立了这家公司，目的是做些好事。他坚称利普金参加的这个项目会令美国变得更加强大，进而抗击日本的技术威胁。而利普金看到的是他们为之服务的另一家公司在参与军事武器的研发。鉴于这些武器的负面影响，怎么还能期望他为这样的项目做编程工作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埃弗雷姆·利普金很多年。
埃弗雷姆·利普金从高中时起就是一名黑客了。他与计算机刚一接触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发现编程是“虚无行为的最高境界——我竟然忘了说英语。我的大脑以计算机的方式工作。”他参加了纽约市为全市高中电脑爱好者开办的一个特别项目。和项目中其他成员不同，利普金认为他在计算机方面神奇的技能是一个诅咒。与李·费尔森斯坦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也出身于一个政治上极“左”的家庭。除了数学成绩出类拔萃以外，他曾因拒绝向国旗行礼被赶出过教室，还因称历史老师为“骗子”被撵出课堂。李·费尔森斯坦试图将技术与政治结合起来，而利普金不同，他认为这两者是一对矛盾——这种态度使他的思想一直处于混乱之中。
“我热爱计算机但憎恨计算机可以做的事情。”他后来这样解释道。高中时，他就出于兴趣思考过大型计算机的商业用途，如发送账单等。但是当越南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开始认为他最喜欢的玩具是一种毁灭性的工具。他在剑桥市住过一段时间，有一次他大着胆子来到MIT科技广场大楼的9层。在这里，他看到了PDP-6计算机，看到了早已树立起来的黑客道德的滩头阵地，看到了浓缩的艺术鉴赏力和激情，而现在只是考虑资金来源以及这些未经检查的巫术的最终用途。“我觉得非常不安，于是我开始大哭，”他后来说道，“因为这些人偷走了我的专业。他们的所作所为让计算机人成为泡影。他们卖计算机。他们按照军方的需求卖给他们计算机，那都是用于邪恶的目的的。那些单位都是完全隶属于国防部的分支机构。”
于是利普金漂泊到了加州，之后又回到东海岸，然后再次返回加州。他花了一段时间观察计算机怎样为社会造福，但每次他发现的这种可能性最终都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他曾参与过一个有趣的项目，那是一个名叫《世界》（world）的游戏。一群加州的程序员、哲学家和工程师共同建立了这个模拟世界。在游戏中你可以试遍所有可能的变化，看看它们对世界有什么影响。有好几天，人们忙着提建议以及在计算机上运行这款游戏。虽然对于怎样统治这个世界没有出现太多的新点子，但是有很多志趣相投的人在这里找到了知音。
其后不久，利普金遇到了“资源一号”，还有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李·费尔森斯坦。他认为这个小组简直愚蠢透了。他们有这么好的资源配置，包括计算机以及一些用于社区数据库和电话交换台的软件，但没有做出他们应该做出的成绩。为什么不把这么好的资源摆到大街上去呢？利普金开始对这个念头感到兴奋不已，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计算机有可能真正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他让李·费尔森斯坦仔细考虑一下这件事并拉来了几个在《世界》游戏项目中认识的人。
他们的设想是在“资源一号”下建立一个分组，称为Community Memory。把计算机弄到大街上，让人们自由地连接。费尔森斯坦说服了“资源一号”的人，由这个小组租下伯克利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在他看来足有两间公寓房那么大。于是Community Memory分组便搬到海湾对面的伯克利来实际运行这个系统。李·费尔森斯坦感到摆脱了他给自己设置的条条框框。他所在的这个小组弥漫着黑客精神，他们愿意利用计算机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这一切都来自这样一个理念，即通过计算机终端以闻所未闻的效率将人与人联系起来，并最终改变整个世界。
