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天才沃兹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开会的时候，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并没有和李·费尔森斯坦一道坐在SLAC礼堂的前面。在聚会的“消息发布”环节中他也不太积极。他没有宏伟的政治动机，更无意在一切都讲究循规蹈矩的社会中酝酿什么类似Community Memory的前卫计划。每次开会，他都和几个追随他在数码领域探索的小跟班一道坐在屋子后面——这些大都还是高中生的计算机爱好者，无不对沃兹尼亚克的计算机造诣佩服得五体投地。沃兹尼亚克的衣着打扮通常和乞丐无异——头发随随便便地披散在肩上；留胡子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增强其面部特征，倒不如说是要省去费时费力刮脸的麻烦。至于着装——牛仔裤和运动衫——总是一成不变，也总是显得不太合身。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他的朋友们总是称呼他“沃兹”）是体现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精神和增效作用最生动的例子。正是沃兹尼亚克和他所设计的计算机（至少在硬件方面）最大限度地贯彻了黑客道德的理念，堪称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留给后人的宝贵财产。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并没有像李·费尔森斯坦那样通过个人的奋斗和对政治的思考来实现其黑客主义的梦想。说起来他更像理查德·格林布莱特和斯图尔特·尼尔森，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黑客。他在加州的库比蒂诺长大，那里的街道曲折蜿蜒，两旁遍布一户一屋（single-
family
home）
式的住宅。这些建筑的特点是窗户少得可怜，但这片地区就是他赖以生存的环境；这里也为未来计算机领域的发展播下了一粒种子。早在语言学校学习的时候，沃兹尼亚克就对数学题非常痴迷，他的妈妈不得不经常敲敲他的脑袋，让他的思绪能回到现实世界中来。13岁那年，他在一次科技竞赛中取得优胜，竞赛内容是制作一台会执行加减法并且类似计算机的机器。他的朋友艾伦·鲍姆后来回忆起在霍姆斯特德高中时见到他的情景时说：“我看见一个人在纸上潦草地画着草图。我问：‘这是什么？’他说：‘我在设计一台计算机。’他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
鲍姆对他这位同班同学不寻常的举动颇感兴趣，于是他也和沃兹一道开始到处寻找动手上机的机会。后来，通过在人才济济的硅谷找到的几个熟人，他们终于设法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分时计算机。每周三，他们俩就会逃学并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悄悄溜进西尔瓦尼亚（Sylvania）公司的计算机房。他们编写程序让计算机实现某些功能，例如输出2的各次幂或寻找质数。他们两人怀着满腔的热情密切关注着计算机业的一举一动，一点都不亚于体育运动爱好者对自己心仪的球队的那份关注。每次当他们听到又有一款新的微机面世的消息后，就会给制造商写信（包括Digital、Control Data等）索要操作手册，而那些制造商一般都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手册一到，他们便如饥似渴地研读起来。通常他们会直接从计算机的指令集部分开始阅读，记录下这台计算机有多少个寄存器，怎样进行累加，怎样完成乘法和除法运算等。用这种办法，他们通过指令集就能搞清楚这台计算机的特点，使用起来是否容易上手。那么这款机型到底值不值得效仿？假如值得，据沃兹后来的回忆，他会“待在教室里编写代码，一编就是几个小时，并且从不上机调试验证。”一次，在收到关于Data General公司生产的Nova计算机的一本手册后，他和鲍姆便擅自决定重新设计这款机器，甚至还将他们的新设计方案寄给那家公司，想着也许Data General会采纳来自两名高中生的设计方案呢。
“设计计算机似乎挺有意思的，”鲍姆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道。“好像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对我们充满了无穷的魔力。我们非常开心。”在高中期间，沃兹尼亚克挤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计算机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他提出的许多编程技巧每每令鲍姆对他刮目相看。“我甚至觉得那些方法可能完全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鲍姆后来说。“沃兹尼亚克对事物总是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为什么我不能这么试试呢？’他觉得普通的设计思路不够完美，因此经常强迫自己将所有的解决方法都逐一试验后再行定夺。他一定要找到最佳方案才肯罢休。他会用尽一切办法做别人闻所未闻的事。有时，当你真正把方法逐一验证过以后，你确实能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沃兹先于鲍姆从高中毕业，并上了大学。但几年以后，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都就职于同一家计算机公司——惠普公司。惠普绝对是一家高技术企业，主营产品是高性能计算机（和IBM装在蹩脚机箱里的机器相比，这种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就像梅赛德斯轿车一样飞快）。惠普的的确确是一家大企业，沃兹感觉自己如鱼得水。虽然他已经成家，但计算机在他的心中依旧排在第一位。除了在惠普公司为计算器芯片设计算术逻辑以外，他还为Atari游戏公司做些设计工作，他的另一个高中同窗——史蒂夫·乔布斯——供职于Atari公司。这份副业还为他带来点“灰色收入”——比如说他在去打保龄球的时候看到一台投币式游戏机，旁边注明，只要分数达到一定级别，就能获得一块比萨饼的奖励。在赢得了几块比萨饼后，他的同伴不免大感奇怪，问他怎么会那么轻而易举地打通关的。“哦，那游戏是我设计的。”沃兹尼亚克一边说，一边忍不住哈哈大笑。
沃兹是一个有点顽皮有时又略带腼腆的人，有时还带着点大二学生的幽默感。他在家里开设了一个“打电话听笑话”的服务，每当有人打电话过来听笑话，他就会给对方讲各种波兰笑话，好像是个笑话的无底洞。“打电话听笑话”服务并不是他从电话中得到的唯一乐趣。沃兹和乔布斯在看到1971年某一期《Esquire》杂志30上关于一位名叫Captain Crunch（嘎吱船长）的传奇人物的事迹后（这个人一直致力于制造出一种蓝色的盒子，人们用这种设备可以免费打长途电话），大受启发，于是两人制作出了他们自己的“蓝盒”。他们不仅用这个设备免费拨打电话，而且还一度在伯克利大学学生宿舍挨门挨户地推销这种设备。沃兹有一次甚至想试试该盒子看能不能直接和梵蒂冈教皇通上电话；他冒称自己是亨利·基辛格，就在接通电话之前的一刹那，被梵蒂冈那一端的人识破而功败垂成。
那段时间沃兹的小日子过得滋润极了：大部分时间在惠普公司从事计算机方面的工作，业余时间依着自己的兴趣钻研些计算机的旁门左道，偶尔还打打游戏。他喜欢玩游戏，特别是电子游戏，如《Pong》。他还喜欢打网球；就像比尔·高斯珀喜欢打乒乓球一样，沃兹尼亚克也想对网球运动产生影响，并乐此不疲。后来，有一次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打球其实就是想追着球跑，赢球好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31。”除了在打网球时有这种感觉，在钻研计算机时同样也有这样的感觉。
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就是有朝一日给他自己设计一台计算机。此前，他已经制作了一台电视打字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步。当然，他的目标是制作一台计算机以激励更多人来研究计算机——这就是所谓“用来制作更多工具的一种工具”（Tool to Make Tools）的理念，他要从一个系统衍生出更多的系统。这个思路比此前任何人的思路都要高出一筹。
