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
3月5日那天晚上，硅谷阴雨连绵。虽然屋外雨点声劈啪作响，但在戈登·弗伦奇仅可容纳两辆车的车库内，所有32名与会人员都坐在坚硬的水泥地上，等着第一次小组会议的召开，尽管这个小组连个正式的名字都还没有。
有部分人彼此熟识，其他人则是通过弗莱德·摩尔散发的传单偶然联系上的。李·费尔森斯坦和鲍勃·马什开着李·费尔森斯坦那辆破旧不堪的小型载货卡车从伯克利径直来到这里。鲍勃·阿尔布莱特也来此表示祝贺，顺便展示一下MITS租借给PCC的Altair 8800计算机。还有一个叫汤姆·皮特曼的人，是位从事自由职业的工程师。据说他在家里以早期的Intel 4004芯片为核心制造了一台计算机。上个月，他在一次计算机会议上遇到了弗莱德·摩尔，并且一直期待着能和其他志同道合者会面。史蒂夫·东皮耶当时还在等着自己的Altair剩余的零部件，不过也注意到了贴在劳伦斯大厅里的通知。还有个开了一家主营电子元器件的小商店的人，叫马蒂·斯珀格尔，他觉得和工程师们聊聊芯片的话题是个不错的主意。在惠普公司供职的艾伦·鲍姆工程师听到有关这次聚会的消息以后，很想了解这些人谈论的是否和最新的低成本计算机有关。此外，他还拉上了高中时就认识的朋友、同在惠普公司工作的同事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车库内几乎每个人都对硬件情有独钟，不过弗莱德·摩尔也许是个例外，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个普通的社交小组，大伙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硬件知识。他并没有认识到，用戈登·弗伦奇的话说就是“这些人是你能够有幸召集到一个屋檐下的工程师和技师中的精英”。这些人对把计算机弄到家里来研究、摆弄并用它来创造点什么东西的想法如痴如狂，他们想要制作计算机的念头越来越强。Altair的诞生证明了他们的梦想是能够实现的，能够看到拥有同样奋斗目标的人本身也是一件让人欢欣鼓舞的事。戈登·弗伦奇乱糟糟的车库绝对连一辆车都停不进去，更不要说两辆了。但就在这间车库改成的工作间的前面放着一台Altair计算机。鲍勃·阿尔布莱特打开了它的电源，灯光开始闪个不停。每个人都知道，躲在躁动不安的面板内部的是许许多多变化多端的二进制位，它们在不停地执行着加载（LDA指令）、跳转（JMP指令）和累加（ADD指令）等操作命令。
弗莱德·摩尔在前面支了张桌子，趴在上面记笔记。对自己在家里制作出以8008芯片为核心的计算机一直引以为傲的戈登·弗伦奇负责会议的主持工作。每个人都做了自我介绍，从介绍中大家得知，这32人中有6人曾经制作过某种形式的计算机系统，另有几人也购买了Altair计算机。顷刻间，会场上展开了有关芯片优缺点的辩论，重点集中在8008芯片上。其实，争论的话题无穷无尽：十六进制数和八进制数，8080芯片的操作码，纸带存储、盒带存储，甚至用纸和笔记录等。他们讨论了俱乐部的创立宗旨，这个过程中大家使用最多的词是“合作”与“分享”。他们还讨论了在家里用计算机可以做什么的话题，有些人认为可以玩游戏、控制家用电器、做文字编辑工作，还有的说可以用来做教育工作等。李·费尔森斯坦在发言中提到了Community Memory。阿尔布莱特则当场分发了最新一期《人民计算机公司》小报。史蒂夫·东皮耶谈到了他到阿尔伯克基朝圣般的经历——MITS如何拼命填写4000份订单，还有他们每天忙的就是将基本的组装套件生产出来，根本没时间考虑把能够给计算机增加功能的其他设备邮寄给用户，因此Altair除了能够通过指示灯闪烁来传递信息之外，其他什么功能也没有。
弗莱德·摩尔对这次聚会所迸发出来的能量兴奋不已。他自认为好像推动了某种运动开始扬帆起航。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当时这伙人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有计划地通过普及计算机来推动一场社会变革，而是由于黑客对技术的狂热追求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所有人看起来都愿意齐心协力地工作。受此鼓舞，摩尔建议这个小组每两个星期聚会一次。聚会即将结束之际，好像是为了表达自由交换的概念，被大家戏称为“破烂王”的电子元件供应商马蒂·斯珀格尔举起一块Intel 8008芯片，问：“谁想要这个？”谁第一个举手，他就把芯片扔过去给他。要知道，这片指甲盖大小、技术含量极高的小芯片在价值数百万美元的TX-0计算机内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次聚会在位于山坡上的斯坦福A
I实验室举行，这里是约翰·麦卡锡大叔这种带有托尔金
风格的黑客经常聚会的地方，这次来了40多个人。这次聚会花了不少时间讨论给这个小组起个什么样的名字。备选方案有无限小计算机俱乐部（Infinitesimal
Computer Club）、小脑袋瓜（Midget Brains）、蒸汽啤酒计算机俱乐部（Steam Beer Computer
Club）、人民计算机俱乐部、八位字节香肠（Eight-Bit Byte Bangers）、湾区计算机实验员小组（Bay Area Computer
ExperimentersGroup）和美国业余计算机俱乐部（Amateur Computer Club of
America）。最后，大家决定使用“湾区业余计算机用户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Bay Area Amateur Computer Vsers
Group——Homebrew Computer
Club）这个名字。其中最后8个字成为事实上的名称。按照纯粹的黑客精神，这个俱乐部不需要核定成员身份，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过戈登·弗伦奇建议大家在自愿的基础上每人交1美元用于支付会议通知和发表通讯专刊的费用，到了第三次例会的时候，已经筹集了52.63美元），不选举任何干部。
到第四次例会的时候，“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无疑已经成为黑客的休闲港湾了。100多人收到了邮件通知，告诉他们本周的例会将在一所私立的“半岛学校”举行，这所学校位于门罗公园内一个被树林环绕的偏僻位置。
这时候，史蒂夫·东皮耶已经组装完了自己的Altair：他在某天上午10点钟收到了最后一个配件，又花了13个小时组装完毕，可没想到那片256个字节的存储器竟然不能工作。他又花了6个小时才发现这个故障是由于印制电路板上的一条划痕引起的。他修复了这条划痕，然后开始试验能用这台机器做些什么。
组装完毕以后你会发现，看来MITS公司只给用户准备了唯一的选项：机器语言程序。你可以通过前面板上那排小的开关来输入用8080芯片指令（LDA、MOV、ADD、STA和JMP）编写的程序。假如一切正确，这段程序会实现将两个数相加的功能。可以将LED灯所表示的八进制数代码换算成标准的十进制数——当然要靠心算。然后你会像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那样兴奋，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了——因为你得到了困扰人类几个世纪的问题的答案：6加2等于几？8！“对于一名熟知计算机的工程师来说，那确实是一件令人激动万分的大事，”哈利·加兰后来如此评价道，他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同时也是最早使用Altair的用户之一。他同时承认“要向一个外行人解释为什么这一时刻如此令人心醉神驰实在不容易。”对史蒂夫·东皮耶来说，那一刻的兴奋终生难忘。