……
Community Memory不是唯一旨在将计算机带入寻常百姓生活的、已经开始的项目。整个海湾地区，那些喜欢计算机并在反战运动中形成了自己鲜明政治立场的工程师和程序员都在思考如何将计算机与政治活动结合到一起。在这当中，有一个地方很特别，那就是人民计算机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 PCC），这是一个人们易于接近的、反主流的地方，它的宗旨是向人们敞开计算机世界的大门，让人们，特别是儿童，直接接触计算机。由于公司的创办人行为怪异，因此PCC公司并不是一家真正的公司。这个组织（假如它确实存在过，这个称谓也属于用词不当）用这个名字办过一份期刊，但是它实际上所造成的唯一效果就是一种强烈的对计算机的感觉。李·费尔森斯坦经常参加这家公司周三晚上的聚餐，这个聚餐给海湾地区计算机界反主流人士提供了一个聚会的平台，当然还有机会看到鲍勃·阿尔布莱特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教每个人跳希腊民间舞蹈。鲍勃·阿尔布莱特是人民计算机公司的空想家老板。
1962年春天，鲍勃·阿尔布莱特走进一间教室，他在这里的经历将会改变他的生活17。阿尔布莱特当时是Control Data（CD）的一名高级应用分析师，受邀为位于丹佛的乔治·华盛顿高中的数学俱乐部演讲。他每天都衣冠楚楚，一副犹太成功人士的派头。他本人体型肥胖，戴着用夹子夹住的领结，大鼻子，方框眼镜后面海水般湛蓝的眼睛时而放射出具有创造力的光芒，时而也会像猎狗一样耷拉下来。他简短地讲了些计算机方面的内容，然后随便问了一下全班32名学生中有谁想学习编程。一下子32只手全都举了起来。
阿尔布莱特在“给那些曾经去过IBM学校但没有学会任何东西的人教授一天改进的FORTRAN语言”的过程中也不曾见过这种情况，他后来如此说道。他不明白IBM是怎么既给那些人上了课，又能不让他们触摸计算机的。他知道早在那时，这个把戏就称为“人人动手”，因为自从1955年他在霍尼韦尔的航空部门开始从事和计算机有关的工作时便出现这个名字了。阿尔布莱特曾跳过几次槽，但官僚制度总是让他备感压抑。他偏爱宽松的环境，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屡有奇遇。他留着短发，衬衫的纽扣扣到最上面一个，他的家庭背景（妻子、三个子女、一条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此以外，阿尔布莱特的希腊舞跳得不错，他还渴望改变以茴香酒和布祖基琴为代表的希腊生活方式。希腊民族舞、酒精和计算机，这些便是鲍勃·阿尔布莱特的生活元素。当他发现那些高中学生对他所擅长的三件乐事中的最后一件，也是最诱人的一件如此着迷时，惊讶得合不拢嘴巴。
阿尔布莱特开始在CD公司的办公室给学生开设晚班。他发现，年轻人在学习操作Control Data 160A计算机时非常兴奋，那是发自内心、令他们乐此不疲的感觉。他给孩子们示范新的生活方式。他正在为他们注入力量。
当时阿尔布莱特还没有意识到，当学生们交换程序和分享技巧的时候，他正在传播黑客道德的福音。他开始展望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计算机将引领人们实现一种全新的、开放的生活方式。如果有足够的计算机该有多好啊……慢慢地，他开始认识到他此生的使命是将这一魔力传播到整个世界。
阿尔布莱特以每小时一美元的酬劳雇佣了学生中4名最优秀的来编程。他们非常乐意地坐在桌旁，敲入程序来求解二次函数。计算机也会接受他们的穿孔卡片并嘎吱嘎吱地处理，这时，这些学生的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然后，阿尔布莱特会请这些尖子学生把这些技巧教给他们的同学。“他想让我们尽可能地让更多人学会。”这个组内一名红头发、名叫鲍勃·卡恩的孩子后来这样说。