那可是在1975年，假如有人听到过他的这个雄心壮志，多数都会认为他是在痴人说梦。
后来，艾伦·鲍姆看到贴在一块公告牌上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的通知，并告诉了沃兹。两人于是一起参加了这次聚会。那时，在鲍姆的单位（惠普公司）里到处都是最新型的计算机，他确实懒得动手制造一台自己的计算机，因此对这次聚会只是抱着“不妨一看”的心态来的。但沃兹却实实在在被震住了。那里有30个跟他志趣相投的人——这些人的想法疯狂大胆，无不执著于制造一台属于自己的计算机。会上，马蒂·斯珀格尔给大家分发了8008芯片的数据手册，沃兹拿了一份回去仔细研读。最后他发现，他正在构思的迷你型计算机（其实就好像DEC公司制造的大型机构一样）根本是多此一举。微型芯片就能胜任所有这些工作了，就像他当天晚上见到的Altair计算机那样。他竭尽所能搜集关于微处理器的文章和书籍来学习，还到处写信索要更多的信息；他研究各种I/O设备和芯片的文件，并着手设计他那台终极计算机的电路。第二期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新闻通讯上刊登了他当前工作的进展报告，如下：
我自己设计并制造出了电视打字机……重写了《Pong》游戏，编写过一款被赞誉为重大突破的视频游戏，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NRZI（倒转不归零）磁带数据读取器。我正在研发一种有17
Chip的电视游戏（包含内置三块游戏玩板）；还有一种有30
Chip的电视显示器。技能：全数字设计、界面、I/O设备、时间紧迫、有电路图。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非常喜欢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氛围：这里不仅举办活动，而且大家不厌其烦的试验精神以及在电子领域的创新热情十分高涨，这一点对他来说就像呼吸的空气和吃的垃圾食品一样不可或缺。即使一个像他这样平时不太合群的人也开始结交朋友了。沃兹常常用家里的终端登录Call Computer服务上专为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会员设立的账户（Call Computer可提供人们用家里的终端通过电话线访问大型主机的一项服务）。这台计算机上有个程序很像MITITS系统上的一个功能——当两个人同时登录这台计算机时，他们可以相互“交谈”和共享信息。沃兹不仅用这个功能和其他人进行在线交流，而且还深入到系统内部，甚至还找到了一个打断别人在线聊天的方法。于是，话说有一天，戈登·弗伦奇正通过计算机和人大谈特谈他在以8008芯片为核心的“雏鹰”计算机上发明的新机巧，就在他“聊”得满面红光之际，他的家用终端竟然莫名其妙地开始出现一个又一个几近下流的波兰笑话。弗伦奇后来一直都不知道，那一刻位于几英里以外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笑得肚子都疼了。
沃兹还碰到了一个叫兰迪·威金顿的运动员，他14岁，黄头发，也是个对计算机着迷的少年，曾努力要在Call Computer找一份工作。威金顿的住处和沃兹尼亚克夫妻俩乱糟糟的车库公寓在一条街的两头，他常常搭沃兹的顺风车参加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聚会。还没上高中时，威金顿就喜欢上了计算机。渐渐地，他对沃兹深厚的计算机功底崇拜得五体投地，同时，时年25岁的沃兹“可以与任何人谈论任何技术问题”，甚至包括一名像自己这样的14岁少年，这一点更令威金顿赞赏有加。尽管兰迪的父母担心计算机会占据他们宝贝儿子的全部生活，但每次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参加聚会的返回途中，在位于福特希尔戴夫（Foothill Drive）市的丹尼饭馆里，沃兹都要给他非正式地灌输计算机知识。这样一来，他对计算机的痴迷程度有增无减。他们开着沃兹老旧的美宜堡轿车一路行驶，有时停下来买些可乐、炸薯条和洋葱卷。车后座上堆着几十个麦当劳的食品袋和技术杂志，令人费解的是，由于下雨时沃兹从不摇上车窗玻璃，这些东西全都湿漉漉的。“我会问沃兹特别愚蠢的问题，好让他一直跟我说话，例如，‘BASIC语言的解释器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就一直听他说，直到他说完为止。”威金顿后来回忆道。
不久，沃兹尼亚克认识了另一名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成员约翰·德拉浦32，他正好在Call
Computer担任工程师，是一名临时工。约翰·德拉浦还有一个绰号更为大家所熟知，“嘎吱船长”（Captain
Crunch），也就是1971年曾经激起沃兹浓厚兴趣的那本《Esquire》中提到的“盗用电话”的英雄人物。德拉浦极富“原生态”特征的嗓音听起来就像是火灾警报器发出的呜呜声，他衣着凌乱，黑色的长头发似乎从来也没有认真梳理过。后来他发现随早餐麦片附送的哨子还有些特殊用途以后，他的这个绰号也就传开了。什么用途呢？只要一吹这个哨子，就会产生正好是2600Hz频率的音质，而这一频率正是电话公司在电话线上传送长途话音使用的频率。约翰·德拉浦当时还是一名驻扎海外的美国空军士兵，他就用这种方法“免费”给国内的朋友打长途电话。
不过德拉浦的兴趣远不止打免费电话这种小把戏。他本就是一名有黑客潜质的工程师，没过多久，他的探险行动便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他又瞄上了通信公司的电话系统。“我确实盗用了电话，原因有且只有一个，”他后来对《Esquire》的记者（这位记者使他在1971年一举成名）说，“我正在学习电话系统。电话公司就是一个系统，计算机也是一个系统。你明白吗？假如我继续下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探索一个系统。这是我的兴趣所在。电话公司其实就是一台计算机。”TMRC的黑客和德拉浦也有着相同的兴趣，特别是一个叫斯图尔特·尼尔森的人（这位MIT的黑客从小就仔细研究过各种电话）；不过德拉浦不像尼尔森那样可以通过很多高精尖设备来研究电话系统，他只有自力更生，想出了很多土办法。（尼尔森曾经见过一次德拉浦，但这位出身名门的MIT黑客对德拉浦的技术能力并不以为然。）德拉浦结交了一批跟他趣味相投、也喜欢盗用电话的人，其中很多是盲人，但他们有本事轻而易举地分辨出系统中瞬间即逝的音调。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德拉浦惊讶地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电话系统，利用这个系统，可以访问正在测试的交换机，也可以切入用于验证通话的主干线以便在用户通话时直接插话（一次，某个他迷恋的女士正和一个男人在电话里交谈，他一怒之下突然插话，把那名女士吓得半死），甚至还可以访问海外的交换机单元。很快，他就发现怎样从一条线路跳转到另外一条线路上，就像斯图尔特·尼尔森10年前开始慢慢熟悉PDP-1计算机一样，他也掌握了所谓“蓝盒”的秘密，就是如何将声音通过电话线传送出去，以获得免费长途电话功能的技巧。
不过约翰·德拉浦时不时的冲动行为让他看起来好像一个长大了的婴儿，啼哭着想要吮吸母亲那“系统知识”的乳汁。他并没有MIT黑客那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头——那些打算向想要免费打长途电话的人推销“蓝盒”的经销商没费什么口舌就说得他也开始收集关于“蓝盒”的信息来——即上门推销，和沃兹尼亚克与乔布斯在伯克利大学学生宿舍挨门挨户所做的工作一样。
德拉浦自己在电话方面的进展比起他的推销工作来更有起色。其中一个典型进展就是找出不同国家的访问编码，有了这些编码，他就能从一条电话干线跳到另一条电话干线，当自己发出的信号在不同的通信卫星间反射时，也能侦听到一系列包含各种有意义信息的“嘀嗒”声。不过，在《Esquire》杂志上发表了对他的专访后，有关部门盯上了他。1972年，当他正非法拨打澳大利亚悉尼的一个电话号码（该电话服务许诺会给所有打进电话的人提供Down Under排行榜最热门歌曲名单）时，被当场逮捕。由于是第一次违法，法院给了他缓刑处罚。
后来德拉浦开始编写计算机软件，不久，钻研计算机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后来在“人民计算机公司”的百味餐会上有人认出了他，大家于是纷纷给他盛各种美味佳肴，让他的盘子里堆得满满的，他索性放开肚皮大吃特吃。他对吸烟一贯深恶痛绝，假如有人吸烟，他会大声喝止。德拉浦对电话的钻研依旧情有独钟，他在百味餐会上谈得最多的就是怎样访问ARPAnet，对此种行为他感到特别心安理得。“我一定要研究几种集成方法。MIT的计算机上有个程序可以帮助我实现这个目的。我也没客气，拿来就用了。”他后来这样解释道。