不过，他并没有满足。他用机器语言编写了短小而简练的程序来测试芯片的所有功能。（之所以必须是短小的程序，是因为Altair计算机的内存容量非常小。）他孜孜不倦地输入着、测试着，直到他的10个“输入设备”——手指——全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8080芯片有一套包含72条功能的指令集，因此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一次，东皮耶这位业余飞行员一边听着低频收音机播放的天气预报一边工作。他正在测试一个排序程序，当拨动开关来“运行”这个程序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收音机开始发出“嗞嗞嗞！嗞嗞嗞！嗞嗞嗞嗞！”的噪声。显然，Altair内的二进制位从一个位置变到另一个位置会产生无线电频率干扰，收音机对此有所反应。他又将收音机移得更近一些，然后再次运行该程序。这一次“嗞嗞嗞”的声音更大了。东皮耶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发现了可用于Altair 8800计算机的第一种输入/输出设备。
现在的问题便集中在如何控制这个设备上。东皮耶拿来自己的吉他做测试，发现计算机发出的某个噪声（位于存储器地址075处）其音调与吉他的升F调相同。于是，他一头扎进编程当中，直到确定了其他音符的存储器地址为止。他花了大约8个小时画出了音阶并编写了一段用于播放乐曲的程序。尽管程序非常简单，和彼得·萨姆森在PDP-1上编写的动听的音乐程序无法相提并论，但是东皮耶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并忍着手指疼痛）通过那些让人发疯的开关把程序输入进去了。他准备用他自己的方式，为到“半岛学校”参加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会议的人演奏甲壳虫乐队的《Fool on the Hill》（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如此难听的音乐）。
那所学校的主楼是一座巨大的、古色古香的木质建筑，几乎跟电影《亚当斯一家》里的建筑完全一样。会场就设在二楼。不用说，东皮耶的Altair计算机吸引了无数羡慕的眼神，这让他恨不得马上就要给其他人秀一下第一个在这台机器上运行的、“可载入史册的”应用程序。可是当他打开这台Altair计算机的电源时，竟然什么反应也没有。原来是电源插座没电。距离最近的一个有电的电源插座竟然在大楼的一层！于是他又去找了一根足够从一楼拉到二楼的电线。尽管还是有些短，只能把机器稍稍向外挪到走廊里，不过最终还是成功地为这台Altair计算机接通了电源。东皮耶然后开始花很长时间拨动面板上的开关，以八进制的形式输入那首歌曲。就在即将大功告成的一刻，两个在走廊里嬉戏的孩子不小心被电线绊倒，将插头从插座中扯了出来。这一下把东皮耶一位一位辛辛苦苦输入到计算机内存中的所有数据一举清空。没办法，他只得从头再来。最后，他让大家安静下来，准备欣赏有史以来Altair应用程序的第一次公开表演。
他拨动了RUN开关。
放在这台笨重、可怕的计算机机箱上的是一部精巧的收音机，此时它开始发出刺耳的嗡嗡声。那也算得上是某种音乐吧；等到保罗·麦卡特尼所演唱歌曲的前几小节飘入众人的耳朵时，房间里原本正叽叽喳喳聊着新近推出的芯片的黑客们立时变得鸦雀无声、肃然起敬。史蒂夫·东皮耶的计算机演奏了一首乐曲，它的演奏纯粹、青涩，就好像是一年级小学生的处女秀。当最后一个音符演奏完毕时，所有的与会者都已经完全惊呆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他们刚刚亲耳听到他们所追求的黑客之梦已变成了现实。而这一梦想在几周前看起来还是那么的模糊和遥不可及。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这台Altair计算机又开始演奏了。除了东皮耶外，任何人对此都没有心理准备，这次演奏的是《Daisy》。有一些人知道，这首乐曲是有史以来在计算机上演奏的第一首歌曲，当时是1957年，地点为贝尔实验室。而此时，他们亲耳听着这首乐曲，感到这一刻完全可以与那次彪炳计算机史册的事件相媲美。这一次的重奏实在是太出乎大伙的预料了，似乎是这台机器与它的前辈IBM巨型计算机有某种基因上的关联，才演奏出了这首曲子。（这是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2001》中明显暗含的一个概念，当HAL计算机被“杀死”（即被拆卸）的时候，仿佛时光倒流了，它唱的就是这首乐曲。）
当Altair计算机演奏完毕后，场内的安静并没有保持太久。黑客们一跃而起，猛拍巴掌，屋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有在计算机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以至于工作中也离不开计算机的专业人士，有醉心于技术发展潜力的业余爱好者，还有念念不忘将技术与文化相结合的游击队员。李·费尔森斯坦将这些人称为“一群逃犯，至少暂时是计算机行业的逃犯，或不受老板器重的人。我们这些人凑到一起做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因为这都是行业巨头们根本不屑一顾的事。但我们心里清楚，我们应该抓住机会做些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亚于重写计算机历史，并且史蒂夫·东皮耶的Altair计算机演奏的那一小段简单的乐曲多多少少应该算是第一步。“我估计，那是计算机史上一个重大的成就，”鲍勃·马什后来如此说道。东皮耶写下了这段经历，并在随后一期《人民计算机公司》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音乐，还算凑合”（Music, of a Sort）的文章，介绍了那台计算机的整个制作过程，同时公布了演奏程序的全部机器语言代码。在那之后的好几个月内，总有Altair计算机的用户深更半夜给他打电话，用Altair计算机给他演奏巴赫的赋格曲，有一次在会议期间竟然给他打了三次电话。
东皮耶先后接到了超过400个类似的电话。看来，黑客的人数远比任何人预计的都要多得多。
……
和李·费尔森斯坦一同住在车库、还处于失业状态的鲍勃·马什在参加第一次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后，认识到他在这间小小的车库内所做的一切是一项伟大事业的一部分，那份激动几乎令他忘乎所以。他知道，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人敢于设想个人计算机能够做些什么。不过在会上，留着长发的史蒂夫·东皮耶提到，一家不起眼的叫MITS的公司竟然有数千台计算机的订单。那时，鲍勃·马什意识到黑客的队伍即将在几年内迅速壮大。不过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它也需要燃料。Altair计算机上闪亮的LED灯是很令人兴奋，可他认识到（真不愧为黑客），这家叫MITS的公司显然无法提供各种各样的外设，而对外设的需求很快就要出现了。
Altair计算机本身就是用一个奇幻的系统建造另一个新系统、新世界的基础，因此必须有人来做这件事。就如同MIT刚刚配备PDP-1或PDP-6计算机时，那只不过是一个缺少让人满意的操作系统的魔术盒子而已；后来该学院的黑客给计算机配备了各种软硬件工具，如汇编程序、调试器等，才让计算机可以用于创建新系统甚至某些应用程序。由此可见，是否能够在Altair 8800上面留下自己的大名，那就要看这些散兵游勇的黑客们自己的了。
鲍勃·马什明白，这仅仅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同时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坐在戈登·弗伦奇的车库中那冷冰冰的地板上，他决心要设计并制作出几块可以插到Altair总线空余插槽上的电路板。