阿尔布莱特用这4名学生作为演示。其他学生被完全吸引住了。有20个班的学生参加到这门课程中来，为此阿尔布莱特说服他的老板一周内把这台160A计算机和另一台电传打字机让给学生们用。在传授了一些数学诀窍以后，阿尔布莱特问卡恩计算机能不能做数学课本背面的练习题，卡恩为了完成当天的家庭作业，还利用电传打字机将油印表格裁剪下来，这样每个学生便可以人手一份。60名学生的积极性被演示调动起来了，他们全都报名学习计算机课程。当阿尔布莱特在其他高中如法炮制时，反响极为热烈。不久，阿尔布莱特成功地将他的成果拿到国家计算机大会（National Computer Conference）上演示，在那里他的几名尖子学生令计算机界的专家们大吃一惊。“我们做不到这些。”他们对阿尔布莱特说。而他高兴地晃着身子。他做得到。
他说服了CD公司让他带着他的演示到全国各地巡演，并且将自己的家搬到了公司在明尼苏达的总部所在地。就在那里，有人给他演示了BASIC语言，这是由达特茅斯的约翰·凯默尼开发的一种计算机语言。凯默尼在他的书中写道：“开发BASIC语言是为了让数百万人能够编写他们自己的计算机程序……受益于多年使用FORTRAN语言的经验，我们开发了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对于外行来说极易上手，并且它能够加强人与机器之间的通信18。”阿尔布莱特立刻意识到BASIC正是他需要的东西，FORTRAN就此被淘汰出局。BASIC语言是一种交互式语言，渴望使用计算机的人会得到计算机的即时反应（FORTRAN语言适用于批处理）。这种新型语言使用类似英语的词汇，如INPUT、THEN和GOTO，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容易。此外，它还有一个内置随机数生成器，孩子们可以使用这个生成器迅速编写自己的游戏。阿尔布莱特十分清楚，即使在那时，游戏所散发出来的诱人气息也会吸引孩子们去编程，去培养黑客主义。阿尔布莱特变成了BASIC语言的先知并最终和别人共同建立了一个叫SHAFT（Society to Help Abolish FORTRAN Teaching，协助废除FORTRAN教学协会）的小组。
当他将精力更多地专注于宣传工作的时候，那个在一丝不苟的外表下躁动不安的鲍勃·阿尔布莱特终于浮出水面。在20世纪60年代各种事件风起云涌之际，阿尔布莱特回到了加州。这时的他，离异，长发披肩，双目炯炯有神，满脑子都是让孩子们学计算机的极端想法。他住在Lombard Street山顶（旧金山最高、最蜿蜒曲折的山峰），为了他的传道修行不惜借用甚至乞求使用别人的计算机。每到周二的晚上，他便开放他的公寓举办聚会，内容包括品酒、希腊舞蹈和计算机编程。阿尔布莱特和颇具影响力的Midpeninsula Free University合作。这所大学是这个地区“做自己的事”态度的典型代表，它吸引了诸如蓝姆·达斯、蒂莫西·利里和前MITAI界骨灰级人物约翰·麦卡锡大叔。阿尔布莱特和别人共同开办了名叫Portola Institute的非盈利性松散运营的“计算机教育小组”，就是这个机构日后孵化出了《地球目录大全》（Whole Earth Catalog）。他认识了半岛上Woodside高中的一位名叫莱罗尔·芬克尔的教师，这位教师也对教孩子学习计算机的想法颇为赞同。他和芬克尔一道开办了一家计算机图书出版公司，名为Dymax，取这个名字是为了向Buckminster Fuller的注册了商标的词汇“dymaxion”（由dynamism和maximum两个词构成）19表示敬意。这家盈利性公司由阿尔布莱特实际控股（他此前曾幸运地持有DEC的原始股），不久公司就获得了一份撰写有关BASIC的系列指导丛书的合同。
阿尔布莱特和Dymax公司得到了一台DEC PDP-8小型计算机。为了放置这台出色的计算机，他们将公司总部搬到了门罗公园。根据阿尔布莱特与DEC达成的协议，阿尔布莱特会得到一台计算机和几个终端作为为DEC撰写名为《我的计算机喜欢我》（My Computer Likes Me）一书的回报，同时他还精明地保留了该书的版权（这本书的销量超过25万册）。这台计算机被装进了一辆大众公共汽车里，阿尔布莱特开着这辆汽车出入各个学校，重新开始了他的演示生活。慢慢地，Dymax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设备，到1971年，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一个不少人常常光顾的地方，包括年轻的计算机爱好者、刚刚入门的黑客、想要成为计算机教育领域专家的人以及计算机业内的不满者。与此同时，阿尔布莱特将家搬到了一艘停泊在市区南部大约30英里Beach Harbor港口外的双桅纵帆船上。“我这辈子从没有出过海。我只是决定要住在船上而已。”他后来解释说。
