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LIFE
后来，因为科技广场大楼神奇的9楼实验室，人们将那个年代称为黑客的黄金时代。那些生活在这个实验室中的“科技修道者”会在单调乏味的机房和乱糟糟的周边办公室中消磨时间，聚集在各种终端旁边看着一行行绿色的代码字符向上滚动，并从衬衣口袋里掏出铅笔在打印资料上做着标记，以他们特有的行话嘲笑着这个无限循环或那个不怎么样的子例程，对他们来说，这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在这种轻松的、无政府主义的生活方式下，他们的工作效率极高，同时对PDP-6充满热情。艺术、科学与游戏融入了神奇的编程活动中，每一位黑客都可以无限制地掌控机器内部的信息流。这种调试生活散发出无穷的光芒。
但是，不管黑客多么努力地尝试生活在黑客梦想中，并拒绝来自“真实世界”中那些令人烦扰的各种体制的干扰，这都是无法实现的。格林布莱特和奈特未能说服外界的人相信不兼容分时系统的自然优点，这只是冰山一角，说明了一小群完全沉浸在黑客主义中的人可能不会带来所有黑客都认为必然会发生的社会大变革。从TX-0来到MIT的10年间，普通大众，当然还有校园里的其他学生，从总体上来讲对计算机有了更多的认识，这是事实。但是他们不会像黑客那样对计算机如此注重和迷恋，并且，他们并不一定认为黑客的意图是善良而理想化的。
与此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许多年轻人将计算机视为邪恶的东西，是科技阴谋的一部分，富人和权贵可以使用计算机压迫穷人和无权无势的人。这种态度不仅仅体现在学生们的抗议行为上，还有已经爆发的越南战争（美国计算机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该战争）。黑客主义精神中的机器也被成百万的普通爱国公民所憎恨，他们认为计算机是社会中的一种非人性化因素。每当送到家中的账单不正确时，接收账单的人会紧张地尝试拨打一圈电话以更正账单，这是令人沮丧的过程（他们通常会听到这样的解释：“是计算机出错了”，而只有通过手工才能费力地消除数字问题），于是人们对计算机的蔑视与日俱增。而黑客显然会将这种不幸归咎于IBM不够明智的批处理做法。人们难道不明白吗？黑客道德可以鼓励人们去修复上千美元电子账单之类的bug，从而避免这些错误的泛滥。但是，在公众的心目中，IBM的编程人员与AI实验室中使用优雅交互式PDP-6的人并无区别。在他们的心目中，所有计算机编程人员，不管是不是黑客，都被看做是留着夸张发型、密谋毁灭整个世界的疯子科学家，或者是皮肤苍白、目光呆滞的机器人，一边计划着实现科技老大哥主义
的下一次攻击活动，一边用空虚单调的声音重复着毫无意义的说辞。
大多数黑客选择不去纠结于这些公众印象。但是不管黑客们喜欢与否，从1968年到1969年之间，他们不得不面对他们糟糕的公众形象。
在科技广场大楼发生的群情激奋的抗议游行戏剧性地表明了黑客与他们的同龄人相距得多么遥远。许多黑客对反战行为持支持态度。比如，格林布莱特参加了在纽黑文的游行，并且在布兰德斯大学的全国罢工信息中心为反战激进分子连接电话线。而黑客布莱恩·哈维则热衷于组织示威游行，然后他会回到实验室告诉大家，抗议者们对AI实验室的印象有多差。
在反战会议中甚至有一些传言，认为科技广场实验室中的一些计算机正用于协助开展战争。哈维会尝试着告诉他们情况并非如此，但是激进分子不但不相信他，而且还愤怒地认为他在试图哄骗他们。
黑客们听到这种令人遗憾的误解时也只有摇头。这又一次证明了人们有多么不理解他们！但是，反战运动对AI实验室的一个指控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活动，甚至包括黑客道德的最为荒唐或最体现无政府主义的现象，都是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从不兼容分时系统到彼得·萨姆森的地铁研究，所有的一切都由美国国防部买单。
一般来说，AI实验室对这一指控的回复是，资助实验室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从未在黑客和计划者进行的计算机研究中要求任何人编写特定的军用程序。ARPA是由计算机科学家管理的，它的目标一直是促进纯理论研究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末，ARPA的基金由计划者罗伯特·泰勒负责，后来他承认从军方的“军事任务”项目中将资金拨给了能够促进纯计算机科学发展的项目。几乎没有黑客会认为ARPA的基金是“赃钱”。
其他所有人，甚至反对战争的人，几乎都承认，ARPA的资金是黑客生活方式的命脉。如果有人指出这一明显的事实，即美国国防部也许不会在人工智能和正在进行的系统工作中要求特定的军事应用，但是依然期望这个实验室的工作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军事应用（谁说所有这些在视觉和机器人技术方面“有趣的”工作最终不会导致破坏力更大的炸弹偷袭呢？），黑客们要么予以否认，（格林布莱特说：“我们的资金确实来自于国防部，但它不是军方。”）要么像马文·明斯基这样回复：“国防部资助的研究并不是非法的。这种研究显然要强于商务部或教育部资助的研究……因为这些部门会进行思想控制。我宁愿由军方来掌管研究……军方的人对于他们想要的毫不隐瞒，所以我们并没有什么难以言喻的压力。我们在做什么一目了然。ARPA的情况很特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国家需要的是擅长国防技术的人。万一我们要用到这种技术，我们能够立即提供出来。”
计划者认为他们在推动真正的科学发展。黑客们在免费信息流、分权以及计算机民主的基础上愉快地构建着他们的新时代哲学。但是，反军方的抗议者却认为这是一种假象，因为所有所谓的理想主义最终都会令美国国防部这个战争机器受益。反战的人民想要表达他们的不满，有一天，一个消息传到了AI实验室，即抗议者正在筹划一次游行，游行的终点将是科技广场大楼的9层。
AI实验室的实际管理者拉塞尔·诺夫斯科非常重视抗议者的威胁。他害怕狂暴的激进分子会真的谋划炸毁计算机。他认为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这个实验室。
有些措施非常神秘（可能涉及CIA之类的政府机构，CIA在科技广场大楼有一间办公室），即使战争过去了10年，诺夫斯科依然不肯透漏这些措施是什么。但其他措施则显而易见。他拆去了从9层的电梯大堂通往黑客们操作计算机的区域之间所有门上的玻璃，并安装了钢板来替代玻璃，然后又用木板盖住钢板，这样，这块区域看起来就像没有加固过一样，虽然实际上与之相反。门旁边的玻璃面板换成了半英寸厚的防弹树脂玻璃，这样在你打开门锁并移除门栓前能看清谁在请求进入。诺夫斯科还确保了各个大门都装了固定在墙上的重型铰链，这样，抗议者将无法拆掉整扇门，闯进来破坏计算机。