到百味餐会渐渐结束以后，他又被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所吸引。利用自己是Call Computer的咨询顾问的便利，他设法给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开设了单独的账号。后来，他对沃兹尼亚克的研究工作极为崇拜，而沃兹尼亚克遇到了其事迹曾感召自己制造出蓝盒的、“盗用电话”的传奇人物，也同样激动万分。俩人常常在会场后面一起交谈。1975年末的一个晚上，当两人正在聊天的时候，丹·索科尔朝他们走了过来。索科尔就是那个留着长长的黄色头发的家伙，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聚会上，他会站起来，问一下是否有Intel的人在场，假如没有，他就会用8080芯片和其他人手中的有用设备进行交换。
那时，索科尔由于常常用家里的终端（通过电话线）登录Call Computer的账号，搞得自己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由于索科尔住在圣克鲁兹，Call Computer位于帕罗奥图市，他的电话费高得令人咋舌；每周他上网的时间都在40～50小时。一次，索科尔经人介绍，认识了在SLAC礼堂后面谈天的沃兹尼亚克和约翰·德拉浦，他立刻冒出了一个念头。
是“嘎吱船长”吗？
“是的，我就是！”德拉浦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接着索科尔连珠炮似的向他提出了一长串有关制造蓝盒的问题，这个装置能让他从圣克鲁兹打长途到帕罗奥图市不花一分钱。尽管德拉浦的缓刑条件明确说，他应该保守他盗用长途电话技巧的秘密，不向他人泄露，但有人向他请教的时候他真的没法拒绝那种冲动；他血液中的黑客精神让他将秘密公之于众。“接下来的15分钟内，他滔滔不绝地将我想要知道的所有东西（怎样制造一个蓝盒）都告诉了我，”索科尔后来说。可当索科尔组装完毕自己的蓝盒后，却发现它根本不能用；他为此请教了德拉浦，就在那个周六，德拉浦在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的陪同下来到索科尔的家。他们检查了索科尔自制的蓝盒。“看上去还不错，”德拉浦说，然后便开始用耳朵调整起音质来。调试好以后，索科尔再次试用蓝盒，成功了。索科尔仅在连接到计算机的时候才会用这个盒子（在黑客的思想中，这种违法行为乃是真正的大义所在，违法违得理直气壮）；当打长途给外地的亲戚时，他并没有为了鸡毛蒜皮的小利而使用这个盒子。
沃兹尼亚克也凑过来看了看索科尔东拼西凑出来的蓝盒，那都是他通过以物换物的方式弄到手、“本就属于人民”的零配件。两人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对硬件研究的高昂成本发泄着不满。沃兹抱怨说，即使他自己是惠普的员工，惠普的销售人员也不愿意给他弄几片他想要的芯片。就在下一次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集会上，丹·索科尔给沃兹尼亚克带来满满一盒配件，都是能和摩托罗拉6800微处理器配套使用的配件。沃兹又找来一本6800芯片的手册，开始设计一台可以连接到他以前制造的电视打字机上的计算机。一次，有人把带有视频显示功能的计算机带到家酿计算机俱乐部集会上，沃兹看到以后，寻思他设计的计算机一定也要有视频功能才行。他赞同计算机首先应该可以玩视频游戏的观点。就在那段时间，Wescon计算机展览会开幕了。一次沃兹尼亚克经过MOS Technology公司的展位，发现这家公司还在销售他们新型微处理器的早期型号——6502型芯片，价格仅为每片20美元。这种芯片和摩托罗拉6800芯片大同小异，于是他一下买了好几块芯片回去，决心就用这种芯片作为自己计算机的核心单元。
沃兹尼亚克当时并没有打算以盈利为目的制造计算机。他鼓捣计算机只是觉得有趣，在朋友面前炫耀一番而已。他跟在Atari公司工作的朋友史蒂夫·乔布斯谈起过他手头的这件事，乔布斯当时正醉心于终端，想要开一家公司批量生产这种设备。两周举行一次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沃兹场场不落，用心观察和打听最新消息；由于每个人都可以无拘无束地传播消息，因此计算机技术方面的任何点滴进展他都了如指掌。他会从中择优集成到自己的计算机上；例如，当他看到名为Dazzler的显卡以后，他也受到启发要让自己的机器能显示彩色图像。自然，他也知道他需要BASIC语言。当时唯一能够在6502芯片上运行的BASIC就是汤姆·皮特曼的Tiny BASIC，但沃兹想要一款“功能完备”的BASIC，于是他亲自动手来编写。他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源代码）分发给任何想要的人，甚至还在《DDJ》杂志上发表了部分子例程。
就在他大功告成之际，他有了一台特别的计算机，那不是一堆零配件或一台组装的计算机，而是一块满是芯片和电路的电路板。单单这一块电路板还是什么也做不了；但假如安装了一个键盘、连上视频显示器和磁带机，再接通电源，你就得到了一台有视频显示器、大容量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并且可以运行的计算机了。你可以加载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开发的“Integer BASIC”并开始自己动手编写程序了。沃兹的计算机有好几个亮点值得一提，其中之一便是他将Altair计算机的能力和潜能以及其他几块功能板卡的功能集成到一块体积小得多的电路板上。别人用两块芯片，他只用一块就够了。这不仅大大节省了成本，而且还能令人回想起在TMRC编写代码时嗡嗡作响的时代，萨姆森、桑德斯和考托克总是绞尽脑汁要用最少的指令编写例程，他们对技术精益求精的追求以及充满男性魅力的身形还都历历在目。
沃兹尼亚克后来解释了为什么他的电路板只用了很少芯片：“我热爱这项工作，并且常常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总觉得自己鬼点子多。设计计算机对我来说就好像做猜谜游戏，我一定要比别人少用哪怕一块芯片才行。我常常思考怎么才能完成得比别人更快、产品体积更小、设计思路更巧。我设计软件的时候，假如用6条指令完成就算及格，我会试着用5条或3条指令完成，如果我想做到极致，甚至会考虑怎样用用两条指令去实现。我总是想另辟蹊径，抄近道。假如脱离条条框框的束缚用另外一种方式思考，每个问题都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这样的情况很多，每天我都能发现几个问题。假如是硬件问题，我会开动脑筋，想想以前用过的各种技巧是否还管用，计数器、反馈或者芯片寄存器等，以致最后连压箱底儿的法宝都用上看看管不管用，从上至下条分缕析，直至每个细节都想到。这么做以后就能构建出一种全新的数学模型。最终找到答案后的兴奋是我继续探索的动力，因为我又有了可以炫耀的资本了。我希望别人都能看到我的成果，然后惊叹，‘感谢上帝，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我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常常能获得这样的满足感。”
沃兹尼亚克把这块主板和其他必备硬件都带到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由于他没有磁带机，因此当别人都在开会时，他却坐在会场外飞快地将差不多3000个字节的十六进制代码（即大约3KB的BASIC解释器）输入到计算机中。录完以后，他要先运行一段测试程序，如果测试失败，他还要从头再把源代码录入一次。最后，尽管那还只是一个初级版本，命令集也不全，但毕竟它可以运行了。当人们渐渐围拢过来的时候，沃兹尼亚克就用他那不间断的高速语调向他们介绍他的计算机到底能做些什么。
沃兹尼亚克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讲解完毕后，高举起他的主板问大家有什么问题，然后当场作答。问题五花八门，主要集中在他的设计思路以及他是否会将这样或那样的功能集成进去等。大伙儿的意见都很有价值，沃兹尼亚克也会在两周一次的会议上把他的新成果带来。他坐在礼堂的后面（因为只有这里才有电源插座），听取改善功能的建议，准备尽快吸收和采纳。