阿尔布莱特常常因促销计算机而饱受帕罗奥图内熟知内情的、认为“计算机是恶魔”的人的诟病。于是他向人们灌输计算机知识的方法开始变得不那么直白了：“只要试一下这个游戏……感觉不错吧？要知道你也能编写这样的程序……”他后来解释说：“我们只能私下里干。我们把眼光放得很长远，鼓励任何希望使用计算机的人，撰写能够传授给别人编程知识的书籍，开放一个场地让人们使用计算机并从中获得乐趣，但这一切都非我们刻意而为。”
不过在Dymax公司有大量的反主流思想。这里常常聚集着长发披肩的平民主义计算机迷，他们中很多人仅仅只有高中生的年龄。鲍勃·阿尔布莱特扮演的是大胡子的权威角色，从他嘴里吐出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多得让人来不及实施。他的某些思想才气四溢，有些则臭不可闻，但所有这些观点都饱含着他超凡的、虽然吸引人却也傲慢无比的人格魅力。阿尔布莱特还会带着这些人远足到一家当地的钢琴酒吧，在那儿他可以抄起麦克风领着大伙儿放声高歌。周五的晚上，他会将Dymax办公室的一部分开辟为希腊风格的小酒馆，挂上闪烁的圣诞节彩灯，然后开始教授舞蹈课。他最为异想天开的想法还是和普及计算机有关。
阿尔布莱特认为某些类型的出版物应该将这一运动载入史册，为新的开发指引方向。因此，为了向詹妮斯·乔普林的摇滚组合“大哥”（Big Brother）和“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表示敬意，这帮人创办了一份名为《人民计算机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的小报。在1972年10月发行的第一期封面上有一幅画看波纹线的画，画面上一艘主帆为方形的船朝着落日驶去——多少象征着人民正在进入金色的时代，此外还有一段手写的铭文20：
COMPUTERS ARE MOSTLY
USED AGAINST PEOPLE INSTEAD OF FOR PEOPLE
USED TO CONTROL PEOPLE INSTEAD OF TO
FREE THEM
TIME TO CHANGE ALL THAT-
WE NEED A……
PEOPLES COMPUTER COMPANY
以上铭文的大意如下：
计算机主要用于
与人民作对而非为人民服务
控制人民而非解放人民
是该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我们需要一个……
人民计算机公司
小报的设计风格十分像《地球目录大全》，不过比那本书显得更加随意，更加邋遢。有的页面竟然有多达四五种不同的字体，消息经常潦草地直接写在版面上，使人感觉似乎实在是太急迫了，简直来不及等待工人制版。这种表现方式太符合阿尔布莱特对待任何人或事都表现出来的迫不及待风格了。而给读者的印象就是在完成将计算机传播给人民的艰巨任务的过程中不能浪费任何一点时间。当然，也无需把时间浪费在一些小事上，如展平页边，或精炼语句，或做过于长远的计划。每一期都有计算机界的人物新闻，其中有些人在美国不同地方正做着类似的事情。这个信息将会通过异想天开的信件方式——来自人民计算机革命前线的重要急件——发送出去。校园的学术界和研究机构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包括MIT的在内的黑客们几乎都不用正眼去看《人民计算机公司》杂志，因为，看在上帝的份上，它刊登的程序清单是用BASIC语言写的，而不是他们喜欢的汇编语言。但是，像李·费尔森斯坦这种新型硬件黑客，一直致力于寻找方便他们自己（也许还包括别人）更多地接触计算机的方法，他们发现了这份刊物并且愿意投稿、提供程序清单、提出关于购买计算机部件的建议或哪怕是只言片语的鼓励。事实上，费尔森斯坦在《人民计算机公司》杂志上开有一个硬件专栏。
这份报纸的成功促使Dymax公司将这份报纸的运营并入PCC非盈利性公司，这家公司不仅负责运营这份刊物，而且还要管理处于萌芽阶段的计算机中心本身（这个中心开办计算机培训班并按每小时50美分的价格向任何喜欢使用计算机的人提供计算服务）。