在示威游行的前几天，只有名字在核准名单上的人才能正式获准进入这个封锁的堡垒。游行当天，诺夫斯科甚至给不同的人派发了40台快速成像照相机，要求他们在示威游行者从受保护区域外面冒险行事时，拍下他们的照片。如果这些游行者采取暴力行为，那么至少他手里会留下肇事者的证据。
这些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抗议者（据诺夫斯科估计，约有20～30人）走进科技广场大楼，在实验室外面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就离开了，他们没有用大锤破坏PDP-6。但是黑客们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一定也觉得很遗憾。他们在实验室内营造出了无锁的民主体制，但却与外界完全脱节，从而不得不使用他们痛恨的门锁以及各种障碍来控制对这个理想环境的访问。虽然有些人会抱怨装了门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寻常像游击队员一样自由进出的爱好似乎并不适用。有些黑客害怕受到打击，他们甚至操纵了电梯系统，让电梯无法直接到达9层。尽管之前一些黑客曾宣称，“我绝对不会在装有门锁的地方工作”，但是在示威游行结束并撤销了受限名单后，门锁还是被保留了下来。通常，黑客不会把门锁看做是自己远离主流的符号标志。
一种非常坚决的唯我论在9楼盛行，甚至在黑客主义遭受到来自出版物和期刊的一些直接却显然不具有身体威胁的攻击时，唯我论依然站得住脚。但是，这些攻击中最为猛烈的言论却很难忽略，因为它来自MIT内部，计算机科学系（没错，MIT开始理解并创建了这个系）一位名叫约瑟夫·魏泽鲍姆的教授。魏泽鲍姆以前也是程序员，他很瘦，留着胡子，说话带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东欧口音，自1963年起便一直待在MIT，但却极少与黑客交流。他对AI最大的编程贡献是一个叫做ELIZA的程序，这个程序句与用户进行会话，计算机将扮演治疗师的角色。魏泽鲍姆意识到了计算机的力量，并注意到用户与ELIZA的交流有多么的深入，这令他不安。即使人们知道它“只是”一个计算机程序，但是他们依然会将个人最隐私的秘密告诉它。对魏泽鲍姆来说，这证明了计算机所具有的力量如何引导人们做出几乎成瘾的无理性行为，最后带来非人文化的后果。魏泽鲍姆认为黑客（或者叫做“患了强迫症的程序员”）是计算机非人文化的终极体现。他最后把这写到了《计算机力量与人类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11中，这段话非常有名，他是这么写的：
……聪明的年轻人，不修边幅，通常有着深陷而明亮的眼睛。你会看到他们坐在计算机控制台后，手臂僵硬，手指已调整好姿势，随时准备按在按钮和键上。他们的注意力似乎完全集中在控制台上，就像赌徒盯着滚动的骰子一样。在注意力不那么集中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坐在铺满了计算机打印资料的桌子旁边，仔细地研究这些资料。他们会持续工作20～30个小时，直到体力不支。他们的食物（如果他们准备了食物）是各种外卖（咖啡、可乐、三明治）。如果可能，他们会睡在简易床上，旁边堆着打印材料。他们皱巴巴的衣服、没洗的脸、没刮的胡子，还有乱蓬蓬的头发都证明了他们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任，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毫不在意。这些就是计算机懒汉，强迫症程序员……
后来，魏泽鲍姆说这个绘声绘色的描述来源于他自己作为黑客时的切身体会，而并不是基于对9楼文化的直接观察。但是，许多黑客则不这么认为。一些人觉得魏泽鲍姆写得就是他们自己，甚至他的描述暴露了他们的隐私。而另一些人则猜测格林布莱特被很不公平地挑选了出来；实际上，格林布莱特确实给魏泽鲍姆发送了几条信息，表达自己对这种长篇大论的反感情绪。
不过，魏泽鲍姆的文章或者其他任何攻击并没有让黑客们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反省并不是这个实验室的行事风格。黑客们通常不会深入研究彼此的心理性格。“我们有一系列共同的目标”汤姆·奈特后来解释道，“我们分享精神上的快乐，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分享共同的社会生活，但是我们也有分享的界限，别人不敢轻易跨越。”
正是这种难以言喻的界限让黑客大卫·塞维亚感到困惑。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了这个实验室，也确确实实在这里长大成人，除了创造出富有创意的黑客程序外，他还会花时间思考黑客和计算机之间的关系。对于所有的黑客如此迷恋PDP-6这种简单的东西并与其亲密地沟通，他开始觉得好奇。这种关系几乎是可怕的。大卫·塞维亚想知道，如果像PDP-6这样相对简单的机器能够如此拉近黑客们彼此之间的距离，那么又是什么让人们彼此联系的，人们是如何找到彼此的，人们为什么会相处融洽呢……这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让他开始思考，一方面人类是否就是更高级的计算机，而另一方面人类是否是上帝的精神影像。
他不一定会与他的导师分享这些思考，比如格林布莱特或高斯珀。“我不认为我们会与彼此进行那种温和的谈话，”他后来说，“这不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我们注重的是纯粹的智能。”甚至对于高斯珀来说也是如此：塞维亚跟着他实习，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好。他后来认为，这是一种“黑客关系”，他们在分享计算机相关信息方面非常亲近，却不带有真实世界中丰富多彩的友谊关系。
“很多、很多、很多年过去了，我所做的只是钻研计算机，我并没有觉得孤单，也没觉得失去了什么。”塞维亚说道，“但是我想，随着我逐渐成长，逐渐成熟，逐渐改变，我在某些方面变得不那么古怪了，我开始需要从人们那里获得更多的信息。（由于没上过高中，）我错过了所有社交方面的活动，直接来到了这个几乎与外界格格不入的地方……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像机器人一样行走说话，并与其他一群机器人进行交流。”