沃兹的朋友乔布斯对他这块主板尤其感兴趣；他考虑的是，要像Processor Technology公司和Cromemco公司那样，两人应该投产和销售这块主板。乔布斯当年才22岁，比沃兹尼亚克小两岁，且不太注重个人形象。他留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式的胡子33”，常常赤着双脚。他有着典型的加州人的爱好——东方哲学思想和素食习惯。乔布斯伶牙俐齿，巧舌如簧，做起推销来更是不知疲倦。很快，两人便被大家称为“史蒂夫兄弟”，沃兹尼亚克设计的计算机的名字也确定下来，叫Apple（苹果），这是乔布斯的主意（他曾在果园工作过）。尽管当年尚未形成气候的苹果公司，其地址还只是一个信箱名，但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确确实实从车库里熬出头了。至于启动本钱，乔布斯卖掉了自己那辆笨重的大众汽车，沃兹则卖掉了他的HP牌可编程计算器。乔布斯在几份发烧友杂志上刊登广告，开始销售定价为666.66美元的Apple计算机。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人都有机会看到原始的设计图，沃兹的BASIC则免费发放，但你要首先购买一个连接计算机和磁带机的小配件才行。沃兹还将自己6502“监视程序”代码发表在类似《DDJ》的杂志上，这个例程可以让你看到存储器内部的运算进程以及存储器中保存了哪些指令。这则Apple的广告还宣称：“我们的理念就是免费或以最低的价格给我们的机器提供软件。”
就在销售一帆风顺之时，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又开始琢磨对他的主板功能进行扩展了，某些功能扩展会再次震惊他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同伴，令他身后的光环愈发夺目。史蒂夫·乔布斯已经制订了成批销售这种新设计出来的计算机的计划，并且为了这款产品的推出开始筹集资金、制订规划和寻求专业支持。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的新版计算机称为“Apple II”，当时，还没有人觉察到这将会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款计算机。
……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烈气氛自始至终影响着沃兹尼亚克对Apple II计算机设计的全过程。无论是信息交流的渠道、专业性极强的建议、异想天开的激情，还是用巧妙的设计或新颖的程序令大家耳目一新的机会等，所有这些都时刻刺激着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早已激情澎湃的设计欲望，鼓舞他去制造一台用来娱乐的计算机。只有计算才能让他的欲望稍有收敛；他从未考虑过名和利，也没有做不切实际的幻想，如让全世界的最终用户人手一台计算机。他喜欢自己在惠普公司的工作，喜欢被计算机业内顶尖的工程师围住问这问那的那种感觉。一次，沃兹尼亚克问他惠普公司的老板，惠普是否想让他给惠普设计Apple电脑。但惠普认为这种电脑根本没有市场，但同意让他自己去销售这种电脑。还有一次，惠普有意要组建一个小型计算机部门，沃兹尼亚克立刻提出申请，希望内部调动到这个部门工作；但据艾伦·鲍姆说：“那个实验室的负责人没有看中他，因为他连一个大学学位也没有。”（沃兹在毕业前就离开了伯克利大学。）
于是他只能一心一意设计他的Apple II计算机，工作到凌晨4点是家常便饭——不久之后，他就成为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中又一个离婚的成员。设计Apple II计算机的过程绝不是一帆风顺。要想将计算机和终端集成在一起，并实现可编程和可控的目的，他要克服数以百计的难题。鲍勃·马什和李·费尔森斯坦设计第一台把计算机和终端结合在一起的Sol计算机时（Apple II也从这台计算机的设计中汲取了很多营养），他们的原材料和经济状况还都算过得去，但是沃兹尼亚克连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尽管如此，他的心中却一直没有放弃自己未来期待的计算机蓝图，他还能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以及硅谷的其他专家那里获得帮助。终于，他完成了一台原型机的设计工作。在1976年12月举办的一次家酿计算机俱乐部集会上，他和兰迪·威金顿抱着一台破旧的Sears彩电和两个盒子来到会场（箱子中的零件和各种电路板尽管看上去有些散乱，都确实都已连接妥当）。
多年之后，当年参加了这次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的人回忆起当时大伙儿对史蒂夫·
沃兹尼亚克的Apple II计算机第一次闪亮登场的反应时，有几种不同的态度。沃兹尼亚克以及其他6502芯片的忠实拥趸推出了这款计算机，几乎令所有人欣喜若狂。另一些人认为这台计算机的横空出世只是在朝着家用计算机终极高峰迅猛攀登的途中又前进了一步。就像李·费尔森斯坦所说：“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人没有坐等Apple计算机从天上掉下来，他们亲自参与、相互切磋，最终才修成正果。”
不过，有一件事让大家觉得美中不足，那就是Apple计算机的成型产品也会以完全组装的形态出现——硬件黑客想，假如不能自己亲自动手制作这台计算机，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买它呢？极端保守的硬件黑客一般都认同处理器技术公司和Cromemco公司产品的可靠性和可预见性，他们虽然也认为Apple计算机确实有趣，特别是其电路的精简程度以及彩色输出能力，但和Sol计算机相比还略显不足，因为后者是基于众所周知的Altair总线设计出来的（在马什和加兰的倡导下，这一总线已被所有生产商一致同意改名为S-100总线了。因为Altair公司已经完全丧失了黑客精神，他们似乎希望所有同行都倒闭才好。于是大家对自己计算机的某个部分还要使用他们的名字感到特别不舒服）。而Apple计算机重新设计了总线，并安装了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这两者都出自沃兹的手笔）；此外，Apple计算机还采用了大家不太熟悉的6502芯片作为它的核心部件。最后，像Processor Technology公司这样信誉卓著的小企业（尽管他们只是住在车库里的两个毛头小伙子）似乎比苹果公司更有能力对黑客自制的计算机提供技术支持。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声音此起彼伏，但这些不同意见基本上还都集中在比较专业的设计范畴。Sol计算机折射出李·费尔森斯坦由于深受二战后科幻小说的影响所产生的对未来的恐惧，他总是设想科幻小说中的场景——假如未来的某一天，工业基础设施会突然之间灰飞烟灭，那么人们应该能够从旧世界的破砖烂瓦中捡拾出一些零件，让计算机继续运转下去；因此，在理想状况下，计算机的设计要尽量让用户一目了然，能准确地把零件安装到合适的位置。
“我的设计必须中规中矩，这样你就能把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零配件安装到位，”费尔森斯坦有一次这么说。“我这么做不仅因为这也是我的思路，更重要的是我不信任工业标准——那些人可能想压迫我们这种被他们视为‘另类’的人，并且拒绝给我们提供所需的零配件。”这种哲学理念在VDM和Sol上都有所体现，这两款产品的设计整洁明晰，设计方式没有过于夸张的华丽，有的是缺乏人情味的冷酷。
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的Apple计算机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沃兹生长在加州市郊，这里住着的都是由政府提供庇护的普通家庭，见到最多的是展览会和麦当劳汉堡，他的生长环境非常安全。在他看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冒险，设计自己喜爱的东西，那才是最快乐的事。他对有限的电子器件成品进行优化组合，让它们的利用率达到最高，进而做出了很多天才的设计和连线方案。他的作品不仅在计算能力上完全可以和PDP-1计算机相媲美，而且提供彩色输出、动画和声音功能，堪称是一朵富有艺术美感的奇葩。
假如沃兹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一直做下去，他会不断给这台机器增加新的功能，直到今天。要知道，仅仅在给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展示前两天，他才给这台计算机配备彩色功能，让它具备显示特殊的高分辨率彩色图像的能力。他没有采用增加几块专用芯片的普通方式，而是另辟蹊径，让这台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单元（6502芯片）同时完成两项工作。