他并不是唯一有这种念头的人。实际上，就在帕罗奥图镇（紧挨着会场所在地门罗公园），有两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哈利·加兰和罗杰·梅伦已经开始着手为Altair计算机制作附加电路板了。他们对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第一次会议一无所知，可从第二次会议开始，他们就会场场不落地参加这些硬件迷们的会议，风雨无阻。
这两位博士第一次听说Altair计算机的事是缘于梅伦的一次纽约之旅。梅伦人高马大，聪明绝顶，唯一的缺憾就是有些口吃。1974年年底，他到位于纽约的《大众电子》杂志社拜访莱斯·索罗门。梅伦和加兰利用业余时间为这份刊物共同撰写了几篇文章，介绍适合业余玩家的科技项目，并且刚刚为一篇论述怎样制作TV照相机控制器的文章排好版。
梅伦注意到索罗门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奇怪的盒子，就问他那是什么。索罗门告诉他，那个盒子（其实是爱德·罗伯茨因空运过程中丢失了一台Altair原型机而发送过来的第二台样机）是一台基于8080芯片的微型计算机，售价还不到400美元。罗杰·梅伦一直以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于是莱斯·索罗门跟他说，假如不信，他可以给阿尔伯克基的爱德·罗伯茨打电话。梅伦当下就把电话打了过去，并且定于在回西海岸的途中顺道到那里去一趟。他打算买两台这样的计算机。另外，爱德·罗伯茨曾经委托《大众电子》杂志介绍他所做的一个项目，那篇文章就是梅伦和加兰写的，但还没有支付他们版税。因此，梅伦这次找罗伯茨想顺便把这两件事都办了。
Altair计算机的意义越发重大了（梅伦认为那是在正确的时间发明的正合时宜的东西）。他马上就要得到一台这样的计算机了，这种兴奋让他彻夜难眠。可当他最后来到MITS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总部时，发现这里没有可以直接搬回家的当他Altair计算机，这让他失望到了极点。不过爱德·罗伯茨确实是个有吸引力的家伙，个性鲜明，永不言败，且极富想象力。两人就技术的未来发展一直聊到凌晨五点。当时有关Altair计算机的报道尚未在《大众电子》杂志上发表，罗伯茨对文章发表后的反响也是心中没数。他觉得让人们亲自动手制作电路板，然后装到Altair计算机里面让它运行没有什么不好。同时他还同意先给梅伦和加兰一台较早组装好的原型机，这样他们就可以设法将TV照相机连接到这台机器上，继而连接到一块用于输出视频图像的电路板上了。
就这样，加兰和梅伦合伙开办了自己的名为Cromemco的公司，这一名称是为了纪念两人曾居住过的斯坦福大学宿舍楼“Crowthers Memorial”。他们很高兴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发现了和他们有着相似观念的人。其中，马什说服自己的朋友加里英迈帮助他建立了一家名为Processor Technology的公司。
马什知道，凡是购买了Altair计算机的人，他们最直接、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希望存储器能够比机器自带的、令人痛苦不堪的256字节更大一些，因此他决定他要制作一块提供2KB存储器的电路板（1KB等于1024个字节）。MITS曾宣称他们也有自己的存储器板并且已经提供给部分客户使用。这些存储器板看上去不错，但根本不能用。马什从PCC借了一台Altair计算机回去仔细地研究，又反反复复看了手册。这么做非常必要，因为他没法在办正事之前就先把钱花在复印这本手册上。他决定采用罗伯茨运营MITS公司的那套办法来运营自己的公司——首先宣布自己的产品，然后再从用户处收取设计和制造产品所需的经费。
于是在4月1日愚人节这一天，马什和英迈的公司正式挂牌成立了。英迈喜欢独往独来，他没有参加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集会，马什后来解释说：“那不是他喜欢做的事情。”马什用积攒下来的钱去复印了50张传单，上面介绍了他设想的产品线。4月2日，马什在第三次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会议上散发了这些传单，并宣布给所有预订的用户享受20%的折扣。一周后，什么反馈也没有。正如马什后来所说：“我们失望极了。我们觉得自己在吹牛，没人会相信。后来，第一份订单到了，要订购一块价值45美元的ROM板（存储器板）。这份订单是一个名叫Cromemco的公司发来的，并要求‘30天交货’。我们想，‘Cromemco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怎么不付现金？’真是祸不单行。这么做行不通！第二天，又来了三份订单，并且又过了一周，我们手里已经有了2500美元了。我们拿1000美元在《大众电子》杂志上做了一个有1/6版面大小的广告。从那以后，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只用了两个月，订单额就达到10万美元。”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无论是马什的还是其他黑客建立的公司都没有做强做大的打算。他们只不过是在寻找看谁能资助和满足他们摆弄电子器件的嗜好和在工作之余探索微型计算机这一处女地的好奇心。马什和其他参加完前几次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的黑客一样，内心充满了对动手制作电路板的狂热。对他们来说，好玩儿的部分已经开始了：设计方案，把各种器件攒到一起，通过横七竖八、连接到爱德·罗伯茨那拜占庭式总线上的数字逻辑电路板把他们的目的表现出来。
马什发现，给Altair计算机制作一块电路板对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黑客来说就跟撰写一部离奇曲折的小说一样。目光如炬的家酿计算机的批评家们会认真地检查所有细节，不仅会留心这块电路板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而且还会评判它美观与否以及架构是否牢固可靠。从电路板上电路的布局水平便能够看出设计者的个性，即使表面的细微之处（例如用于安插这块板的洞眼是否整洁光滑）也同样能够反映出设计者的动机、处世哲学和对美观的追求。数字设计就像计算机程序一样，“你得到的最终设计就是设计者思维的快照，”李·费尔森斯坦曾经如此评价道。“我可以通过某人的硬件设计看出他的某些个性。也许你看到某块电路板时会惊叫：‘天啊，这家伙的设计就像蚯蚓爬，从某个地方直接爬到目的地，连它自己都不清楚它在半路上做了什么。’”
鲍勃·马什希望Processor Technology公司能够凭借质量过硬而赢得好的口碑。其后几个月内，他殚精竭虑，不仅要完成他的项目，而且还想要干得漂亮。这一点对公司和他的自尊心来说同等重要。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弄明白一块电路板要实现什么目的以后，就要熬几个通宵进行布线设计。一边查看手册中有关8080芯片工作方式的说明，一边还要为不同的局部设计记下芯片的引脚号码——这块地方用作输入，那块地方放存储器。然后，那块电路板上如迷宫般的网格就会开始在你的脑海中重新变化。至于所选择的这种方案是否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将取决于你头脑中的设计思路是否清晰准确。你不仅要用铅笔将各处连接的草图绘制出来，而且还要用蓝笔标明打算放在电路板这一面的元器件和线路，再用红笔标明另一面的元器件和线路。然后拿几片迈拉（Mylar）薄膜，把它们平放在绘有网格的简易桌上，在上面布局连线的大体路径，并用胶带固定。你可能会发现电路图存在一些设计缺陷，如某些地方过于拥挤，线路交叉过于集中，此时就需要重新布局。有时小问题会造成大麻烦。因此，你还必须在原有布线设计（即用胶带固定的那个设计方案）的上方再另外设计一套方案，以便检查是否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把三个元器件搅到一块。假如设计本身有问题，就只能从头再来。