在有些情况下，黑客无法进行深入的人际交流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对于那些最优秀的黑客来说，这间实验室可能是理想的工作场所，但是对某些人而言，这里的压力太大了。甚至房间内的布局都能加剧某种高度紧张的情绪，包括开放的终端、在实验室不断出现的令人敬畏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计算机程序员、寒冷的室温以及永不停歇的空调噪声。有一次，他们叫了一家调查公司对这种无处不在的过量噪声进行研究，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空调噪声之所以如此令人讨厌，是因为没有足够与之匹敌的其他噪声。于是，他们调整了机器，让它们持续地发出响亮的噪声。用格林布莱特的话来说，这种改变“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持续的机器噪声令他们在9层长时间地工作时相当头疼。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睡眠不足、忘记吃饭直至营养不良以及完成黑客工作的高度热情，因此，一些黑客做出出格的事情，其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格林布莱特最擅长于发现，按他的话来说，“各种损耗的典型综合病症”。“在某种程度上，我关注的是，我们不能让人们在实验室里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他有时会告诉实验室里的人回家待一阵子，放松放松。而其他事情则超出了他的管辖范围。一个晚上，一个黑客从哈佛桥上飞跃而下，掉入冰雪覆盖的查理士河，伤势严重。这并不是AI实验室的黑客唯一的一次自杀企图。
从这个证据本身来看，魏泽鲍姆的观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黑客的生活远远比这丰富。魏泽鲍姆并没有承认黑客的献身精神之美……或者黑客道德的理想主义之美。他看不到爱德·弗雷德金所看到的画面：斯图尔特·尼尔森用TECO编辑器编写代码，格林布莱特和高斯珀在旁观看，他们三个没有说一句话，而尼尔森却可以通过解码汇编语言的小把戏来令其他两个人开心，由于格林布莱特和高斯珀完全掌握了PDP-6“语言”，因此这种小把戏在他们看来与欢快而精辟的笑话具有同样的开心效果。每隔几行指令，就会出现一条幽默的妙语，这是一种令人赞叹的沟通方式……这个场景正是分享的写照，令弗雷德金终生难忘。
弗雷德金虽然勉强承认黑客之间的关系与众不同，但他后来说：“他们的生活就是计算机的未来……他们乐在其中。他们知道自己出类拔萃，与众不同。我认为他们互相欣赏对方。他们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知道其他人身上的优点。他们互相尊重。我不知道像（黑客文化）这样的东西是否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会说，他们彼此惺惺相惜。”
黑客们关注的是计算机的神奇力量，而不是人类情感，但是他们也会被其他人所感动。证明这一点最好的示例就是路易·莫顿（化名）的情况。莫顿是MIT的学生，有点保守，但却是一位出色的国际象棋高手。除了最后一个特点，格林布莱特最开始认为他是那种可能会随意走进实验室的不重要的人。
莫顿能下一手好棋，这令格林布莱特非常高兴，那时他正忙于建造一台可以运行其国际象棋程序增强版本的真实计算机。莫顿学过一点编程，并加入了格林布莱特的这个项目。后来，他在9层不常使用的PDP-7上开发出了自己的国际象棋程序。莫顿对国际象棋和计算机都很着迷，而发生在1966年感恩节假期的事情并没有任何的预兆，在科技广场大楼8层类似于剧场的AI小“娱乐室”中（西蒙·派珀特教授和他的团队在那里开发用于教学的LOGO计算机语言），他暂时变成了“植物人”。他表现出紧张症的典型症状，笔直地坐在那里，双手紧握成拳放在身侧。他不回答任何问题，甚至对除他以外的任何事物均不予理睬。大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们给MIT的医务室打电话，医务室让他们打给剑桥警方，警方则带走了可怜的莫顿。这次意外令黑客非常震惊，格林布莱特亦是如此。他放假回家探亲，回来后听说了这次事件。
莫顿不是这里最好的黑客。格林布莱特也不是一个亲密无间的朋友。不过，格林布莱特还是立即驾车赶往维斯伯乐州立医院，准备带回莫顿。开车的路程很长，而且这家医院让格林布莱特想起了源自中世纪的某种场所，那里更像是监狱，而不是医院。他下定决心，不将莫顿带出来绝不离开。在这个曲折的出院过程中，最后一步是让一位老态龙钟的医生签字。“这完全像是恐怖片（里的场景），”格林布莱特后来回忆道，“他看不清楚东西。旁边好像是护理人员的人会说‘签在这里。签在这里。’”
原来莫顿患有这种病症已经有好些年了。与大多数的紧张症患者不同，莫顿会在几天后有所好转，特别是在服药的情况下。通常，如果他在某个地方犯了紧张症，发现他的人会打电话给其他人将他带走，即使他又逐渐地苏醒过来，医生仍然会给出诊断，说他患有永久性紧张症。他会打电话给AI实验室并高喊“救救我”，实验室的人，通常是格林布莱特，则会去医院将他带走。
后来，有人在MIT的记录中发现了莫顿已故母亲的来信。信中说莫顿是一个奇怪的男孩，有时他会变得僵硬。在发生这种情况时，你需要做的只是问他：“莫顿，你想玩一盘国际象棋吗？”弗雷德金对莫顿也非常感兴趣，他尝试了这个建议。一天，莫顿坐在椅子边缘开始变得僵硬，完全呈现出雕塑的状态。弗雷德金问他是否愿意下盘国际象棋，莫顿则僵硬地迈步走向棋盘。弗雷德金一边下棋，一边自顾自地和莫顿闲聊着，但是突然莫顿停了下来。弗雷德金问道：“莫顿，你为什么不下棋了？”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莫顿缓缓地用喉音回答道：“将……军。”弗雷德金的上一步棋不小心使自己处于被将军的境地。
莫顿的病情可以通过某种药物缓解，但是他自己几乎从来不服用这种药物。格林布莱特请求他服药，但是他拒绝了。一次，格林布莱特找到弗雷德金，请他帮忙。弗雷德金跟着格林布莱特一起回到实验室，发现莫顿身体僵硬，毫无反应。
“莫顿，你为什么不吃药呢？”他问道。莫顿只是坐在那里，脸上挂着一丝笑容。“为什么不吃呢？”弗雷德金又重复了一遍。
突然，莫顿回过神来，开始猛击弗雷德金的下巴。这种行为是莫顿的一种粗野特征。但是，黑客们对此表现出了非凡的忍耐力，他们并没有将他当成失败者而予以排斥。弗雷德金认为莫顿的情况很好地说明了这个团队人性的一面，而魏泽鲍姆却依然将他们想成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而排斥他们。“他只是言语过于偏激了，”明斯基在后来谈到魏泽鲍姆时说，“这些（黑客）是世界上最敏感、最可敬的人。”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在共同实现黑客道德时，他们专心致志的外表下确实有着温暖的一面。为了表达对黑客技术的热爱，黑客牺牲了局外人所谓的基本情感行为。