沃兹在优化设计方面的天才有时会产生不同寻常的效果。例如，Apple计算机填充屏幕图像的方式和Sol计算机采用的方式（按照某种特定的顺序）完全不同：Apple计算机似乎采用的是一种随意、好像用众多碎片拼接起来的方式填充图像。采用这种方式确有其道理——沃兹发现，假如采用这种方式，在屏幕上画每一根线条都会比普通方式少用一条指令。真是个巧妙的方法啊！可有些人竟然认为这反映出Apple计算机不可预测的本质和“让人捉摸不透”的特征。然而，另外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恰恰是这个旁门左道的最优设计所展现出的美感。总之，这样的设计反映出设计师的高超技艺，只有聪明绝顶的工程师才可能理清每处关联的来龙去脉，才能找到实现奇思妙想需要走过的最佳路线，也才能体会到这台机器本身蕴含的无数稀奇古怪的恶作剧。
有一个人将Apple II计算机奉为“神器”，他是沃兹的小跟班兰迪·威金顿的一位熟人，名叫克里斯·埃斯皮诺萨。埃斯皮诺萨瘦削、苍白，当时还是一名14岁的高中生，也同样是个计算机迷。他认为做家庭作业完全是浪费时间，因此数学成绩经常不及格。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完全被沃兹尼亚克的计算机所征服。他听沃兹介绍过他这版BASIC语言的某些特殊命令及其语法，另外还从免费分发的Apple II计算机内部结构设计图的说明中零星地学了一些技巧，于是他飞快地编写了一小段BASIC程序，在聚会的自由活动时间（此时会有很多人围拢在这台计算机周围），一把抢过键盘飞快地把程序输入进去。运行这段程序后，沃兹尼亚克带来的笨重、陈旧的Sears电视机屏幕上就出现绚丽的彩色图案。沃兹对此也大为激动：“我一点也没想到会有人用这台机器给我演示这么美的图案。‘你看！’，那个人随后跟大家说，‘看，这有多容易，你只要输入这么几行命令，你也能画出这么漂亮的东西出来’。”在沃兹尼亚克制造的这台计算机上运行程序的人，正是那名高中生。相对而言，史蒂夫·乔布斯的行动更为实际——他直接聘用克里斯·埃斯皮诺萨为苹果公司首批员工之一。与其他少年软件专家一样，兰迪·威金顿每个小时也同样有3美元的酬劳。
史蒂夫·乔布斯在随后的几年里一门心思地投入创立苹果公司，以便为销售Apple II计算机做准备的工作中，他要用Apple II计算机给计算机市场带来一次巨大的冲击。乔布斯拥有天下第一流的口才，用艾伦·鲍姆的话说，“他每天忙得四脚朝天……他还向我透露了零配件的进货价格，甚至比HP拿到的价格还要低。”作为一名工程师，乔布斯在技术方面的能力并不出众，但他擅长筹划，他在计算机应用方面的远见卓识远远超过了普通黑客在这方面的想象力（如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他甚至还清醒地认识到，像他这样刚刚年满22岁、留长发、赤脚、爱穿牛仔裤的毛头小子根本没法驾驭一家大型计算机企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缺乏管理和市场方面的经验。他决心不惜花大价钱聘用顶级的管理人才来执掌苹果公司。
那时候，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属难能可贵，因为当时像爱德·罗伯茨和鲍勃·马什这样的工程师都认为能造出高质量的计算机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大半，至于管理不是他们这样的人可以胜任的。爱德·罗伯茨知道管理工作的繁杂，他有切肤之痛。1976年，罗伯茨已经厌倦了MITS公司每天都要上演的这场“肥皂剧”（这是他的原话）——数不清的沮丧的客户，几款新的改进型、但同样让人困惑不解的Altair计算机，好几百名员工，公司内部的勾心斗角的政治关系，最终惊慌失措的经销商，永远理不清头绪的财务状况，全年没有一天睡过一个安稳觉，等等。他原本一直在设计一款令人激动的新型Altair 2型计算机——运算能力强、体积小巧得完全可以装进一个公文包——但他却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日常管理中的各种摩擦。终于，他决定要过另一种生活。后来他回忆道：“（创立MITS公司）是我生命中的一页，现在到了翻开另一页的时候了。”接着，他做出了一件令整个黑客界震惊的事：将MITS卖给一家名叫Pertec的大公司。1976年年底，罗伯茨怀揣着他卖掉公司得到的100多万美元退出了这个行业，到佐治亚州南部做了一名农场主。
爱德·罗伯茨的经历告诉大家，出色的工程师未必能运营好一家公司。可是，找到一个有能力管理好公司的人也不容易，特别是这家叫“苹果”的公司（至少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嬉皮士和高中生组成的。克里斯·埃斯皮诺萨后来提到在1977年初，因为太不修边幅的缘故，乔布斯“甚至被禁止乘坐小巴士和飞机，更不要说走进硅谷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企业的办公楼了”。不过他成功说服迈克·马库拉加入到苹果公司。马库拉此前曾是一名市场营销方面的专家，现在刚刚三十有五的他已经在几年前从Intel公司退休了；自从退休后，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做了些事，有的为了挣钱，有的则不着边际，例如发明一个轮盘图来显示吉他和弦的不同手形。乔布斯请他帮助为苹果公司制定一套业务规划方案。马库拉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为这家公司找到了风险投资基金并以首任董事长的身份签署了这项计划。乔布斯还通过马库拉从Fairchild Semiconductor公司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经理人，名叫迈克·斯科特，担任公司的总经理。这样一来，当处理器技术公司在缺乏管理经验的硬件黑客鲍勃·马什和加里·英迈的带领下在市场中沉浮的时候，另一家优秀的、也销售“终端计算机”的公司——苹果公司已经蓄势待发了。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对这些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大事无动于衷。通常，克里斯·埃斯皮诺萨和兰迪·威金顿玩了一通威金顿的那台Apple II半成品后会到沃兹家来，就在沃兹狭小的起居室地板上，三个人会一起调试程序和硬件、编写发音程序或焊接电路板，其乐融融。与此同时，乔布斯则做着每天的日常工作。“他每过一段时间就回来看看我们的进展情况，提一些建议什么的，但他绝不参与设计，”埃斯皮诺萨后来说。“他做最后的审查工作，这是他的强项：从验证键盘输入，机箱设计、Logo、购买何种配件、PC主板如何布局才好看、零配件的排列、销售商的选择，直至组装方式、分销方式等，都由他说了算。”
在这个过程中，经验丰富且对苹果公司的未来同样非常在意的迈克·马库拉教给了乔布斯很多东西。有一件事他们俩看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关注的只是他的计算机而不是整个苹果公司。对沃兹尼亚克来说，Apple计算机是他的一件杰作，不是用来赚钱的工具；是他的一件艺术品，不是他的生意。只要能攻克一个个难关、节省更多的芯片并到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炫耀一番，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作为黑客，这么做是可以的，但马库拉希望沃兹尼亚克至少也应该把时间全部投在公司的事务上。他让乔布斯转告他的合伙人，如果沃兹还希望苹果公司能够发展壮大，他必须辞去在惠普的差事，全力投入Apple II计算机的前期生产工作中来。
对沃兹尼亚克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决定。“这和那年我们在车库里组装成Apple I计算机的情况截然不同，”沃兹尼亚克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如此说道。“这是一家实实在在的公司。我设计计算机是因为我喜欢设计，喜欢在众人面前炫耀一番。我的动机根本不是开一家公司挣大钱。迈克给了我3天时间考虑是否要辞去我在惠普的工作。我喜欢惠普。那是一家很不错的公司，在那里工作我没有什么顾虑，并且那里也有很多我感兴趣的工作。我不想离开惠普，所以我拒绝了迈克。”
