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十年以后
我觉得黑客作为计算机程序员，具有奉献精神，拥有创新意识，还有点桀骜不驯，他们是自美国有史以来最有趣且最出众的人才。
除了黑客之外，我还不知道有哪个群体能够把一门技术解放出来，并获得成功。他们不仅抨击了美国社会的冷漠，而且最终使美国社会接受了他们的风格。每个人都意识到了信息时代的到来，这些黑客一定程序上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默默无闻的亚文化已经崭露头角，成为最具创新性和最强大的文化体系。
——斯图尔特·布兰德
《全球目录》杂志的创始人
1984年11月，在旧金山北部的一个海岬附近，空气湿润，清风拂面，150位权威程序员和技术精英在这里参加了第一届黑客会议（Hacker Conference）。这次会议最初是由《全书目录》杂志的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发起的，它将一个行将没落的黑客阵营组织成了黑客道德的一个临时世界总部。巧的是，本书英文版的出版时间正值这次会议召开期间，书中提到的很多人物都参加了会议，他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面。第一代MIT黑客理查德·格林布莱特等人和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精英李·费尔森斯坦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电子游戏的鼻祖肯·威廉姆斯、杰里·杰威尔和道格·卡尔斯顿等人在一起交流。制造新一代Macintosh电脑的傲慢精英和开发《太空大战》的黑客也碰面了。他们睡在上下铺上，一起洗盘子、擦桌子、打盹儿。几个小时以后，突然停电了，人们就借助天窗透过来的一点光聊天。后来又来电了，他们连忙来到电脑室——有人想展示他的黑客作品——自从最后一次野牛踩踏事件以后，这种热闹场景在美国还没有出现过。
我当时就在想：“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黑客。”
面对这150位专家，我觉得非常紧张，我的第一本书已经发到他们手中，他们可能要对这本书做出一些评论了。他们从索引中一下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开始翻看书中提到的内容和技术问题是否正确。至今为止，每当他们碰到我时，不管是当面碰到还是在网上碰到，他们都会提些意见。基本上，这次经历还是很愉快的。黑客会议将成为每年一次的活动，在会议中，就像书中描述的一样，针对黑客行为和黑客道德的未来，大家可以踊跃地参与公开讨论，这次会议只是一个开始，今后将继续下去。
人们在讨论过程中，总是在推敲“黑客”这个词。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词的含义仍然比较模糊。实际上，这本书出版之前的几个月，编辑跟我说Doubleday出版社的销售人员要求我换个说法——他们提出质疑，“谁知道黑客指什么呢？”幸运的是，我们还是坚持使用了原来这个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术语在业界已经被广泛使用。
但不幸的是，对于很多真正的黑客来说，这个术语的普及是一场灾难。为什么这么说呢？黑客这个词有某种特定的贬义。麻烦源自那些众所周知的青少年黑客，他们通过网络冒险侵入被禁止的电子区域，例如政府的电脑系统。新闻记者在报道中，将这些年轻的孩子称为黑客，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这些孩子们自诩的。但是，这个词的含义很快等同于“电子入侵者”。
在全国性的杂志、电视剧、电影和小说中，两者已经被混淆了，于是，人们对黑客有了成见：他们认为黑客是反社会的极客，他们标志性的特征是坐在键盘前，思考犯罪的方法。在这些描绘中，和电脑连接的任何东西，无论是核导弹还是车库门，黑客在廉价的个人电脑或工作站面前，通过瘦骨嶙峋的手指敲击键盘，就可以很容易地控制它们。根据这些定义，从好的一方面来看，黑客是很善良，也是无辜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力量。从坏的一方面来看，黑客是恐怖分子。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电脑病毒的出现，按照字面理解，黑客就是一种邪恶的力量。
确实，在历史上，很多黑客为了追求实践动手能力，根本不把知识产权和法律条款这些细节放在眼里。他们的很多黑客行为都是恶作剧。但是，他们认为黑客行为的本质就是胡闹，这种推断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对真正的黑客的一种冒犯，这些真正的黑客通过自己的工作改变了世界，他们的技术方法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那些并非真正有天赋的初中生登录电脑中的电子公告板、下载系统密码或信用局的代码，利用这些信息实施数字犯罪——并让媒体把他们叫做黑客……人们无法承受这样的破坏，于是，他们愤愤不已。1988年，在第五次黑客会议上，黑客对公众的指责仍然感到闷闷不乐，CBS News公司的人在做报告时，表面上是在讲一些黑客专家的辉煌成就——但是，实际上，却充满了安全专家对黑客的警告。直到今天，我觉得丹·拉瑟还是尽量不要参加未来的黑客会议比较好。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发现形势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书中提到的真正的黑客行为的精神。技术学者不仅意识到了黑客的观点和理想，而且他们很欣赏这些黑客，就像布兰德说的，他们要培养一些黑客。
人们对黑客态度的转变要归功于这几件事。首先是电脑革命本身。随着电脑用户的数量从数上万人发展到上亿人，电脑千变万化的魅力传递出其隐含的信息，那些想要探索电脑的奥秘的人，自然而然就会追寻他们的前辈。
第二点是因为成千上万的用户都连接到电脑网络中，很多真正的黑客都加入千万用户的联盟——Internet中，这是用户之间的桥梁，促进了项目之间的合作。而且，网络也成为讨论和谈话的场所，其中很多讨论都是针对黑客道德与经济利益之间以及黑客道德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