最终离开了这个团体的大卫·塞维亚，多年后依然对这种美妙的牺牲心怀敬畏：“对于这些人来说，似乎必须非常才华横溢，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需要在社交方面有所障碍，这样，他们才能完全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当一名黑客，这是世界上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事。
……
在黑客道德在科技广场大楼的9层蓬勃发展之时，剑桥以外的计算机世界也并没有停下脚步。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黑客主义广泛传播，一部分原因是像PDP-10或XDS-940之类的交互式机器不断地涌现，一部分是因为友好的编程环境（比如黑客们在MIT开发的那个），另一部分原因则是MIT的老黑客会离开实验室，将他们的文化带到新的地方。但是这种发展的核心是：想要当黑客的人都能够找到用来研究黑客技术的计算机。
这些计算机不一定在MIT。黑客文化的中心正在美国各地的学院里扎根，从斯坦福大学到卡内基梅隆大学。随着这些中心发展到了临界状态（拥有足够的专业人员来研究大型系统并且他们会在晚去当地的中餐馆消遣），它们开始具备足够的诱惑力，吸引AI实验室的一些黑客离开科技广场大楼。具有强烈MIT风格的黑客主义可以通过这些黑客使者传播。
有时，黑客去的不是学院，而是公司。一位名叫迈克·罗维特的程序员在旧金山创办了一家名为Systems Concepts的尖端技术公司。他非常明智，邀请了电话和PDP-1黑客斯图尔特·尼尔森作为合作伙伴；TX-0音乐大师彼得·萨姆森后来也加入了这家高科技硬件设计制造公司。总之，这个小公司设法将科技广场大楼周边众多敬业而有才能的黑客拉到了旧金山。这可是不小的壮举，因为黑客通常都与加州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特别是要会开车以及在白天进行休闲娱乐活动。但是，尼尔森之前就已经汲取了教训——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弗雷德金反复地游说他，但他还是拒绝前往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在洛杉矶的新总部，直到有一天，他在反复强调了他的决心后，没穿外衣就冲出了科技广场大楼。那天正巧是剑桥那年冬天最冷的一天，他走到外面后，眼镜立马就因为温度的骤降而碎裂了。于是他直接走回弗雷德金的办公室，眉毛上还凝结着冰碴，说道：“我要去洛杉矶。”
在某些情况下，黑客会因为明斯基和爱德·弗雷德金称为“社会工程”的因素而加快离开的步伐。有时，计划者会发现某个黑客开始墨守成规了，可能在某些系统问题上卡住了，或者对一些课外活动着迷了，比如研究各种门锁或电话系统，于是计划者会认为他的工作不再“有趣”了。后来，弗雷德金回忆说，黑客们可能会进入一种状态，他们“就像拖着东西无法前进的船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需要走出实验室，而实验室也希望他们走出去。于是，他们会收到一些出人意料的邀请，或者被安排进行一些访问，通常是很远的某个地方。这些人开始走向外界，去公司或者其他的实验室。这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我的安排。”
明斯基会说“弗雷德金很勇敢”，对其行为的秘密性表示认可，即使不了解黑客团体，这也是必须要去做的，他们不能忍受支配人们去向的组织结构。
虽然目的地可能是工业（除了Systems Concepts，弗雷德金创办的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公司也雇佣了很多MIT的黑客），但黑客们通常选择其他的计算机中心。在这些中心中，最为合适的是斯坦福大学的AI实验室（SAIL），它是约翰·麦卡锡大叔于1962年离开MIT时创办的。
SAIL在很多方面都是MIT运转方式的镜像，唯一改变的地方只是时不时从太平洋飘到半岛上的加州大雾。但是加州的这种失真镜像非常重要，它证明了即使是与MIT黑客社区最为接近的地方也只是近似于理想场所。MIT温室风格的黑客主义注定要传播出去，但是在暴露在诸如加州阳光的环境下时，黑客主义的味道会减弱一些。
不同之处开始于背景环境，SAIL位于一个由混凝土玻璃和红木搭建的半圆形前会议中心，地处可以俯瞰斯坦福大学校园的群山中。在这座建筑物内部，黑客们可以坐在分布在各个办公室的64台终端前工作。这里不会出现科技广场大楼的幽闭恐惧症。这里既没有电梯，也没有震耳欲聋的空调噪声。这种轻松的氛围意味着SAIL并没有沿袭MIT的泼辣作风，比如TMRC活动室中的高声辩论、研究生与黑客间的信仰之争。科技广场大楼弥漫着枪战太空科幻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战争形象，而斯坦福大学的形象则不同，它有着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在中土世界（《指环王》）三部曲中所描述的精灵、霍比特人和巫师具备的文雅知识。AI实验室中的房间是以中土世界中的地点来命名的，SAIL打印机被配置成可以处理三种不同Elven类型的字体。
在经过MIT的《太空大战》鼎盛时期后，斯坦福大学实验室最终开发出来的著名计算机游戏类型体现了其与加州的不同之处。一天，斯坦福大学一个名叫唐纳德·伍兹的黑客在一台施乐研究计算机上发现了一种游戏类型，游戏中的洞穴探查者可以在地牢里寻找宝藏。伍德联系了开发该游戏的程序员威尔·克劳舍，与他谈起这个游戏，并决定将克劳舍的游戏扩展为一个全方位的冒险游戏《冒险》，游戏者可以在计算机上扮演旅游者，在托尔金式的场景中击退敌人，通过巧妙的技巧越过障碍并最终获得宝藏。游戏者向程序发出由两个单词（动词加名词）组成的指令，不同的命令会有不同的回应，这一切都基于伍兹根据想象在计算机里搭建的世界。例如，游戏一开始，计算机会描绘出你的初始地点：
YOU ARE STANDING AT THE END OF A ROAD BEFORE A SMALL BRICK BUILDING. AROUND
YOU IS A FOREST. A SMALL STREAM FLOWS OUT OF THE BUILDING AND DOWN A GULLY.