电路板的设计以多层结构为好，各组不同的连线可以分别从上方和下方连接。工作中你会翻过来、调过去研究印版图，有时胶带会脱开，有时胶带纸会粘贴不牢，有时胶带上会粘上一根头发：所有这些始料未及的现象都会在印刷的时候原封不动地显示出来（假如手头不太宽裕，就只能去复印了，不过一定要加倍仔细），用带有瑕疵的印版图制作出来的电路板会出现严重的短路。做完这一切后，你还要在印版图上面标出记号，告诉制版公司在哪里打孔，在哪些地方需要电镀金属等。
最后，你要拿着制版图到当地的制版公司，把图交给他们。由于当时还处于经济衰退期，因此他们一定会很乐意接下这笔活儿，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个邋遢鬼、小跟班或目光呆滞的硬件黑客。他们把你的图放进数字化仪进行数字化处理，按要求打孔，在浅绿色的环氧树脂材料上制作出光亮的线路——这是最奢侈的方式，鲍勃·马什开始时负担不起，于是他只能采用手工蚀刻法，将要制作的板放在厨房的炉子上，用印制电路层压材料制作一根根极细的线路，材料会熔化到线路中。这种方法操作起来非常不易，但马什强迫自己做到小心万分。他后来说：“我太投入了，完全沉浸在我的电路图设计当中。”
做第一块存储器板时，马什的压力格外大。那些心急火燎的黑客要么在两周一次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上、要么就成天给他打电话询问静态存储器板的开发进度，就好像落水者对空气的渴求那样紧迫。马什后来还能回忆起他们的咆哮：“我的存储器卡做好了没有？我现在就要！”
最后，马什终于做完了。他没时间做原型产品。这块板是用一块绿色的长方形环氧树脂材料制成，因下部蚀刻的金色连接器而显得略有些突出，其大小正好可以插进Altair计算机的一个总线插槽。他还预备了芯片和电线，用户可以将它们焊接到存储器板上。（处理器技术公司最初只销售没有组装好的存储器板。）一切就绪以后（除了没有装到Altair计算机全面测试过以外），尽管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但他还是给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结识的那个叫东皮耶的人打了电话，告诉他带着他的Altair计算机过来。东皮耶对自己的Altair计算机珍爱有加，一点也不亚于他对自己孩子的喜爱（假如他不是单身的话）。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用一块红色的毯子把它包裹严实带了过来。东皮耶一直严格遵照Altair计算机附带的组装计算机手册上的要求，亦步亦趋，甚至在焊接的过程中手腕上还戴着一个铜手镯（目的是减小静电的影响），同时特别小心避免触碰到计算机脆弱的心脏——8080芯片。可是当他小心翼翼地把计算机搬到马什的工作间时，又见识了这两位硬件大师——马什和英迈——像汽车修理工给汽车安装消音器那样安装芯片的举动，东皮耶惊讶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两位师傅不仅用脏兮兮的手指随便地抓起芯片，而且还把它们到处乱放，或者随随便便地把芯片卸下来或安到电路板上。东皮耶看着这一切，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终于，存储器板终于装好了。英迈拨动开关，加电运行。史蒂夫·东皮耶的宝贝计算机在一阵嘶嘶的声响中归于沉寂。两位大师又重新把存储器板安装了一次，这次的位置稍稍向后移动了少许。
修理东皮耶的Altair计算机整整花了一天的时间，可史蒂夫·东皮耶心里却没有半点不满：事实上，他愿意把他的计算机借给处理器技术公司作为试验用的测试机。这是一个说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成员的互助行为的典型案例。与MIT中那些遥不可及的计算机专家相比，这些黑客完全是一种另类。他们仍旧恪守黑客道德，反对那种狭隘的所有权概念和自私行为；他们从共同进步和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看待一切事物，即任何能够帮助人们以更加有效的方式了解计算机的事，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去做。史蒂夫·东皮耶感到非常焦急，想知道他的Altair计算机能否使用存储器板。有了存储器板，他才能在这台计算机上运行一些真正的程序。到了那时，他还会需要I/O设备、显示器等，然后就可以亲自编写一些实用程序（并由此衍生出其他工具软件，用于探索Altair计算机内部的8080微处理器的神秘世界），让这台机器的功能变得更加强大。以鲍勃·马什为代表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不管他们在销售自己的产品还是仅仅对相关技术感到好奇（例如他本人），总之他们走到了一起并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尽管这个圈子的成员（从萨克拉门托到圣何塞都有）不像MITPDP-6社区的成员那样集中来自同一个地区——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圈子成员间的紧密互动。
在6月上旬召开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聚会上，当鲍勃·马什带着他的第一批货闪亮登场之际，曾经预定了这些存储器板的那些人无不对他感激涕零，就好像这些东西是白送给他们似的。他除了交给他们每人一个用塑料泡沫包装的电路板和集成电路以外，还有李·费尔森斯坦亲自撰写的指导手册。李·费尔森斯坦警告大家：“除非你经验丰富，否则千万不要自己组装。”
世界上确实没有几个人有过组装这些东西的经验，不过大伙儿的切身体验已经集中到了当前会场所在地——斯坦福线性加速器实验室（SLAC）的礼堂。这已经是距俱乐部第一次聚会4个月以后的事了，俱乐部成员数量也几乎是最初的10倍。
……
由弗莱德·摩尔和戈登·弗伦奇创建的这个不起眼的俱乐部，其成长速度完全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它是某种另类硬件黑客的开路先锋，这些黑客“引导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产业。他们相信，这个产业与以往的任何产业都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个产业就是微型计算机业，统治它的便是黑客道德。（术语“引导”（bootstrap）是这些黑客常用的口头语：这个术语的字面意义说的是在第一次启动计算机时，一段计算机程序将自己加载到机器里面的过程，也称为“启动”（boot）。这段程序的一个功能是把一段代码装入计算机中；而这段代码会给计算机下达指令，将剩余的代码加载进来。这个过程很像抓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向上提起。这个过程也像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那些人所作所为的一个缩影：首先在小型计算机系统领域内开辟一小块天地，然后继续深入下去，将这一小块天地变为一个深穴巨洞，成为自己的一方乐土。）
不过另一方面，俱乐部两位创始人的思路很快就已赶不上周围那些技术“奇才”的发展速度了。就拿弗伦奇来说，他内心深处依稀尽是些高高在上的思想。有时，他力图让这个俱乐部变得有序和可控，这样的狂热想法不能说没有其积极的一面。他亲自承担起俱乐部秘书和资料管理员的责任，维护所有人员的电话号码以及各自拥有何种设备的清单。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我的电话铃会突然响起来。简直难以置信，每个人都需要一些信息，他们需要知道彼此的联系方式以便随时沟通，因为大家拥有的机器设备实在是太少了。他们会问别人这样的问题：‘我能借你的终端机用几天吗？我想把我编的程序输入进去，让它能读出我的穿孔纸带读取器读到的内容。’等等诸如此类。”