PCC和Dymax位于Menalto大街的一个小型购物中心内。这里曾经是一个不起眼的药店，现在设置了很多餐厅座位一样的隔间。阿尔布莱特后来回忆说：“每次有人想要和我们聊聊，我们就会出来要几瓶饮料，然后在隔间里说话。”隔壁的计算机区便是那台PDP-8，看起来好像是一台巨大的、满是闪亮灯光的立体声接收机，不过它没有FM旋钮，面板上也没有成排的开关。除了类似电传打字机的灰色终端前摆放的那几把椅子，其他家具都是由大枕垫拼成的，有时人们会拿它们当做椅子靠垫，有时当床，还有时会把它们作为嬉戏时的武器。计算机区铺着一块褪色的绿色地毯，靠墙是一个旧书架，上面摆放着当地最好、想象力最大胆的科幻小说。
空气中通常都弥漫着几台终端的咔哒声，一台与PDP-8连接，另一台则连接到电话线上，并由此访问惠普公司的一台计算机——这台计算机已经捐赠给PCC，供其免费使用。当然，很有可能某个人会玩PCC日渐壮大的开发团队所开发出来的某一款电脑游戏。有时，家庭主妇会带着她们的孩子来亲自尝试一下使用计算机的感觉。要是她们开始上瘾并投入大量时间编程，她们的丈夫可能就会担心一向安分守己的太太会不会因沉浸在BASIC语言的乐趣中不能自拔而不管孩子和做饭了。某些商人还试着编写计算机程序来预测股票的价格，并在这头怪物身上耗费了数不清的时间。如果你拥有了一家向公众开放的计算机中心，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曾引用阿尔布莱特的话：“我们想建立一个友好的社区计算机中心，居民们可以随便进来看看怎么玩计算机，就像他们进保龄球场或游戏厅一样随意。”
看起来这种做法确实奏效了。某位记者写的一篇关于PCC的报道可以作为展示计算机到底有多大吸引力的证明。某一天大约5点半左右他来到这里，工作人员安排他坐在一个类似电传打字机的、正运行着一款名为《星际旅行》（Star Trek）游戏的终端前。这位记者后来在写给PCC的一封信中如是说：“我所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在第二天凌晨12点半的时候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该回家了。”在PCC流连了好几天以后，这位记者总结道：“除了跟主编说我一共花了28个小时完全沉浸在这几台机器里魅力无穷的游戏中以外，别的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每个周三的晚上，PCC都会举办百味餐晚会。当一个典型的、乱糟糟的PCC员工会议结束后，阿尔布莱特头脑中闪现的各种想法快得好像《太空大战》游戏中的鱼雷，他很难按照会议主题主持会议的进程，他会在长桌上铺上餐桌布，然后屋子里的人就会慢慢多起来，他们都是北加州另类计算领域大名鼎鼎的人物。
到访的嘉宾中，没有谁比泰德·尼尔森更受欢迎的了。尼尔森自费出版了一本自己写的书《Computer Lib》，这本书堪称计算机革命的史诗巨著，被奉为黑客梦的圣经21。当初没有一个人看好这本书，但他固执己见，坚持出版了这本书。
泰德·尼尔森自认为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他的母亲是演员西莱斯特·霍姆，父亲是田野中的百合花（《Lilies of the Field》）一片的导演拉尔夫·尼尔森。泰德上过私立学校，在大学学的是奇异的自由主义艺术。他是一位公认的脾气不好的完美主义者，其出众之处便是作为“革新者”的天赋。1957年他还写过一首摇滚乐。他曾为约翰·李利的“海豚”项目工作过，也从事过和电影相关的工作。但按他后来的解释，他的头脑里总是不能控制地“出现一些想法”，直至最后接触到了计算机并学习了一些编程方面的知识。
那是1960年。在其后的14年间，他换了很多工作。他会为了“看见这些走廊里令人难以置信的凄凉景象”而放弃一家高科技企业舒适的办公室工作。他开始看到IBM批处理的思维方式如何蒙蔽人们的双眼，使人们认识不到计算机的巨大潜力。他对这些现象的观察和感悟一直无人喝彩。难道就没有人想听听他的想法吗？