（你正站在路的尽头，面前是一个小砖房。你的周围是一片森林。一条小溪流出小砖房，流向溪谷。）
如果输入GO SOUTH（向南），计算机会显示：
YOU ARE IN A VALLEY IN THE FOREST BESIDE A STREAM TUMBLING ALONG A ROCKY BED.
（你正处于森林中的溪谷里，旁边的溪流沿着岩石河床流淌。）
在这之后，必须想出各种技巧以便生存。比如，如果遇到蛇，只能释放从路边捡起的小鸟来打败它。小鸟会攻击蛇，这样就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了。冒险游戏里的每个“地方”都像是计算机的一个子例程，代表你必须解决的逻辑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冒险游戏本身与计算机编程很相似——在冒险世界里探索的未知领域类似于在研究汇编代码时对计算机奥秘的探索。在这两种活动中，试图记住你在哪里都是件让人头疼的事。事实证明，冒险游戏就像编程一样令人上瘾——在一个周五，伍德将这个程序放入了SAIL的PDP-10中，几个黑客（现实世界的“旅游者”）用了整个周末的时间通关。当然，就像任何好的系统或程序一样，《冒险》永远也不会完结——伍德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在改进、调试，并添加更多的谜题和功能。与每一个重要的程序一样，这个冒险游戏也体现出了作者的个性及其生活的环境。比如，伍德在游戏中展现了在雾气的笼罩下被顽固巨妖保护的收费桥，这一景象源自于一天夜里的休息间隙，那晚，伍德和其他几个黑客决定去雾气缭绕的迪亚巴罗山（Mount Diablo）看日出，他们要开很长时间的车。他们没能及时赶上日出，但伍德记住了那里迷蒙曙光的样子，并在那天早餐的时候构思出了这幅画面，将其写入游戏场景。
在斯坦福大学，那些最出众的人既有可能是教授，也有可能是系统黑客（在斯坦福教授中，有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唐纳德·高德纳，他著有多卷经典著作《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引进并出版。在斯坦福大学，在《冒险》热潮来临之前，《太空大战》这一休闲乐趣被磨炼到了高级艺术境界（斯拉格·拉塞尔追随着麦卡锡离开了，但是年轻的黑客们却开发出了五人游戏的版本并添加了重生选择功能，他们会举办通宵比赛）。在斯坦福大学，黑客们真的会离开他们的终端，进行日常的排球比赛。在斯坦福大学，黑客们筹集资金成功地为实验室添加了一种MIT无法想象的设施：桑拿浴室。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可以支持视频图像，用户可以从计算机程序转换到电视程序。
这不是说，SAIL的黑客没有MIT的黑客专注。在一篇总结斯坦福实验室历史的文章中，布鲁斯·布坎南教授称这种现象为“年轻的黑客们把黑客活动看成他们的‘初恋’，这营造出了一个奇怪的社会环境”12，并且事实上，加州黑客的投入程度丝毫不亚于科技广场大楼的黑客。比如，SAIL的黑客们不久之后就发现，实验室低垂的人工吊顶和房顶之间的狭窄空间可以成为很适宜睡觉的小屋，于是几个黑客真的在这里住了好几年。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个系统黑客将他无法开动的车停在了大厦外部的场地并在车里生活——每周他会骑着自行车去帕罗奥图购买生活用品。另一个可以购买食物的地方是跃马酒店（Prancing Pony），是以中土世界的一家酒馆命名的，它是SAIL的食品售卖机，里面装满了健康食品以及当地中餐馆中的锅贴。每个黑客都有一个跃马酒店的账户，由计算机负责维护。在购买了食物后，你可以选择食品价格“加倍或免费”，选择结果依赖于你在进行这个赌注时毫秒是奇数还是偶数。有了这些日常供给，SAIL甚至比MIT更适合进行24小时无休息的黑客研究。实验室里有应用程序人员和系统人员。它对外界开放，外人可以坐下来开始编写黑客程序，如果他们表现出了成功的潜质，约翰·麦卡锡大叔也许还会雇用他们。
SAIL的黑客们同样遵循着黑客道德。进入SAIL机器上类似于ITS的分时系统并不需要输入密码，但是，在约翰·麦卡锡的坚持下，用户可以选择将他的文件设置为私有。SAIL的黑客们编写了一个程序，用来识别出这些人，然后将他们的文件解锁，并且带着特别的兴趣阅读这些文件。“任何要求隐私的人都一定在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SAIL的黑客唐纳德·伍德这样解释道。
同样，在进行重要的计算机工作时，SAIL一点也不逊色于MIT。与身处MIT的AI实验室的同仁一样，SAIL的黑客们也是机器人爱好者，这点从SAIL外部的指示牌就可以看出：“请小心机器人车辆”。约翰·麦卡锡的梦想是，机器人可以运用自己身体和思维上的力量，自行离开时髦的AI实验室并行走三英里到达校园。有一次，可能是疏忽所致，一个机器人松脱了，它歪歪斜斜地冲下了山，幸运的是，开车前往实验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发现了它并把它救了回来。在SAIL中工作的有各种黑客和学者，他们分别擅长重要的规划领域，比如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研究。其中一些黑客积极地参与了一个计算机音乐项目，这个项目在该领域是前所未有的。
在ARPA将计算机系统通过通信网络连接到一起后，斯坦福大学实验室及其他的实验室，无论是在诸如卡内基梅隆之类的大学里或斯坦福研究学院之类的研究中心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黑客道德对这个“ARPAnet”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个网络的价值观是系统应该是分权的，并且应该鼓励深入研究和促进信息的免费流动。在ARPAnet任意一个“节点”上的计算机中，你都可以像坐在远程计算机系统终端后面一样进行工作。全美各地的黑客都可以使用科技广场大楼的ITS系统，于是，该系统中隐含的黑客价值观被广泛传播。人们会向彼此发送大量的电子邮件，相互交流技术奥秘，进行项目合作，打冒险游戏，与从未谋面的人建立亲密的黑客友谊，并且与之前工作过的地方的朋友们保持联系。这种联系有助于普及黑客主义，因此，你会发现犹他州的黑客说着在TMRC旁的Tool Room中产生的特有术语。