不过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弗伦奇主持会议的方式并不符合源自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黑客精神。“戈登喜欢采用说教的方式，”李·费尔森斯坦后来回忆道。“他总想将讨论的内容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引导。他希望把聚会变成一次教育性活动，可以演讲，也可以教给大家某一方面的具体知识，特别是他所擅长的那些方面。每次讨论他都期望能采取学校老师授课的那种模式，如果偏离了这一轨道，他便会为此忧心忡忡。不论别人在说什么，他都可能不请自到地参加讨论，把他自己的想法灌输给其他人并告诉他们：‘大家不应该忽略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我对这方面比别人知道得更多。’”聚会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大家首先自我介绍，然后描述一下自己正在从事的项目。接着戈登就会站到屋子前面，发表一通几乎就是“训话”的演讲，内容是Altair计算机采用什么方式来使用你输入的代码；假如大家仍然兴致勃勃，他会接着教授给他们为什么好的编程习惯会提高编程效率等。用不了多久，人们便会开始变得不耐烦起来，一个接一个地溜出会议室，开始在大厅里畅谈。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情况，黑客们通常也都不喜欢面对这种复杂的、发生在人类身上的困局。不过大家隐隐开始觉得需要有一位新的主持人来接手了。
弗莱德·摩尔本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继任者。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前几个月召开的每次聚会中，他都会坐在屋子前面，用磁带录音机和笔记本为会议做记录，以便在每月的新闻通讯中能够概括出会议的亮点。为了这个俱乐部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因为他已经看到，黑客和他们的Altair计算机即将形成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通过共享经验和交换技巧，我们促进了前沿科技的进步，让低成本计算能够为更多的人服务。”他在新闻通讯稿中这样写道，并添加了自己的社评：“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人们可能出于自娱自乐和教育的用途需要计算机。为什么大企业没有注意到这个市场？因为他们正忙着相互高价兜售这样的机器（或卖给政府部门和军方）。他们不想把计算机直接卖给普通人。我从内心深处欣赏MITS公司的Altair计算机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因为它有三个意义：（1）可以迫使其他已经觉醒的计算机公司去满足家用低成本计算机的需求……（2）促使建立更多的本地计算机俱乐部和爱好者协会以填补技术知识的真空，（3）帮助揭开蒙在计算机上的神秘面纱……”
摩尔明确地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定位成一个信息交换中心。信息应该在俱乐部成员之间自由传递，就像在一台精心设计的计算机内无拘无束流动着的二进制位一样。“弗莱德·摩尔对共享的理解比任何人来得都要深，”戈登·弗伦奇后来回忆道。“他经常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共享，共享，再共享。”
可是，俱乐部的大部分成员却希望走一条和弗莱德·摩尔截然不同的路。弗莱德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到具体的应用。在俱乐部最初几次聚会中他就开始强调这一点，敦促这个松散组织的成员要团结起来干点正事。至于正事到底是什么，连他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也许可以用计算机帮助残疾人，或者用计算机将人们的通信地址汇编成册以便抵制兵役？摩尔意识到这个俱乐部的本质似乎与政治有关，这也许不错，但是这一观点又似乎与“黑客通常不会有意地推进社会变革”的现实相矛盾，因为黑客只做黑客该做的事。摩尔对计算机系统的工作方式不那么着迷，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建立一个处处讲究共享和互助的社会体系；似乎他并没有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当做那些渴求“家酿计算机能拥有建造金字塔的力量”之人的技术大本营，而是将其当做致力于社会变革（例如他曾参与过的抵制兵役制度运动和反核组织）的一群精英。他建议通过销售蛋糕为俱乐部筹集资金，他还在新闻通讯上发表过一些精美的小诗，例如这一首：“不要牢骚满腹，也别杞人忧天/要靠我们自己/通过这个俱乐部/实现我们的梦想。”其间，多数成员会翻过来看看这个号召捐款的新闻通讯的背面，上面会画着名为“通过数字多路转接器生成的任意逻辑功能”的示意图。这便是改变世界的方式，另外还有很多比卖蛋糕有意思得多的方式。
后来，李·费尔森斯坦表示他并不认为摩尔“直接将政治引入了俱乐部，他一直保持在抗议或做出抗议的姿态这一层面上。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一种你也许会称为‘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的效果”。
因此，当有个能让会议更加符合黑客自由交流精神的机会恰巧出现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当戈登·弗伦奇（他当时是社会安全局的咨询顾问）临时有事到巴尔的摩出差的时候，某些俱乐部的成员没有请摩尔担任会议主持，而要求李·费尔森斯坦来担任。李·费尔森斯坦之所以成为一名理想的人选，不仅因为他和其他人一样，是一名硬件黑客，而且他还是一名有着政治观念的计算机爱好者。盛情难却，他期望自己的主持可以让这几次聚会的质量有一个显著的提升。现在，假如他能让这几次会议既保持自由的风格，又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同时继续完成他自己游击队式的硬件设计方案（直至汤姆·斯威夫特终端大功告成），并参与处于停滞状态的Community Memory概念的复苏计划（这项计划是当年夏天启动的，同时还出版一份油印刊物，名为《社区通信期刊》，这份刊物的目的是推广传播微型计算机的概念，让大家了解这种设备就是为了普通人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而制造的，就像各个社区的成员使用计算机那样方便），他就可能成为硬件战线革命的领军人物。
1975年6月举行的那次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成员聚会上，他第一次站在众人面前，心里还是感觉有些害怕。他后来回忆说，当有人问谁来做下次聚会的主持人时，那个M＆R电子元件商店的老板、被人称为“破烂王”的马蒂·斯珀格尔提议由李·费尔森斯坦来做，并且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成”。那感觉就像是加冕一样荣耀。尽管有些紧张，但他不能让这机会白白溜走。和以往一样，李·费尔森斯坦并不太在乎失败，他害怕的是自己连尝试一次也不敢就打退堂鼓。