最后，出于气愤与绝望，他决心亲自写一本“反主流的计算机书”。没有一家出版商对出版这本书感兴趣，当然更不赞同他对版面设计的要求——要和《地球目录大全》或《人民计算机公司》类似，不过版面要更宽松；纸张要大号的，但字号却小到几乎无法阅读的程度；要有潦草的符号，以及狂躁的、业余水平的绘画。这本书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名为“Computer Lib”，描述了泰德·尼尔森心中的计算机世界；另一部分“Dream Machines”描述的是泰德·尼尔森心中计算机的未来。在支付了2000美元以后——他事后说：“这对我是一笔巨款。”——印刷了几百本书，这本书几乎就是黑客道德的手册。鉴于他总是为计算机的形象不佳而哀痛不已（他抨击有权有势的当权者编造的有关计算机的谎言，并称这种谎言为“网络污垢”），该书开篇便以急迫的口吻大声呼吁，并用大写字母写道：“公众没有必要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他还肆无忌惮地称自己为计算机迷，并写道：
我要磨一把斧子。我想见到计算机对每个人都有用，没有复杂的操作，也不需要卑躬屈膝地恳求他人。这一天越早到来越好。任何赞同这些原则的人都是我的战友；任何不赞成这些原则的人则是敌人。
本书旨在强调个人的自由。
反对任何限制和压迫。
你可以在大街上高声呼喊：
让人们掌握计算机的力量！
让网络污垢见鬼去吧！
“计算机无处不在。”尼尔森在书中如是说。虽然卖得有点慢，但确实卖出去了，并且最后还再版了几次。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有了铁杆崇拜者。在P P C，《Computer Lib》就是另一个让人相信计算机的魔力很快便不再是秘密的理由。因此，在百味餐晚会上，泰德·尼尔森被视为王室成员般的人物。
不过，大伙儿来参加百味餐晚会可不是来看计算机革命的天才：他们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喜欢计算机。他们中有些是坚定的中年硬件黑客，有些是受到计算机吸引的语法学校的孩子，有些是留着长发、喜欢玩PPC PDP-8的男孩，有些是教育界人士，有些则只是普通的黑客。每次，晚会的组织者如鲍勃·阿尔布莱特会谈到计算的问题，而其他黑客则更关注交换技术数据或抱怨阿尔布莱特对BASIC的偏爱。那些黑客认为BASIC语言是一种“法西斯”式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的结构有限，且无法实现对机器的最大化访问，进而减弱了程序员的能力。不消几个小时，黑客们就会纷纷溜回咔哒作响的终端前，留下那些激进的活动家们热火朝天地讨论这方面的进展或别的什么。当然，每次的讨论都离不开鲍勃·阿尔布莱特。他心中对伟大的计算机梦想的迅猛发展感到志得意满，因此不管有没有音乐，都会在屋子后面反复跳着希腊民间舞中的高潮部分。
……
在那个洋溢着救世主般的气氛中，参与Community Memory项目的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实施项目的工作中。埃弗雷姆·利普金修改了大量的程序以显示基本的用户界面，李·费尔森斯坦开始维修由Tymshare公司捐赠的Model 33型电传打字机。这台机器已经用了几千个小时了，当初也是作为垃圾赠送给他们的。
由于很容易损坏，必须经常有人照看这台机器。它常常会卡住，或挡板摩擦力变大，或者打印下一行前不自动回车。实验的后期，Community Memory得到了一台Hazeltine 1500型终端，还有一台比较可靠的CRT显示器，但项目组中仍然必须有人待在附近以免出现问题。李·费尔森斯坦最后决定开发一种新型终端来确保项目的进行。他已经开始在心中盘算着这个硬件项目了。
不过那是后话。首先，他们要将Community Memory搬到大街上去。忙碌了几周以后，利普金和费尔森斯坦以及其他人一道将Model 33和它的纸箱外壳——这样可以确保它不会被咖啡溅到内部——搬到利奥波特唱片店。他们还画了海报，指导人们怎样使用这个系统，给海报涂上迷幻的野兔颜色并画上波浪线。在他们看来，人们在求职、租房、搭车和以物换物等事情上不易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用这台计算机来做这些事则简单得多，任何人尽管去用好了——用ADD或FIND命令就能完成。这个系统是一个充满爱意关怀的黑客梦的变种，他们还在一首诗中找到了一种与此相符的情感，就是这首诗触发了他们的灵感，为Community Memory的母公司起了一个特殊的名字：亲爱的优雅网络技术（Loving Grace Cybernetics）。这首诗的作者是理查德·布劳提根，诗中写道22：