然而，尽管黑客道德的信奉者以真实的数字与日俱增，MIT的黑客还是注意到，在剑桥以外，这种准则不尽相同。格林布莱特、高斯珀和尼尔森的黑客主义被过多地引导到创建一个乌托邦的方向，相比之下，即使是非常相近的黑客道德分支也会以各种方式失去其原有的意义。
“你怎么会去加州，远离这里有趣的工作呢？”人们会这么问那些来到斯坦福大学的人。一些人的离开是因为他们厌倦了9楼里成王败寇的两级划分，但他们依然会承认，加州没有MIT狂热。汤姆·奈特曾在斯坦福大学工作过一阵子，他常说，在斯坦福大学你无法真正地做好工作。
大卫·塞维亚也去了斯坦福大学，并得出结论：“斯坦福大学的人在思维上是失败者。他们在某些方面并没有那么严谨，并且可以说他们更喜欢作乐。有一个家伙正在造一辆赛车，而另一个人则在地下室建造飞机……”塞维亚自己在斯坦福做硬件，他做出了一个音频交换机，允许人们在自己的终端上收听从广播电台到SAIL有线广播16个频道的节目。当然，所有的频道选择都存储在SAIL的PDP-6中。塞维亚认为，接触加州风格的黑客技术能够帮助他放松，从9楼封闭的社会中出来喘口气。塞维亚和其他MIT黑客的背叛并没有削弱实验室的实力。新的黑客加入进来，取代了他们的位置。格林布莱特和高斯珀依然在那里，奈特和其他一些权威黑客也留了下来。但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初始热情以及在配置新软件系统之后人们所产生的乐观情结似乎已经消磨殆尽了。一些科学家抱怨，早期AI策划者的豪言壮语并没有实现。在黑客社区中，前10年所建立起来的充满激情的爱好和千奇百怪的模式似乎已经根深蒂固。它们也一样会僵化吗？作为黑客，随着年龄的增长，依然能够30小时不间断地进行研究吗？“我真的很自豪，”高斯珀后来说道，“能够不间断地工作并且不会真正在意现在是白天或夜晚的什么时候。一觉睡醒，发现暮色迷茫，而我却完全不知道这是黎明还是黄昏。”但是，他知道这种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当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若没有诸如高斯珀或格林布莱特之类能够持续工作30个小时的人，黑客的梦想还能走多远？黄金时代行将落幕，是否真的意味着什么？
……
比尔·高斯珀是在1970年开始研究《LIFE》的。《LIFE》是另一种系统，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中的行为“非常丰富，但是又没有复杂到不可理解”。它让比尔·高斯珀痴迷了许多年。
《LIFE》是由杰出的英国数学家约翰·康威开发的一款游戏，也是计算机模拟程序。马丁·加德纳最早于《科学美国人》1970年10月号的“数学游戏”专栏中对其进行了描述13。这个游戏以类似棋盘的场景为背景，上面放置着多个标志，每个标志代表一个“细胞”。游戏中每走一步细胞的图案都会发生变化，其依据是几条简单的规则——根据细胞周围有多少个相邻的细胞来决定细胞死亡、产生或继续生存到下一代。规则是这样的：独立的细胞因为孤独而死去，拥挤的细胞因为细胞过剩而死去，适宜的条件会产生新的细胞并能让老细胞生存下去。加德纳在专栏中谈及了这个简单游戏可能的复杂性，并且假设了一些康威或其合作者尚未实现的奇怪结果。
一天，高斯珀走进实验室第一次看到了这个游戏，他发现两个黑客正在PDP-6上用它来消磨时间。他看了一会儿，第一反应是将它作为没趣的程序而不予考虑。然后，他看到了细胞图案的形成。高斯珀一直很欣赏人类眼球的特定视觉带宽解析图案的方式，他经常会使用怪异的算法基于数学计算生成并显示图形。纸上的随机数字能够在计算机屏幕上活灵活现。你能够识别出固定的顺序，如果将算法多做几次迭代或者改变x和y模式，这个顺序会以有趣的方式变化。高斯珀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LIFE》代表了这些可能性，甚至更多。他开始与几个AI人员一起工作，非常认真地研究《LIFE》。他在后来的18个月中几乎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
这个小组的第一次努力是试图找到《LIFE》世界中的结构，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一直没有人发现。通常来说，无论开始的图案是怎样的，在几代之后，这个图案都会逐渐消失直至没有细胞存在或者转换为大量标准图案之一，这些标准图案都是以细胞集合形成的形状命名的，包括蜂巢、蜂场（四个蜂巢）、太空飞船、火药桶、灯塔、拉丁十字架、蟾蜍和风车等。有时，在经过许多代之后，图案会交互变化，由此及彼快速转换：这称做振荡器、信号灯或脉冲星。而高斯珀和黑客们找寻的是名为滑翔机枪的图案。滑翔机是可以在屏幕上移动的图案，并会定期恢复为同一个尖角形状。如果你曾经创造过《LIFE》图案，能够在改变形状时真正地喷出滑翔机，那么你就获得了一个滑翔机枪，《LIFE》的发明者约翰·康威愿意为第一个创造出滑翔机枪的人支付50美金。
于是黑客们会整夜整夜地坐在PDP-6高质量的“340”显示屏（DEC制造的高速专用监视器）前，尝试不同的图案，看它们会产生些什么。他们会将在这个人造世界里创造的每一个“发现”记录在黑色的大素描本上，高斯珀称其为《LIFE》剪贴簿。在图案随着细胞不断地繁殖而转换时，他们会盯着屏幕观看。有时，图案看起来会像拍打着自己尾巴的虫子，并且虫子会突然反转，就好像它自己和镜子中的影像相互交替一样。有时，屏幕会最终暗下来，因为细胞因过度繁殖而变得孤立，从而导致死亡。屏幕变空白时图案可能会终止。而其他时候，当形成标准图案的一个稳定“静止状态”时，细胞会停止发展。还有的情况是细胞看起来似乎已逐渐静止，但由垂死的“细胞殖民地”抛出的一个小细胞可以将其变成其他的图案，并且这个新细胞会让图案爆炸式地活跃起来。“细胞会活动起来，随机形成难以置信的图案”高斯珀后来回忆起头几个星期中那些精彩画面，“我们无法不去观察它。我们就坐在那里，好奇它是不是会永远地继续下去。”
他们在玩这个游戏时，似乎将周围的世界与《LIFE》模拟程序中的图案关联了起来。他们常常会随意输入一些图案，比如衣服面料上的编织图案，或者他们中的谁在图片或书上看到的图案。通常来说，这些图案能做的事情并不怎么有趣。但是，有时他们会发现大型《LIFE》图案中的一小部分有不寻常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尝试隔离那个部分，他们在发现了可以称作“班车”（the shuttle）的图案时就是这么做的，“班车”会在屏幕上移动一段距离，然后反转自己。它在行驶过程中会留下一些细胞，黑客们将这些细胞称为“水滴”。水滴是“毒药”，因为他们的存在会给稳定的《LIFE》细胞带来严重的破坏。