当史蒂夫·乔布斯得知沃兹尼亚克的决定后，立刻打电话给沃兹尼亚克的亲戚朋友，请求他们说服沃兹尼亚克从惠普辞职，全身心为苹果公司工作。一部分人这样做了。就在有人问沃兹尼亚克“为什么不为了把Apple II计算机推广到全世界而工作呢”的时候，他真的开始重新考虑了。不过，即便他同意从惠普辞职、全力和乔布斯一起工作以后，他还是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再符合纯粹的黑客理念了。开一家公司创业和钻研计算机或从事创造性设计的工作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开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赚钱。用沃兹尼亚克自己的话说就是“已经踏入了红线”。绝不见利忘义——沃兹尼亚克信任他的计算机并对他们这个小团队有能力制造和销售这款计算机充满信心——可是“我怎么也不可能把苹果公司和进行良好的计算机设计联系起来。设计Apple计算机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赚钱。而之后创立苹果公司则是为了赚钱。”
这个重大决定标志着小型计算机功能的转变。既然像沃兹尼亚克一样的黑客开始制作带有终端和键盘的计算机了，这种计算机对普通人的用处就可能要大于对发烧友的用处，还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阶段的微型计算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不再掌握在那些黑客的手中了。这种现象距离TMRC黑客引入TX-0计算机几乎已经20年了。现在，计算机的商业化趋势才是王道。
1977年1月，这家大约只有五六个人的年轻企业（1977年3月才正式注册成为一家公司）搬到了位于库比提诺的Stevens Creek Boulevard内一间狭小的房间内，不远处有一家“7-Eleven”便利店和一家Good Earth健康食品饭馆。沃兹尼亚克更喜欢走到同一条街另一头的Bob‘s Big Boy餐厅就餐。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和威金顿来到这家餐厅，点一杯咖啡，喝上一口后，开始评论咖啡的口感不佳，然后把大半杯咖啡都留在桌上。这成了两个人的惯例。沃兹尼亚克喜欢带上一包Fizine，那是一种会产生气泡、用来中和胃酸的胃药。他会把它倒进Bob’s Big Boy店桌上放着的糖罐里，然后等着看看会有哪个毫无觉察的顾客会将这种东西当作食糖放进咖啡里。这种药放进水里后就会让咖啡像火山一样翻腾起来。沃兹尼亚克对这样的恶作剧乐此不疲。不过更多的时候，沃兹尼亚克会一直说个不停，主要是技术方面的话题，有时也会谈到Apple计算机。威金顿和埃斯皮诺萨那时都还没从高中毕业，两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乔布斯那策划人般的高谈阔论的影响，喜欢神侃。他们两人坚信，虽然他们搬到了Stevens Creek Boulevard，但追求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宗旨没有变。“每个人都非常坚定，”威金顿后来说，“我们的动力与其说来自正在发生的一切，不如说来自对未来将要发生事情的期待。也就是说我们的公司会成为一家成功的企业，会给所有人呈现一台前所未有的、最为优雅的计算机。”
他们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焊接、设计、编程，不一而足。沃兹尼亚克的另一位朋友也在苹果公司做硬件技师，在工作时他常常会学学鸟叫来取悦大伙。而沃兹尼亚克本人，一会儿乱开玩笑、一会儿玩玩游戏，接着像变戏法似的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完一大堆工作。沃兹尼亚克和他的朋友正在设计制作一台和当时销售得最火爆的Altair、Sol以及IMSAI完全不同的计算机。史蒂夫·乔布斯和迈克·马库拉意识到Apple计算机的市场定位绝不仅仅局限在计算机发烧友，于是他们要让计算机的外观变得再友好些。乔布斯为此专门聘请了一位工业设计师，将Apple计算机的塑料外壳设计成光滑、平和的样子，颜色为土壤的浅褐色。他相信，一旦将沃兹尼亚克的这款计算机推向市场，它必将成为众望所归的一台机器。Apple计算机的总线和S-100总线一样，可以连接附加电路板来增加其他有意思的功能；沃兹尼亚克还接受了他的朋友艾伦·鲍姆提出的建议，在苹果计算机内设计了8个“扩展槽”，这样其他生产商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兼容电路板插进去。当然，这也要归功于Apple计算机的“开放式”架构；为了贯彻黑客道德的宗旨，沃兹尼亚克公开了Apple计算机的所有技术细节，以利于他人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下去。设计中的每一处技巧和方法，BASIC语言解释器（这个功能是通过用电线连接一块定制电路芯片才附加进Apple计算机的）中的每一个编码构思，都在文档中详细注明并免费发布给需要的人使用。
在某些情况下，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还需要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同伴那里得到些帮助。一个典型的示例就是，两人在俱乐部里认识的朋友的帮助下，成功获得FCC（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联邦通信委员会）生产计算机的许可。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名叫罗德·赫尔特、原本效力于Atari公司的工程师，他一直帮助他们设计电源。有一天他失望地地告诉乔布斯，Apple计算机和电视机之间的连接器——射频（RF）调制解调器——发出的干扰信号太多，不符合FCC的要求。于是乔布斯就去找马蒂·斯珀格尔帮忙，也就是那个人称“破烂王”的人。
斯珀格尔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常客，他常常会带来很多稀有零配件并免费送给需要的人。“我扫一眼装配件的盒子，然后说‘这个盒子里什么零配件都有，’接着大家以每小时600英里的速度一拥而上，在我把盒子递给他们之前就把它抢走了。”他对电子配件市场的消息灵通，最近又通过一批游戏操纵杆发了一笔小财——在Altairs和Sol计算机上玩像史蒂夫·东皮耶编写的Target一类游戏时可以使用这些游戏操纵杆。有一次，他的公司——M＆R Electronics，甚至还进了一套计算机组装件，但从来无人问津。那天，马蒂来到位于库比提诺的只有一间办公室的苹果公司总部，和沃兹尼亚克、乔布斯以及罗德·赫尔特商量有关调制器解调的现状。毫无疑问，苹果公司不能发售装有现在这种调制解调器的计算机。于是会议决定，由赫尔德提供给马蒂·斯珀格尔有关这种调制解调器的详细规格，斯珀格尔负责制作。“我的任务是要让Apple计算机不受FCC有关规定的制约，”斯珀格尔后来说。“我要做的就是生产调制解调器，苹果公司要做的就是给用户生产Apple计算机。最终用户可以从销售商那里买到调制解调器，拿回去插到计算机上就行了。所以说，防止RF干扰的责任现在落到最终用户的身上了。”
这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避免官僚式的羁绊、“互通有无，共同获益”的典型案例。斯珀格尔又问乔布斯，假如M＆R用“Supr Mod”的名字以每个30美元的价格销售，总共需要多少个这样的调制解调器，乔布斯向他保证说“多得很”，理想的话，大概每月能卖50个。
几年后，斯珀格尔估计他已经卖出了大约40万个“Supr Mod”。
……
刚一进入1977年，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成员、《DDJ》杂志的编辑吉姆·沃伦就开始酝酿一个宏伟的计划了。沃伦短发，宽脸，留着络腮胡子，以打听“技术上的小道消息”为乐。他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视为传播“硅矿床”（Silicon Gulch，这是他的原话）中各家企业小道消息的理想平台。一般来说，他的消息还算可靠。除了编辑的本职工作以及八卦各家硅谷企业以外，沃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斯坦福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然而，个人计算机数量的飞速增长远比博士学位更具吸引力。他将家酿计算机运动看作某种自己在“Free University”（指斯坦福大学）毕业后要投身的事业，那是一种无拘无束、身心愉悦（Take-your-clothes-off-and-get- dirty）人文主义盛宴。他对此无限向往。