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
I like to think（and
the sooner the better！）
of a cybernetic meadow
where mammals and computers
live together in mutually
programming harmony
like pure water
touching clear sky
I like to think
（right now, please！）
of a cybernetic forest
filled with pines and electronics
where deer stroll peacefully
past computers
as if they were flowers
with spinning blossoms.
I like to think
（it has to be！）
of a cybernetic ecology
where we are free of our labors
and joined back to nature，
returned to our mammal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
诗的大意如下：
所有受到亲爱的优雅机器注视的人们
我喜欢想象
（越快越好！）
网络技术的草场上
人和计算机
和谐地生活在互相编程的环境中
就像纯净的水触摸清澈的蓝天
我喜欢想象
（就是现在，求你了！）
网络技术的森林中
到处都是松树和电子元件
小鹿平静地
在计算机旁漫步
它们好似
转个不停的花朵
我喜欢想象
（我没法不想！）
网络技术的生态环境中
我们不用劳动
回归大自然
和我们的兄弟姐妹
以及所有被亲爱的优雅机器注视的人在一起。
这绝不仅仅是利奥波特唱片店的终端——那是一台“亲爱的优雅”设备！它将引导无知的人们走进一片被仁慈的黑客道德灌溉的牧场，在这里人们将不再受到官僚制度的令人窒息的影响。不过有些Community
Memory组内的人却对此持怀疑态度。李·费尔森斯坦虽然对这台终端脆弱的耐用性成天唠叨个没完，但与此相比，他更加担心人们会因为一台计算机侵入了伯克利唱片店宝贵的空间而对这种想法产生敌对情绪；而他最害怕的则是Community
Memory项目负责看管终端的宣传员被迫用身体保护这台设备免遭一个恶毒的嬉皮卢德分子（Luddite）的破坏。
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害怕。从实验的第一天起，人们对这台终端的反应相当热烈。
他们好奇地试试这个，碰碰那个，并且挖空心思要想出些东西拿到系统上试用。
这次实验开始一周后，李·费尔森斯坦在《伯克利倒钩》上撰文说，在Model 33电传打字机终端安放到利奥波特唱片店最初运行的5天时间里，总共使用了1434分钟，接受了151条内容，以及打印了188次，其中32%为成功的搜索操作。暴力事件根本没有发生，李·费尔森斯坦的报道称“获得了100%的满意”。
一传十，十传百。不久，人们纷纷到此寻找重要的联络信息。假如你输入“FIND HEALTH CLINICS”（查找健康门诊），就会立刻得到8个结果，从Haight- Ashbury医疗研究诊所到乔治·杰克逊公共免费诊所。要查找“BAGELS”——有人问在海湾区的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美味的纽约风味硬面包圈——可以得到4个答案：其中3个是零售商场的名字，另一个是一个叫迈克尔的人，他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并愿意教咨询者怎样自己做硬面包圈。人们可以找下棋对手、研究伙伴，可以传播有关饭馆和唱片的小道消息，或提供如临时照顾小孩、搬运、打字、用纸牌算命、修水管、手语和照相等服务。