高斯珀想知道如果两辆班车相互碰撞会发生什么情况，并推断会有200～300种可能性。他尝试了每种可能的情况，并最终发现了确实能够喷射出滑翔机的图案。它会跳着吉特巴舞在屏幕上移动，喷出启明星图案的飞镖。这是非常华丽的景象。难怪这个程序叫做《LIFE》（生活）呢——它创造出了生命本身。对于高斯珀来说，康威的模拟程序是基因创造的一种形式，与在真实世界里创造新生命的方式相比，它既没有讨厌的分泌物，也没有复杂的情感。恭喜——你创造出了滑翔机枪！
第二天一大早，高斯珀赶紧打印出了生成滑翔机枪的图案坐标，然后飞快地跑到西联网点给马丁·加德纳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这个消息。黑客们得到了那50美元的奖金。
9楼对《LIFE》的狂热并未因此而结束。每个晚上，高斯珀和他的朋友们都会霸占着340显示屏，运行各种《LIFE》图案，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娱乐、钻研以及对其他生命存在的探索。而一些黑客则没有这么迷恋《LIFE》，尤其是格林布莱特。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格林布莱特在实验室里更承担了领导者的角色。他似乎更关心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在成为ITS系统实际的负责人后，他开始积极尝试能够使梦想成为现实的机器。他在自己的“国际象棋机器”中已经做出了初步的尝试，它的反应速度是大多数计算机无法企及的。此外，他还尝试着确保实验室自身可以顺利运转，这样，黑客技术便可以不断地发展并且乐趣无穷。
他并没有被《LIFE》迷住。对于高斯珀和其他人花费“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在控制台前盯着浆糊似的《LIFE》图案”并且霸占着唯一一台340终端，他非常不高兴。最糟糕的是，他认为他们使用的程序“很显然未经优化”。《LIFE》黑客对此完全认同，但是《LIFE》对他们来说是极少数的例外，他们愿意忍受它某些方面的低效率。
他们对《LIFE》不断演变的显示非常兴奋，甚至不愿意停下来花费几天的时间来编写更好的程序。格林布莱特则发出了抗议（他后来承认“机器的温度过高了”），并且直到一个《LIFE》黑客编写了更快的程序才停止，这个程序增加了允许玩家前进和后退几代的功能，并能够聚焦在屏幕的不同部分，还能实现所有其他功能来增强图案探索。
格林布莱特绝对不会明白这种想法。但是对高斯珀来说，《LIFE》比一般的黑客程序意义更为重大。他将《LIFE》看成一种途径，“可以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对科学进行基本的研究，并且在这个世界中，不会像在真实世界中一样早有一些聪明的家伙在二三百年前就已经发现了所有的科学真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是数学家，那么你的生活故事可能是这样的：每当发现极好的事物，你会发现高斯或牛顿在其各自的领域中早已破解。而在《LIFE》中，你是第一个发现者，并且这里总是有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你可以实现一切，无论是递归函数理论还是畜牧业。还有很多人与你分享这些经验体会。你会感觉得到你和这种环境的连接，你会明白计算机的边界在哪里，计算机在哪里停止发挥作用，而生活环境又在哪里开始影响你”。
显而易见，高斯珀以近乎宗教信仰的虔诚研究《LIFE》。对他来说，这个模拟程序里暗含的隐喻（细胞数量、繁殖、出生、死亡、存活）逐渐变得真实起来。他开始想知道，如果将一台巨型超级计算机专门用于运行《LIFE》，结果会怎样……在他的想象中，《LIFE》中的图案最后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其中最为持久的应该可以历经艰难险阻存活下来，但高斯珀从数学家的角度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决定生存的并不是随机性，而是计算机领域中的某种达尔文进化论。在这个游戏中，与衰退和孤立作斗争，存活者将是“事物的最大化持久状态”。高斯珀认为，这些《LIFE》形式应该可以设法生存下去——它们确实可以进化成智能的实体。
“就像岩石经过几十亿年会磨损，而DNA依然存在一样。”他后来解释道，“这种智能行为也仅仅是类似于DNA的组织现象的一种，这会设法增加某些实体存活的可能性。因此，人们如果不是上帝论者，往往会怀疑，非常大型的《LIFE》构造能否表现出智能（特性）。推测这些事物能够知道什么或者发现什么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也许对于我们自己的存在也具有启迪性。”
爱德·弗雷德金的理论进一步促进了高斯珀的思考，该理论表明我们不可能分辨出这个世界是否不属于计算机模拟程序，也许它是由另一个维度上的某个黑客运行的。高斯珀开始推测，在他想象的终极《LIFE》机器里，经过数十亿次繁殖而形成的智能实体可能也包含在同样的推断中。根据我们所理解的物理学，要创造出完全可靠的计算机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那个高超的《LIFE》机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缺陷，那么模拟程序中的智能实体会突然对其自身的存在有了判断意识。它们会通过一条线索，知道它们真实的实现方式。弗雷德金推测，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实体可能会准确地得出结论，他们是巨型模拟程序的一部分并且可能想通过将自己排列成可识别的图案来向它们的实现者祈祷，并通过可读代码要求实现者提供线索，告诉它们自己像什么。高斯珀回忆道：“我很难接受这种概念，并且很多天都完全无法理解它。”
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它。