后来，他参加了在亚特兰大市举办的PC76计算机展览会后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起初，他由于讨厌亚特兰大这座已经失去往日风采的旅游胜地而无意参加这次盛会，但展览会的推广人员给他打来电话，向他描述与会者兴高采烈的神情，并说作为《DDJ》编辑的他更不应错过这次重要的大会。然而，作为《DDJ》杂志的编辑，鲍勃·阿尔布莱特每月只付给他350美元的薪水，他只有四处为这次旅行拉赞助，因此颇感沮丧。他认为这次盛会应该在本地——加州举办才对。一天晚上，他和鲍勃·赖林一起闲聊——鲍勃·赖林是菲尔科的一位工程师，他业已默默地接替弗莱德·摩尔担任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新闻通讯的编辑。沃伦感到不解的是，到底为什么微型计算机世界的中心毫无疑问在这儿——美国西海岸的加州，而重要的盛会却都选在东海岸的城市举办。赖林也深有同感。沃伦于是提议他们应该来牵头举办一场展览会。按照黑客的精神，这场展览会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信息交流、设备交换、技术切磋和黑客间互相鼓劲打气；这场预计在马林县举办的年度“文艺复兴节”（Renaissance Faire）应该才是货真价实的“计算机展览会”（Computer Faire），应该给人以田园诗般的感觉。
他的亚特兰大之旅一直在考虑筹划举办这样一次盛会。在亚特兰大，除了连绵不绝的阴雨和残旧不堪的设施以外，他后来回忆说：“整个会议期间一直让我激动不已。我碰到了所有通过电话或有过信件往来的人……能遇到正在兢兢业业做事的那些人太让我激动了。”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新交流方式，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比从出版物中获得的信息更直接、更及时。“我们的《DDJ》杂志每期间隔时间长达6周，我都要急疯了。每年都会有新一代计算机被发明出来。和人们交流一下他们当周都做了些什么，这种机会简直太难得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宣布我们要在西海岸举办一次计算机展览会。”
在赖林的帮助下，沃伦开始筹办这次盛典。他认为理想的举办地点是旧金山的市政（Civic）礼堂，但随之就被那里昂贵的场地租金吓倒了——一天就要好几千美元！听到这个报价后，沃伦和赖林大失所望，只好开车来到半岛上的皮特港湾，那是一个位于近岸小船停靠区边上的露天咖啡馆，沃伦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因为这里常常让他回想起阿尔布莱特和人民计算机公司那些人的音容笑貌。沃伦说：“我记得自己说，‘哦，我们已经脱不开手了。我们花得起这么多钱吗？’我从大餐巾纸盒里抽出一张餐巾纸，在上面大概算了一下。打算办多少场展览会；会有多少人来参加；假如亚特兰大的组织者拉到3500美元赞助，我们应该翻一番，拉7000美元。参展商和观众怎样收费？乘以这个，再加上那个……”最后吉姆·沃伦惊喜地发现，他们不仅可以支付所有费用，甚至还有盈余。再检查一遍，该想的都想到了。
吉姆·沃伦立刻开始给业内大公司的总裁打电话，这些人多是通过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或他担任编辑的杂志认识的。“我在电话里跟鲍勃·马什说，‘嗨，我们打算举办一个计算机展览会’，你有兴趣参加吗？他回答说，‘还用问吗？当然参加！’‘好的，你先交点钱，我们给你预留展位。’我们又给Cromemco公司的哈利·加兰打了电话。‘我是吉姆·沃伦，我们正在筹办一个计算机展览会。想来参加吗？’‘当然，一定参加。’‘太好了。我们一有机会就会把展位图寄给你。请先把钱交了，我们要做先期准备。’我记得4天以后我们就有钱了。”
沃伦突然展现出极高的做推销员的天分。他创立了一份小报，专门为这场计划中的盛会营造喜庆的气氛；顺便再八卦一些他自己的技术消息。这份小报名为《硅矿学报》（Silicon Gulch Gazette），上面经常刊登有关这场聚会的报道以及演讲者的事迹简介，当然还包括总策划人吉姆·沃伦本人的事迹。这份报纸对参与筹备计算机展览会的赞助人表示了感谢，包括家酿计算机俱乐部、SCCS（南加州计算机社区）、PCC（人民计算机公司）及其分支CCC（社区计算机中心）等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和个人。（曾经利用工作时间协助筹划组织这次聚会的CCC成员乔安妮·考乐特诺后来回忆说，当大家后来发现这次计算机展览会竟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次活动后，“无不感到震惊”。）在那次聚会的进行过程中，沃伦和他的同伴赖林以及两名秘书几乎天天从早至晚连轴转。
除了上述几个人以外，苹果公司的8名员工为了参加计算机展览会也同样忙得不亦乐乎。苹果公司租用了两块10平方英尺的展位，每个展位350美元，此外还趁乱占用了接近展览大厅入口处的一处黄金位置。他们希望在大会进行过程中，利用休息时间正式推出Apple II计算机。虽然很多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人并没有将Apple计算机当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商品（戈登·弗伦奇某天到他们的公司看了一次，离开后甚至还嘲笑说这家公司只是由两个在车库里忙碌的毛头小子组成），但是苹果公司却即将得到一笔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一天，苹果公司的新任总经理迈克·斯科特让克里斯·埃斯皮诺萨复制一份可以玩《Breakout》游戏的演示软件到展示用的计算机里。这款游戏最初是由乔布斯为Atari公司编写的，后来沃兹尼亚克用Apple BASIC重写了整个游戏。在游戏的结尾，程序会按照玩家的成绩给出评语。斯科特还顺便问克里斯，能否一道将计算机给用户的评语也改得文雅一点，让屏幕显示“你打得不好”，而不是“你打得比狗屎还臭”。原因是，有几个美国银行的高管要过来跟他们谈贷款问题。
于是苹果公司的人都行动起来，着手准备这次展览会。他们聘请了一位装潢设计师对他们的展位进行设计和布局；准备了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标语以及漂亮的logo图标——一只彩虹色的苹果，苹果上还有被咬掉一口的痕迹。几个人忙得四脚朝天，直到开车将计算机送到旧金山前的一分钟才不得不停下来；他们计划把现有的4台Apple II原型机全部用作展示样机。4月15日晚上，机箱终于到货了，都是刚刚注塑成型的崭新机箱。大家小心谨慎地将组成计算机的设备装进机箱，由此可以看出，Apple II计算机和其同类产品有多大的差别（也许Sol计算机除外）。每台计算机看起来就好像部队里的通讯员背在后背上的那个装置。Apple计算机从外面看不到螺钉和螺栓（只有底部有10枚螺钉）；整台计算机就像一台光滑、温暖、友好的、类似打字机的装置，其下部的斜面转角丝毫不显突兀，不仅没有给人以恐惧感，反而体现着未来科技的风味。机器内部则明显带有“沃兹尼亚克制造”的风格。整台机器，他所用的芯片只有令人咋舌的62块，其中还包括功能强大的6502中央处理单元。其实，当打开机器顶部的扣齿，就能看到沃兹尼亚克的“主板”——一块布满了芯片的绿色电路板，这就是Apple I计算机——一个大小跟一打乐之饼干差不多、泛着银光的电源，还有8个预示你可以无限扩充这台机器的功能的扩展槽。当把螺丝钉和铆钉插进机箱上的小孔并拧紧，当主板安装完毕，当底盘固定牢靠，当一切测试结束、机箱盖“啪”的一声关上以后，这便是那天早晨在处女秀上惊艳登场的Apple计算机。
那天上午，所有Apple计算机都已在靠近入口处的展位摆放整齐。其他所有参展公司几乎清一色地采用老套的黄色悬挂式标语，在纸板上以印刷体字母喷涂各自公司的名字。而苹果公司的展位鹤立鸡群，用树脂玻璃制作的六色Logo闪闪放光。