最后一点原因是因为那些真正的黑客变得冷静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网络朋克”术语的出现，一次新的文化运动开始了。网络朋克出自于威廉·吉布森、布鲁斯·斯特林和鲁迪·卢克等新一代科幻小说作家写的未来主义的黑色小说。当这场运动中的权威杂志《Mondo 2000》（以前叫《现实黑客》（Reality Hackers））报道网络朋克的原则时，大家才发现很多网络朋克的原则来源于黑客道德。MIT的技术模型铁路俱乐部暗含的信仰（信息应该是免费的，用户可以无限制地完全访问电脑，不要盲从权威……）开始被人们认识到。
当网络朋克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时候，媒体才开始广泛接受一种更广泛、更积极的黑客行为的观点。整个出版界的观点都与黑客原则的观点达成了一致：其中包括《Mondo 2000》和《连线》（Wired），以及很多像《天祥》（Intertek）和《波音波音》（Boing Boing）这样的爱好者杂志。很多电脑领域的专业刊物的记者都觉得出版界亏欠了这些黑客。更重要的是，原来盲目玷污黑客主义的传统刊物，也开始接受黑客主义的概念。
一旦人们了解了黑客的动机，就可以使用这些观点作为衡量硅谷的价值的一个标准。尤其是在苹果电脑公司，黑客观念对公司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这是公司的灵魂。即使那些比较固执的公司也开始意识到，如果他们想走在电脑领域的前列，就需要那些有活力、有想象力、能够解决问题并且坚持不懈的黑客。反过来说，这就需要公司放宽它们的规则，适应自由的黑客风格。
更重要的是，这些观点已经超越电脑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发展成为一种黑客文化。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本书中所涉及的黑客理想适用于几乎所有人们热衷的活动。布瑞尔·史密斯（Macintosh电脑的设计者）在第一次黑客会议的一次谈话中这样说：“黑客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是一个黑客工匠，不必是一个高科技黑客。我觉得这与黑客的技术和黑客的工作有关。”
十年以后，那些权威黑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比尔·高斯珀现在是硅谷的一名顾问。他仍然从事程序设计，研究数学、分形学和《LIFE》游戏，靠顾问的收入维持生计。他现在仍然单身，他在《More Mathematical People》一书中对一位采访者解释说，有了孩子或者配偶之后的最大问题在于，无论你多么认真地拿出时间来陪伴他们，他们都会感觉计算机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比他们更重要。
理查德·格林布莱特的LISP电脑公司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他辞去顾问的工作后，现在经营自己创办的小公司，主要生产医疗设备，这些设备可以合并电话线中的声音信息和数据。他总是思考黑客行为的未来，而且在MIT的鼎盛时期，商业项目的数量远远超过那些常规项目（政府资助的），他为此感到非常遗憾。但是，他说：“不过，现在令人满意的是，黑客行为的成本在迅速降低，不管用户作为一种兴趣，还是作为一种职业，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黑客行为方面大展拳脚。”
……
李·费尔森斯坦和他的同事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时代就是个人电脑的先锋，但是，他没有其他同事那么富有。尽管他在科技文化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自己也在尽心尽力地经营Golemics公司，但是，他的公司仍然处于破产边缘。但是，他找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担任Interval公司的一名主要工程师，这是硅谷的一家资金雄厚的新公司，主要生产下一代的技术产品。当他快50岁的时候，李·费尔森斯坦的个人生活更加稳定——他结交了很多亲密朋友，现在和一个通过全球电子链路电脑网络认识的女伴生活在一起。他仍然充满激情地致力于通过电脑改变人们的生活。他一直希望能够组建一支数字的“童子军”（并不专门针对男人或女人），叫做黑客联盟。而且，他仍然相信，只要把Communty Memory连接到互联网上，它就一定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
肯·威廉姆斯仍然是Sierra On- Line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起落落，但是，它和自己成功的竞争对手Brøderbund公司一样（而不像已经破产的Sirius公司），规模更大了，奥克赫斯特总部现在已经有员工700人。Sierra公司在1992年上市。肯·威廉姆斯也已跻身千万富翁之列。而且，Sierra公司投资了几百万美元组建交互式电脑游戏网络。AT＆T购买了公司的20%的股份。罗伯特·威廉姆斯是Sierra公司最受欢迎的游戏设计师，他的《国王秘史》系列3D图形冒险游戏广受好评。
肯·威廉姆斯觉得在Sierra公司，根本没有以前的黑客精神发挥的空间。肯·威廉姆斯说：“以前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一个项目，但是，现在我们的游戏需要50多个人完成。我们的产品的研发预算至少也要100万。《国王秘史VI》游戏的脚本有700多页，需要50多个专业演员。这是好莱坞最大的一个声音录制项目。”
肯·威廉姆斯跟我说约翰·哈里斯仍然住在奥克赫斯地区，经营一家小公司，销售用在有线电视运营商的显示器上的软件。约翰现在还在编写早已停产的Atari 800电脑上所用的软件。
……
作为最后一名真正的黑客，理查德·斯托曼仍然非常支持MIT的AI实验室的黑客理想。根据《连线》杂志的报道，他的公司（Free Software Foundation）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开发免费软件的慈善组织。”斯托曼在自由软件联盟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个联盟反映了他的信仰，他觉得专用软件是数字领域内的瘟疫。1991年，他获得了麦克阿瑟奖中的“天才奖”。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正在进行反对莲花软件公司（Lotu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示威活动。他抗议这些公司申请的软件专利。他仍然相信信息应该是免费的。
——史蒂文·里夫
199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