有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在项目进行过程中，用户开始尝试未知的应用程序。当Community Memory项目组的人检查每天新的内容时，发现某些新增的内容无论归在哪一类都不合适，甚至信息底部所输入的关键字也是个谜。有这样的消息：“你是你自己最好的朋友”，后面是关键字FRIEND（朋友）、LOVER（情人）、DOG（狗）、YOU（你）、WE（我们）、US（我们）、THANK YOU（谢谢你）。还有这样的消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外星人需要精湛的技工来维修宇宙飞船。不懂地磁感应的人勿扰。”也有这样的消息：“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有的消息引用了Ginsberg、The Grateful Dead、Arlo Guthrie和莎士比亚的含义不明的话。黑客们早已发现，计算机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展人们的想象空间，它是一面镜子，只会如实反映而不会品评任何你需要呈献给别人的“自画像”。不论你在计算机内写了什么内容，这些信息留下的唯一指纹仅是别人对你的想象。普通计算机用户也已开始领会这一思想。这样的事实表明，在公共场所安放人人都可使用的计算机也许会激励社会的变革，这也是一个检验新技术潜能的大好机会。
李·费尔森斯坦后来称其为“神灵现身，令人眼界大开。就好像当初我参加言论自由运动和人民公园运动那种经历一样。上帝！我从没想到普通人竟然能做到这种程度！”
朱迪·密尔顿也逐渐养成了另外一个在线个性——写诗。“简直太有意思了，”她后来回忆道，“你的梦想获得了新生。”
这个小组兴旺了大约一年半，还将终端从利奥波特唱片店的某处搬到Whole Earth Access Store商店，又在旧金山Mission District区的一个公共图书馆设置了第二个终端。但是这个终端总是出毛病。看来更加可靠的机器设备才是关键。由于此时Community Memory用巨型XDS-940计算机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并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个项目与“资源一号”（其资助方）的关系即将破裂，因此此时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系统。但是没有后续的系统可用。在没有资金和设备的情况下，Community Memory项目很快就耗尽了项目组内人员剩下的精力，需要马上做出决断。
最后，也就是在1975年，Community Memory项目一群筋疲力尽的理想主义者终于坐了下来，考虑是否还要继续下去。这一年既热闹又累人。李·费尔森斯坦后来认定，这个项目“指出了哪些事情能够去做。它指明了方向。”但是李·费尔森斯坦和其他人都认为这个项目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的话“风险太大”。他们为此投入了太多的技术和感情，最后却看到它经过一系列令人沮丧的失败以及不时的系统崩溃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后来大家一致决定，这一实验暂时搁置一段时间。毕竟，这是一个伤心的决定。“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刻，可一切突然停止了，”朱迪·密尔顿后来说，“我们对‘Community Memory’的感情就像罗密欧对朱丽叶的感情一样——它是我们的另一半灵魂。突然之间全没了。含苞待放的花朵被剪掉了。”
埃弗雷姆·利普金离开后再次试图摆脱计算机。其他人参加了各种其他项目，有社会方面的，也有技术方面的。但是所有的人，特别是李·费尔森斯坦，都没有放弃他们的黑客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