他多少知道一点如何主持这样的论坛。在1968年他还是一名激进的学生时，就一直收听某个伯克利大学广播电台的“现场来电”节目。那个节目自始至终毫无章法，来电人的声音模糊不清，另外还充斥着各种嘈杂的声音。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干脆跑到那家广播电台，挥舞着手里的随身听对他们大喊：“你来听听，你来听听，你们这帮白痴！”后来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竟然开始协助这家电台整顿这档节目了，他的职责之一便是在电话接入现场之前告诉嘉宾有关注意事项。他认为主持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的工作与以往有相似之处；他要求大家不要冒昧地和任何人谈论其他人的兴趣所在。因为弗莱德·摩尔感觉，唯有这样才能凝聚会议的精神，即信息交流。于是李·费尔森斯坦为会议画了一个流程图，就好像在解决一个电路设计问题那样给这次聚会定下了一个框架。要留出一段时间，让所有与会者介绍一下他们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或他们想知道些什么——这就是“消息发布”议程，类似于画一张电路图。然后是“自由讨论”议程，大家可以随意去找那些提出过有趣建议的人进行攀谈，或请他为你释疑解惑，或了解一下他是否有你想知道的信息；要么干脆找你认为有趣的人随便聊聊也无妨。这项议程结束后，也许还该有段简要的总结，或者有人想要演示某个系统或新产品；完了以后，可以再进一步“消息发布”和“自由讨论”。假如李·费尔森斯坦发现人们沉浸在第一场“自由讨论”中无法自拔时（有时候你可能因思考一个技术问题、或电路板的走线技巧等方面的课题而浑然忘我），他就会改变会议程序，取消原计划会议最后进行的第二次“自由讨论”议程。这样经过修改以后，会议的各项议程执行起来井然有序。
李·费尔森斯坦发现，自己站在一群人面前，并且这群人接受他并肯定他作为“堆栈指针”（指计算机的一个功能，依靠它来确定每项计算任务的执行顺序）所做的一切，这对他有意识地从鼹鼠洞般封闭的个人世界中走出来大有裨益。很快，随着做主持人的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他也积攒了足够的信心，向大家介绍他一直从事的汤姆·斯威夫特终端的工作；站在SLAC这间小礼堂的前面，他一边在黑板上龙飞凤舞，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从视频显示器到硬件的可靠性，从依凡·依利希到把用户集成到设计当中的理念。这次演说融合了社会批评和技术心得，俱乐部的成员也对此赞赏有加。李·费尔森斯坦发现自己在说一些事先准备好的俏皮话方面极有天赋，因此他设立了一个小环节，用来在每次会议开始前展现一下他这方面的才能。慢慢地，他对自己俱乐部司仪的角色怡然自得：在他的心中，他就是一场黑客运动的总指挥，这群黑客对于建立一种以微处理器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
就在李·费尔森斯坦取代戈登·弗伦奇成为聚会主持人不久，麻烦缠身的弗莱德·摩尔辞去了他在俱乐部内的所有职务：出纳、秘书以及新闻通讯的编辑。他有些私人问题需要处理，他的女朋友离他而去了。对他来说，离开这里是非常令人伤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觉得这个俱乐部是他留给大家的唯一念想，不过原本期望这个俱乐部能够致力于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至少到当时为止，已经明显不能如愿了。相反，这里有了“行动宣传”，并且更让人不安的是，某些与会者，按照摩尔后来的回忆，“专为发财而来，他们说‘哇，这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我要开一家这样的公司，生产这些电路板，然后赚大把的钱……’”此外，还有些与计算机相关的社会问题摩尔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但他后来说，他已经逐渐认识到“俱乐部成员的电子知识和计算水平早已远远超过他了，因此他们才会对那些无比诱人的机器设备心驰神往。”弗莱德认为人们对技术的接纳过于盲目，并为此而郁郁寡欢。
尽管如此，他对这个俱乐部的爱没有半分减退。当他因个人原因不得不退出并回到东海岸的时候，他后来形容“那是我有生以来最伤心的一段日子。”8月中旬的那次聚会上，身材矮小、满脸忧郁的摩尔站在黑板前，把他的职责一条条写在黑板上，问谁来接替他做新闻通讯的编辑，谁来做出纳，谁来记日志……后来有个人走上前来在每一项工作后面都一一写上了“弗莱德·摩尔”。这一举动让他的心都碎了，然而他明白一切都已经结束。虽然没法跟大家讲明所有原因，但他必须让兄弟们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是我帮助大家走到了一起，让他们分享彼此的技艺和激情。”摩尔后来说。这些目的全都达到了。确实，每次聚会在大家分享小道消息和交换芯片时，无不洋溢着兴奋的情绪，迸发出热情的火花——他们正在为进入这个新世界刻苦地修炼着。在会议的“消息发布”议程中，会有人站起来说他在组装Altair计算机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李·费尔森斯坦就会问：“谁能帮帮他？”然后就会有四五只手举了起来。好的，还有问题吗？接着会有人说他需要一块1702芯片。另一个人可能有一块多余的6500芯片，于是他们就会各取所需。
接下来有人会站起来发布硅谷内最新的传闻。有个长着胖乎乎脸蛋的家伙叫吉姆·沃伦，他曾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个人是个地地道道的爆料大王，他常常在“自由讨论”期间成为焦点人物，谈论起这家或那家公司来经常口若悬河，一说就是10分钟，期间还会穿插些他自己对未来通过数字广播的方式进行计算机通信的看法。
这种小道消息的传播方式也算别有特色了。还有一个著名的“消息灵通人士”也擅长此道，他叫丹·索科尔，是一名刚入行的工程师，在硅谷一家大型企业中担任系统测试员。他的消息短小精悍，其预言的准确性往往令人对他刮目相看（索科尔后来承认，几乎一半的消息是他自己编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不停地猜下去）。索科尔，长发，络腮胡，是数字技术的追随者。他的思想新近发生了改变，迅速接受了黑客道德的观念。受此观念的激励，他参加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他认为没有什么秘密消息不能与人分享，并且秘密越事关重大，揭秘的兴奋感也越强烈。“这儿有Intel的人吗？”他可能这样问——假如没有，他就会宣布一条有关芯片的新闻，当然，此前Intel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没有让硅谷内任何一家公司知道。
索科尔是一名彻头彻尾的生意人。有时他会伸手到口袋里拿出某种芯片的原型产品。有一次，据他回忆，那是一个工作日，有几个人来测试几块芯片。他们来自一家新成立的叫Atari的公司。这几个人显得极其神秘，也没有说明那些芯片的功能是什么。索科尔自己检查了这些芯片：有几块上打了Syntech的标志，还有些打了AMI的标志。索科尔在这两家公司都有熟人，据他们透露，这些芯片是定制的部件，由Atari公司设计和制造。于是他偷拿了一块芯片回家，把它放到测试板上进行全面测试。终于发现这块芯片内竟然包含一个运行最新视频游戏《Pong》的程序——原来新成立的这家叫Atari的公司正酝酿将这种芯片与家用计算机集成到一起来运行这款游戏。在游戏中，两个游戏玩家控制电视机屏幕上的“光拍”并试图击打一个如亮点般的“球”。索科尔在一块电路板上复制了芯片的设计，然后把电路板带到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上展示给大家看。他随身还带了几块芯片，用来和其他人交换。最后他得到了一个键盘和几块RAM芯片。“那时的做法百分之百属于盗窃，”他后来解释道。不过按照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理念，索科尔正在将一块纯洁的东西从压迫者的专属权中解放出来。《Pong》游戏本身是纯洁的，应该属于全世界。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之间进行此类交换不仅不受约束，而且方便得很。