也许这种观点并不奇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遥远的推测已经成为现实。黑客如果不是信息的主宰者，利用PDP-6以大规模的复杂图案转换少量的知识，那还能是什么呢？还有什么比这种力量更能让他们满足呢？如果承认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那么我们会发现黑客并没有把这种力量传播到实验室之外的广阔世界。他们把这种力量保留给了自己，保留给了遵守黑客道德的小圈子，而从不试图扩大自己的圈子去吸引那些像他们一样有好奇心、有天赋并且有愿意亲自动手尝试的人。
在自己沉浸在《LIFE》之中后不久，高斯珀大致了解到了黑客们所画出的小圈子的限制。这发生在1972年阿波罗17号登月旅行之日，它将夜晚照耀得犹如白昼。高斯珀是驶往加勒比海的一次特殊航行中的乘客，这是一艘专门用来观看阿波罗发射的“科学游轮”，船上挤满了科幻小说作家、未来学者、带着各种臂章的科学家、文化评论员以及，用高斯珀的话来说，“一大群令人难以置信的完全没有头脑的游轮游客”。
高斯珀作为马文·明斯基团队的一份子来到了游轮上。他与诺曼·梅勒、凯瑟琳·安·波特、阿萨克·阿西莫夫和卡尔·萨根这些人进行了讨论，萨根的乒乓球球技令高斯珀印象深刻。为了进行真正的乒乓球对抗，高斯珀与印度尼西亚的船员们偷偷地进行了几场被禁止的比赛，他们是目前为止船上乒乓球打得最好的人。
阿波罗17号是在夜晚发射的第一艘载人太空飞船，游轮停在了距离肯尼迪角三英里远的地方，这里是绝佳的发射观赏地点。高斯珀已经听过了所有不赞同麻烦地跑过来观看发射的争论——为什么不在电视上看呢？因为现在离实际的发射台还是有几英里远。但是，当他真的看到这个家伙腾空而起的时候，就非常庆幸这段距离了。夜晚被照耀得分外明亮，他能感觉到能量冲击波近在咫尺。他的衬衫紧紧地贴在胸口，口袋里的零钱叮当作响，PA系统的扬声器从观景台的托架上掉落，悬吊在电源线上摇摇晃晃。阿波罗17号，这艘如果没有计算机就不可能如此真实地发射的火箭直冲云霄，快速地飞向浩瀚宇宙，就像燃烧的复仇者一样，那是《太空大战》的梦魇。游轮游客被这种力量和壮观景象惊呆了。印度尼西亚的船员们更是激动无比。后来高斯珀回忆，这些船员惊慌失措地跑来跑去，将他们的乒乓球用具扔入水中，“就像是某种祭品一样”。
火箭发射的景象给高斯珀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那晚之前，高斯珀非常轻视美国宇航局处理问题时采用的人浪战术。他一直坚定不移地捍卫AI实验室在编程方面，甚至整体计算风格方面更为个人主义的黑客形式。但是现在，他看到了现实世界在下定决心之后能够创造出怎样令人赞叹的奇迹。美国宇航局并没有遵循黑客道德，但是却实现了实验室倾其所有也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高斯珀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讲，9楼的黑客们在欺骗自己，使用能力有限（与未来的计算机相比）的机器工作，但却依然尝试着实现全部的事情，让自己在这间实验室里改变整个世界。而计算领域的现状还不足以开发出有能力改变整个世界的机器（肯定不能实现美国宇航局所做的让你心跳加速的事情），黑客们所做的所有紧张的工作只是制造用来制造工具的工具。这让人有点尴尬。
高斯珀的发现让他相信，黑客可以改变一些事情：就是制造更大型、更强大的计算机，而且不用节约成本。但是存在的问题甚至比这更为棘手。尽管黑客对计算机编程的精通已经使这项技术成为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神奇的艺术，尽管AI实验室的文化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有些东西是他们从根本上欠缺的。
那就是整个世界。
尽管黑客们很努力地试图在9楼创建自己的世界，但这始终无法实现。关键人员的离开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科技广场大楼经历了资金方面严酷的现实：根据美国国会最新通过的严格的《曼斯菲尔德修正案》，ARPA不得不为许多计算机项目找出具体的理由。原来支持基础研究无限制的基金逐渐枯竭，ARPA正在推动一些小项目，比如语音识别（该项目会直接提高政府大规模监控国内外电话对话的能力）。明斯基认为这项政策非常失败并且尽力让AI实验室不受其干扰。但是，实验室不再有足够的资金去雇用那些在黑客技术方面显示出卓越才能的人。慢慢地，MIT本身开始更习惯于为学生讲授传统的计算机课程，学院对计算机课程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重心。AI实验室开始寻找教师和研究人员，而黑客很少会对教授课程感兴趣，因为它带来的是官僚主义、社交需求和实际上机时间的减少。
格林布莱特依然在进行研究，奈特也是，而几个新来的黑客也正在证明自己在系统工作方面的才华……但是其他人相继离开了，或者消失了。现在，比尔·高斯珀去了西部。他依然拿着AI实验室的工资，并通过ARPAnet使用9楼的PDP-6进行研究，但是他搬到了加州，在斯坦福大学跟着唐纳德·高德纳教授学习计算机编程的艺术。他成为了帕罗奥图当地最好的中餐厅“路易”的常客，但是，他无法参加科技广场大楼的活动。他经常出现在计算机终端前，却不再是真实环境中的关注中心，他会蜷缩在椅子里，在340终端疯狂地解析《LIFE》的新模式时，自言自语：“看看这个。”他在加州生活了下来，并且买了一辆车。
所有这些变化使一些黑客感觉到一个时代即将结束。“（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的态度是‘这里有几台新机器，让我们看看它们能做些什么。’”黑客迈克·比勒后来回忆道，“于是我们做出了机械手臂，我们解析语言，我们实现了《太空大战》游戏……现在，我们不得不根据国家的目标为自己所做的事情给出合理的解释。（人们指出）我们做的一些事情纯粹出于好奇，而与生活无关……我们意识到，我们之前的环境就是乌托邦，所有这些文化都令人沉醉。我们有些与世隔绝，缺乏宣传，也就是理念的传播。我担心这些东西终将会消失不见。”
它们不会消失不见的。因为我们迎来了第二波黑客热潮，这类黑客不但遵循黑客道德，还看到了尽可能广泛地传播这种原则的需要。实现传播的自然方式就是借助计算机的力量，而现在就是行动的时机。用于传播的计算机必须小而便宜，令DEC的小型计算机看起来像IBM的巨型计算机。但是，大量的强大且小型的计算机能够真正地改变世界。还有一些人也看到了这些前景，他们并不像高斯珀或格林布莱特：他们是不同类型的黑客，第二代黑客，他们对计算机的传播更感兴趣，而不是研究神秘的AI应用。第二代黑客是硬件黑客，他们在加州实现的魔术将会建立在由MIT黑客们建立起来的文化基础之上，并通过这片土地传播黑客的梦想。