当天早晨，吉姆·沃伦很早就到了展会现场，看得出来，在每天16小时的连续劳碌多日以后，他的精神显得异常亢奋。仅仅两天前，他和赖林一起将计算机展览会组委会注册为一个盈利性组织。尽管他认为这个手续完全是“签署一些官样法律文件的无聊手续”，但作为合伙人的赖林提醒他，（假如不办这些手续），他们俩只能以个人名义承担所有可能的损失。因此沃伦只得例行这道手续。毋庸置疑，在当时吉姆·沃伦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作为一名熟知黑客道德的人，他也看到了在他的后院——“硅矿床”正在发生的一切。面对现实世界，现在正需要一个在两种文化之间（黑客文化和工业文化）起牵线搭桥作用的人，否则，假如这两种文化发生碰撞冲突，那么谁赢谁输是不言而喻的。硬件黑客将微型计算机这个新鲜事物面世以后，MITS、处理器技术公司和IMSAI等公司1976年年度销售额就达数百万美元之多，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这是一个迅猛增长的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也意味着新的变革已经迫在眉睫。吉姆·沃伦崇尚黑客精神，但他也是个挣扎求生的普通人。假如他赔了钱，或者因坚持采取后嬉皮士式、对官僚制度嗤之以鼻的理想主义态度而遭受无妄之灾，那么黑客主义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呢？而另一方面，他利用主办这次展会赚钱的行为对黑客道德没有丝毫负面影响。即使用他后来的话说，他“根本没把展位、权力、合同和所有这样的东西放在心上，”但他毕竟选择了随波逐流。微型计算机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关于这一点，他用不着任何其他佐证，只需抬头看一眼这座宏伟大厦外的售票处便可感受得到了。这座由希腊风格的立柱支撑在四周的大厦便是会场所在地——旧金山市政中心。
1977年4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好几千人绕着大会堂分别排成5队，队头几乎碰到队尾；队伍蜿蜒曲折，足有一个街区长。好似项链一样的队伍中有黑客，有立志要成为黑客的人和对黑客感到不解的人，还有的人想了解一下在这个新兴的领域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那个世界中，操作计算机的人与IBM公司计算机专家的形象（白衬衫、黑领带、鼓鼓的皮夹和僵硬的表情）有着天壤之别。没错，大家之所以排队等在那主要是因为吉姆·沃伦缺乏经验，将入场前的预登记手续和售票工作搞得一团糟。例如，他没有采用单一票价，而是将票价分为几个等级——普通观众每人8美元，学生减半，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5美元等。另外由于检票员每小时的工资有10美元，因此沃伦也不打算雇用太多。现在到场参观的人数几乎是预计人数的两倍，并且每个人似乎都早早地来到会场，情况有失控的危险。
不过情况并没有真正失控。每个人都在左顾右盼，他们根本不相信竟然会有这么多人也对计算机感兴趣，根本不相信自己隐藏在心底多年、立志做一名计算机黑客的欲望（这些事通常会发生在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身上，那些未来的格林布莱特和沃兹尼亚克）原来并非为我独有。喜欢摆弄计算机将不再是一种受到禁止的公开活动。因此，和这么多人一起站在这，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第一届西岸计算机展览会”（First Annual West Coast Computer Faire），他们一点也不觉得时间难熬。正如吉姆·沃伦后来回忆所说：“我们让这些队伍绕着整栋大厦站好，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满。没有一个人推推搡搡。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参展商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来参观的人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每个人都非常兴奋，他们听从指挥，没有怨言。这对我们是一种极大的激励。大家就那么站着，相互聊天：‘哦，你买了一台Altair计算机？太好了！’‘你搞定了这个毛病？’没有一个人不耐烦。”
当人们先后来到展厅的时候，这里的技术迷早已人山人海了。说话声夹杂着打印机发出的“哗哗”声、计算机模拟出三或四根琴弦弹奏出的微弱的曲调……假如你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你必须准确地判定哪一股人流是朝着哪个方向移动的，然后还要奋力挤入那条正确的人流，随着前面的人往前走直至到达目的地。所有参展的大约200家企业，他们的展台前无不围得水泄不通。尤其是Processor Technology公司，他们的Sol计算机正在运行史蒂夫·东皮耶编写的Target游戏。人们甚至还挤进IMSAI的展位让计算机给他们绘制出人体生物钟。在入口处附近，是一波波展望未来的人群，他们围住的正是苹果公司的展位，Apple计算机正在运行一段产生出好似万花筒图像一样的程序，图像显示在一个巨大的Advent显示器上。“场面火爆极了，”正和沃兹尼亚克以及克里斯·埃斯皮诺萨在那个展位的兰迪·威金顿后来如是说。“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要求给他再做一次演示，不过看到大家这么高兴真的觉得很有意思。”
大家不仅仅对苹果公司的产品如痴如醉。这是硬件黑客的胜利，他们将自己的激情转变为一个产业。当人们东张西望，不相信竟然会有如此众多的计算机迷（难道所有这些人全都是吗）时，你也可以见到那份激动；当吉姆·沃伦打开公众演讲系统并向与会者宣布，这个周末的观众总人数达到1.3万人时，全场一片欢呼。随后，《Computer Lib》的作者泰德·尼尔森一把抢过话筒。毫无疑问，尼尔森就像是一度受到冷落的达人，走下神坛后立刻被数不清的追随者团团围住。“我就是科克船长，”尼尔森说道，“准备跟我一起升空34！”
沃伦本人早就升空了。他穿着一双旱冰鞋绕着整个会场四处转悠，感叹这场黑客运动的影响之深。对他自己和苹果公司、Processor Technology公司以及其他几十家公司的人，这次盛会的成功举办具有非常重大的经济意义；展览会结束不久，用沃伦的话说就是从“兴奋的迷幻”中清醒过来以后，他考虑是否要用这次赚得的钱买一辆梅塞德斯S L轿车。最后他决定还是去买一块他在山坡上眺望伍德塞德（Woodside）时就已经看中的40英亩土地。随后几年，他要在这块土地上盖一座木质大房子，有红木做的地板，泡热水澡的时候还能眺望太平洋；那就是他完全由计算机管理的住所，十几名员工会从这里为他建立一个出版物和计算机展览会的小王国。这就是吉姆·沃伦对未来的展望。
第一届计算机展览会对于硬件黑客是一次足以和20世纪60年代和平反战运动中的Woodstock相提并论的重大事件。就像马克思·雅斯格（Max
Yasgur）的农场上的音乐会一样，这次盛会既是一次文化上的自白，也是一个信号——表明这场运动的影响之深远已经不再受那些先行者的控制了，但后者的意义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被大家慢慢认识。每个人都情绪高昂，从一个展位到另一个展位，不放过每一种突破性的硬件产品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软件，要么和别人交换例程以及切磋绕线的技巧，要么就参加几乎总数达到100个的研讨会中的几个，其中包括李·费尔森斯坦关于Community
Memory的研讨，汤姆·皮特曼有关计算机语言的研讨，鲍勃·卡恩有关劳伦斯科学馆的计算编程的研讨，马克·李布润有关计算机音乐的研讨以及泰德·尼尔森关于未来一片光明的演讲。
在会场附近旧金山酒店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尼尔森是几名主题演讲者之一。他演讲的题目是“未来两年注定令人难忘的事情”（Those Unforgettable Next Two Years）。尼尔森扫视了一眼因对微型计算机共同的关注而聚集于此的密密麻麻的人群，然后开始发言，“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小型计算机即将重塑我们的社会，这一点我想你们大家都很清楚。”对于尼尔森个人，这场战斗已经大获全胜——黑客已经战胜垄断者。“IBM马上就会乱作一团，”尼尔森大吼道。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是一个真正美丽的世界35：
现在，微型计算机已经展现出了无限的魔力。它们给世界带来的巨变完全可以和电话与汽车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相媲美。看这台小巧玲珑的计算机，你完全可以用你的信用卡把它买回家去；配件应有尽有，包括磁盘存储、图形显示器、交互式游戏、可以在牛皮纸上画画的可编程海龟，还有很多好用的东西。我们这次展览会展示了所有新潮的产品，它们会迅速发展，成为人人竞相崇拜的东西。用不了多久，成熟的果实必定会孕育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市场。
新潮！崇拜！用户市场！我们正朝着这一理想飞奔。美国的制造业宣传机器就要兴奋得发狂。美国社会要从密闭的葫芦里跳出来。未来两年注定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