几年前，巴克敏斯特·富勒提出了增效（synergy）的概念——把力量集中起来要比各个部分力量的总和还要大，这种情况无论对某一系统内共同工作的人还是自然现象都同样适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便是这一概念的典型例证。一个人的点子会激发另一个人的灵感，进而着手做一个大项目，或许还可能成立一家公司，以这个点子为基础生产产品。或者，假如某个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在Altair计算机上建立一个随机数生成器，他再把代码公之于众，这样一来每个人就都能实现同样的功能了。那么下次再聚会的时候，说不定会有谁就能利用这个例程设计出一款游戏。
聚会结束后增效作用也没有停止，有几个俱乐部的成员会继续畅谈直至午夜时分。他们的聊天地点选在了校园附近一处名为“The Oasis”（绿洲）的地方，此处有一个终年流水潺潺的洞口（这个地方是罗杰·梅伦推荐的；吉姆·沃伦是一个对吸烟深恶痛绝的人，他曾试图让大家到“The Village Host”的禁烟区去聊，但是没有得到众人的响应）。这些人挤在几个狭小的木制隔间里，这里的桌子都深深地刻着几代斯坦福大学学生的姓名首字母。任何一个来参会的人，包括加兰、梅伦、马什、费尔森斯坦、东皮耶和弗伦奇都深深地被会议所散发出的激情（当然还有啤酒）所鼓舞。他们展望计算机发展的未来，其中不乏怪诞得不能再怪的想法。在海阔天空的神聊中，他们甚至还打算有朝一日在用电视机屏幕做显示器的家用计算机中编写不良程序，假如以计算机的方式浏览这些东西，它们也就是不雅图片而已，因此绝对不违法。怎么从计算机的原始代码谈着谈着就变成不雅图片了？其实，这只不过是几十个荒诞不经的假想之一，然而这些想法在短短几年之内不仅变成了现实，而且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增效作用：被大家戏称为“破烂王”的马蒂·斯珀格尔对这种现象体会颇深。这位皮肤黝黑、脸上经常挂着善意笑容的中年经销商认为，参加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就好像你“拥有了一支私人童子军，大家互相帮助。我记得我办公室有台电传打字机出了毛病，俱乐部里有个人说他可以来检查一下。后来他不仅检查出了问题所在，而且带了个小工具箱，又给换了四五个零件，上油、润滑，还把所有的齿轮都调整了一遍。我问他‘我该付你多少钱？’他说‘不用’。”对“破烂王”来说，这就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精髓。
斯珀格尔总是留意人们都需要些什么元件，他有时会带着一盒子配件参加聚会。当李·费尔森斯坦公布了他的汤姆·斯威夫特终端计划以后，他问李·费尔森斯坦是否愿意给斯珀格尔的公司（M＆R电子公司）设计一台。嗯，其实汤姆·斯威夫特终端尚未成型，李·费尔森斯坦告诉他说，不过几年前他完成了一个调制解调器的设计（一种让计算机可以通过电话线通信的设备），这个怎么样？“他可能知道调制解调器是干什么用的，不过从他的反应中还看不出来，”李·费尔森斯坦后来说。当时调制解调器的售价在400～600美元之间，可是斯珀格尔能够制造出李·费尔森斯坦精心设计出来的Pennywhistle调制解调器，标价仅为109美元。两人又将一份电路图副本送到《大众电子》杂志社的编辑莱斯·索罗门那里，索罗门在封面上还放了一张这种调制解调器的照片。
增效作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规模逐渐壮大，成员们设计或贡献各种产品，从游戏操纵杆到Altair计算机用的I/O卡什么都有，他们俨然已将这个俱乐部当做新思想和早期订单的源泉了，并且这里也有人能对产品原型进行beta测试。不论什么时候，你设计出一件产品并把它带到俱乐部来，你就能得到最为专业的评判。然后你还要分发技术规范说明书以及电路图——假如还有软件，你也要公布源代码。这样一来，假如愿意并且能够理解其中的技术原理，那么每个人都能从中学到些东西进而提高自己的水平。
在这种氛围中，由于遵循黑客道德，所有人为的障碍都不存在了，因此大家的工作热情十分高涨。其实，由MIT的黑客建立起来的黑客道德，它的每一条原则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内都或多或少地被众人践行着。探索精神和自己动手的行为成为这里最主要的价值观。探索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以及别出心裁的设计全都免费向所有人公开，哪怕对方是“世俗社会”中的竞争者（竞争的想法对这些新成立的公司影响还不算大，因为大家是在努力按照黑客的理想建立一个产业——就是这个目标让所有人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人们相信，个人计算机必将成为走进千家万户、体现着分权治理理念的使节。俱乐部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的，只要你有出众的专业技能和独特的思路，你就能赢得大家的尊重。要是你看到一位17岁的少年和衣着光鲜的中年资深工程师平等地交谈更不必大惊小怪。人们评判技术上的优雅程度以及数字艺术性的目光总是锐利无比。除了以上这些，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硬件黑客从一种与众不同和贴近群众的角度去看待计算机怎样改变人民的生活。他们清楚，不出几年时间，这些便宜的机器就能变成具有实用价值的计算机了。
当然，这种信念并没有影响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钻研机器的工作当中，他们为了钻研而钻研，为了掌控这些机器而钻研，为了探求知识而钻研，也为了他们的梦想而钻研。当他们设计的电路板，或连接的总线，或不辞辛苦录入的程序第一次运行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便会在这一刻绽放出绚丽的光彩。后来，有个人形容那一刻的感觉就像是把火车头倒回你刚刚修好的一段铁轨上，然后以90英里的时速从这段铁轨上开过。假如铁轨不够结实，那么必将导致灾难性的出轨事故……冒烟……着火……扭曲的金属……不过要是你干得漂亮，这列火车就会撒欢儿般地呼啸而过。每秒钟会有几千次运算在那台带有你智慧结晶的机器中完成，假如梦想变成现实，你是否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你就是信息的主宰者和一个全新世界的立法者。
部分计划者也想来看看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到底有什么新奇之处。不过看了以后他们立刻就心生厌倦，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技术讨论会上激烈的辩论，感受到的是当黑客一心一意投入自己的追求时那种明亮耀眼、熊熊燃烧着的激情。《Computer Lib》的作者泰德·尼尔森来参加过一次聚会，他对看到的一切都大惑不解，后来他将这些衣着邋遢、头发蓬乱的俱乐部成员称为“芯片修道者，这些人对芯片痴迷得无法自拔。你就像出席了一场大家都喜欢用锤子敲敲打打的聚会。”鲍勃·阿尔布莱特几乎不参加这里的聚会，后来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说的话，我只能听懂大约四分之一……他们都是黑客。”那个和李·费尔森斯坦通过《伯克利倒钩》相识并共同参与了Community Memory项目、且和他一直保持朋友关系的朱迪·密尔顿女士有一次也顺道来看了一回。她认为大家的着眼点是纯粹的技术和猎奇，是一种为了控制计算机而控制的做法，这令她非常不满。她指出这些硬件黑客当中没有女性黑客，并对男性黑客沉迷于技术游戏并只顾追求技术力量的做法感到生气。她将自己的感受用这样一个短语来表达：“男孩和他们的玩具”。正如弗莱德·摩尔所担心的那样，对技术的迷恋可能导致盲目地滥用这种技术。
没有任何一种担心可以让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前进势头稍有停歇。这个俱乐部现在已有好几百名成员了，聚会时往往把SLAC的礼堂塞得满满的。对于100多名俱乐部核心成员来说，两周一次的聚会已经变成他们生活中的亮点。这些人开启的几乎是一场改革风暴，这是泰德·尼尔森本应该支持的事情。虽然IBM和其他大企业根本就没有把这些计算机俱乐部里的“乌合之众”以及他们提出的制造家用计算机的设想放在眼里，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以及其他观念相近的人不仅钻研8080芯片本身，而且已经开始打破批处理的根基了。“我们相互补充，”李·费尔森斯坦后来解释道。“我们建立了一个相互支持的制度。我们购买彼此的产品，这样就有效地掩盖了彼此的不足。行业制度无视我们的存在。但是我们的人员对于技术这方面的知识不比任何人逊色，因为这个行业正处于萌芽阶段，我们可以任意驰骋，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
莱斯·索罗门是这场运动在纽约的倡导者，他访问西海岸地区时，正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全盛时期。索罗门首先拜访了罗杰·梅伦和哈利·加兰，这两人刚刚完成了Cromemco公司一件即将登上1975年11月的《大众电子》封面的产品原型——专为Altair计算机使用的附加显示卡，通过这块卡可以把计算机连接到彩色电视机上，图像效果鲜艳照人。其实，梅伦和加兰将这块卡称为“Dazzler”（闪耀者）。莱斯径直到了罗杰的公寓，但在将卡装到罗杰的Altair计算机中之前，三个人一起去喝了几杯。当把显示卡装好，电视机打开以后，三个人真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了。
那时有两个运行在Altair计算机上的程序可以使用Dazzler。一个叫Kaleidoscope，它可产生摇曳变幻的光线并能改变显示对象的形状。对索罗门来说那一刻让他激动万分，因为他亲眼看到这台在自己的帮助下才得以推向市场的计算机竟然可以控制彩色电视显示出那么多美丽奇幻的图案。
随后，他们又运行了另一个程序：《LIFE》。这个“名为游戏，胜似游戏”的程序是由一位数学家约翰·康威编写的。MIT的计算机专家比尔·高斯珀曾废寝忘食地钻研这款游戏，以至于竟然觉得游戏本身真的在产生生命。当然，在Altair计算机上运行的版本远不如运行在PDP-6上的版本速度快，并且也没有那些精巧的实用程序，不过两个版本都遵循同样的规则。这台放在厨房餐桌上的机器确实能运行这款游戏。加兰又输入了几个图案。尽管莱斯·索罗门并不完全清楚这款游戏的规则，当然也不清楚其深层的哲学和数学意义，但他还是盯着那些小小的蓝星星、红星星或绿星星（Dazzler用这种方式表示细胞的外观）吃掉其他的小星星，或生成更多的星星。简直是浪费时间，他想。有意思吗？
随后他开始在机器上随便做些操作，画一幅图案然后运行游戏。玩得入神之际，他无意中画了个好像大卫之星的图案（代表以色列的六角形图案）。他后来回忆道：“我开始玩游戏，观察它吃掉自己的方式。大约用了10分钟它才终止。我想，‘咦？这个有点意思——这是不是意味着犹太教能延续247代人？’于是我又画了个十字架的图案。这个图案延续了121代才算终结。这是不是意味着犹太教比基督教延续的时间更长？”于是他又画了新月形状和星星以及有其他含义的符号，他们三个（其实是四个——包括那台Altair计算机）于是一起津津有味地探索起世界上宗教和民族的神秘关系来了。“有谁会在凌晨三点钟一边小酌一边还需要琢磨哲学问题？”索罗门后来说道。“计算机要琢磨。就是那台Altair计算机。”
不过莱斯·索罗门还有更多不可思议的事想要告诉大家。其中一次经历听上去极为反常，假如你没有一点想象力，一定会认为他的故事完全不可信。那年他正从事哥伦比亚史前文明方面的考古工作，那是他的一个“爱好”。这项工作需要整天待在丛林里，“在印第安向导的带领下东奔西跑，在泥土中挖掘，风餐露宿……你知道，就是为了找些古代的遗物。”莱斯·索罗门坚持说。从那些印第安人处他了解到了关于vril的关键内容，vril是一种让你只用很小的力气就能移动庞然巨物的力量。索罗门相信，正是vril的力量才使得古埃及人能够建造成金字塔。（也许，当爱德·罗伯茨认识到他的Altair计算机会让每个现代人拥有万倍于每个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的力量时，他所指的就是vril。）据索罗门说，他遇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印第安巫师，问他是否能够学习这种力量。这位巫师会传授给他吗？巫师还真的答应了他的要求。就在玩《LIFE》游戏那个醉醺醺的晚上以后，索罗门参加了一次在SLAC举行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在那里他得到了如贵宾般的尊敬——因为就是他才让爱德·罗伯茨的Altair计算机得以名扬四海。那次聚会以后，索罗门把有关vril的那些事告诉了这些黑客，不过有些人还是半信半疑。
SLAC门外摆放着好多带有水泥底座的巨大橘黄色野餐桌。索罗门让俱乐部的成员把手放在一张桌子上，他自己也把手放到那张桌子上。他们只需心中默想这张桌子会离地而起。
李·费尔森斯坦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他说，‘嘿，我来做给你们看……’我们竖起耳朵听他对我们说的每句话，不折不扣地照办。有大约6个人围在桌子旁，把手放到桌子上。他也把手放到桌子上，眯着双眼说‘咱们开始吧’。桌子竟然真的向上抬起了大约1英尺！这个动作是那么和谐顺畅，就像一个正弦波那样优美。大家一点没有感觉到沉重。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事后，除了索罗门本人以外，所有当事人都不敢肯定这件事真的发生过。不过，李·费尔森斯坦一向视自己的人生犹如一部石破天惊的科幻小说，他看到又一章结束了，他完全明白这次事件产生的神话般的影响。他们，也就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士兵，用他们的智慧作为武器，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在工作中践行着他们的理想——黑客道德。他们的行为就是团结起来，人人动手，毫不迟疑，共同奋斗。也正是这样的行动才得以创造出一个个奇迹，甚至将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MIT的黑客发现，自己对钻研计算机的渴望和坚持不懈似乎能够战胜由安全制度、身心疲劳和思想禁锢等带来的障碍，令它们消于无形。当今社会上有一种运动，旨在消除计算机业内绵延多年的基于集中管理模式的防范黑客控制理念，改变对计算机和计算机工作者的负面看法，而硬件黑客们紧紧团结在一起所爆发出的总能量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些黑客们不犹豫、不退缩、克制内心的贪念，他们就能让黑客主义的理想逐渐传播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就如同将一颗珍珠投入银盆一样。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便蕴含着这种至高无上的vril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